“哦，理查二世。”
“是的。”
“你对社会阶层感兴趣吗？”
年轻人忽然咧开一道与学生身份很不相符的笑容。“不。我很喜欢住在英格兰。”
“你不作研究就很难留在英格兰吗？”
“不太容易。我必须找到一个借口。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回去继承家里的祖业。我们卖家具。批发家具。邮购的那种。按目录订货。请不要误会，格兰特先生：确实是很好的家具。结实，耐用。只是我对家具很不感兴趣。”
“眼下又没有极地科考队，于是大英博物馆就成了你能想到的最佳藏身之处。”
“是呵。那里很暖和。我也真的喜欢历史。这是我在大学的专业。然后——好吧，格兰特先生，如果您确实想知道的话——我就跟着阿特兰塔·谢戈尔德来到了英格兰。她是玛尔塔，哦不，哈拉德小姐剧中的那个金发哑女。我的意思是她扮演哑女。阿特兰塔，她可一点也不哑。”
“不，当然不哑。事实上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
“您见过她？”
“我不认为在全伦敦还会有人不曾见过她。”
“毫无疑问。一场又一场，这么多场，不是吗？我们，阿特兰塔和我原本以为只会上演几个星期，所以我们互相道了别，说：下个月见。结果发现在英格兰的演出似乎是无止境的，于是我必须找个借口来英格兰。”
“阿特兰塔本身还不足以成为借口吗？”
“在我父亲看来不行！家里人都瞧不起阿特兰塔，我父亲尤其厉害。每当迫不得已必须要提起阿特兰塔时，他总是称呼她为‘你的那个戏子情人’。您得知道，我父亲是卡拉丁三世，而阿特兰塔的父亲才是谢戈尔德一世。她家不过是在中央大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卖小螺丝钉那样的人物，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当然了，在美国，阿特兰塔没有多少前途。我是指就舞台表演来说。在这里，这是她第一次大获成功。这也是她不愿意解除合同回美国的原因。事实上，想要让她回美国可得大费周折。她说我们家永远不会看得上她。”
“所以你来做研究工作。”
“我必须想出一种一定要在伦敦完成的工作。上大学时我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所以大英博物馆恐怕就成了你们所说的‘适合我的那杯茶’。我自得其乐，也可以让我父亲看到我确实在做事。两边都不耽误。”
“不错，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借口。顺便问一句，为什么选择农民起义？”
“哦，那个年代很有意思，而且我想我父亲会喜欢。”
“这么说他喜欢社会变革？”
“不。但他痛恨国王。”
“尽管名叫卡拉丁三世？”
“是呵，这很荒唐，不是吗？如果有人说在他的某个保险箱里藏着顶王冠，我会相信的。我还敢打赌他会不时地将那个小包裹拿出来，偷偷来到中央车站、在男洗手间里试戴。真抱歉，格兰特先生，可能让您听烦了，我在不停地絮叨自己的事。这不是我来的目的。我来这里是为了……”
“无论来这里是为做什么，你都是从天而降的惊喜。慢慢来，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我从来都不赶时间。”年轻人说着把腿放平。就在他将长腿伸直时，一只脚碰到了床边的小桌，原本就勉强立在桌上的理查三世画像应声落地。
“啊，我真笨！真是太不小心了。事实是我还没有习惯自己腿的长度。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小伙子到二十二岁就应该适应自己的发育状况了，不是吗？”他捡起画像，用袖口小心拂去尘土，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理查三世。英格兰国王。”他大声诵读道。
“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画像上有字的人。”格兰特说。
“如果不特别留意，你很难发现它。我想。您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有国王画像招贴画的人。”
“他不太上相，是吗？”
“我不知道。”男孩语速迟缓地说，“就长相来说，这不算是一张‘坏人脸’。我在大学里有个教授和他长得一样。那个教授靠胃药和牛奶维生，所以脸上总有点出了黄疸似的样子，但他是你能想象出的最和蔼的人。您是需要关于理查的资料吗？”
“是的。不需要什么太生僻或者艰深的东西，我只想了解当时的一些典据实录。”
“哦，这应该不难。那个年代距离我的年代并不遥远。我是说我正在研究的年代。事实上，如今关于理查二世的权威古特贝·奥利芬特爵士是把这两个时代贯穿在一起研究的。您读过奥利芬特爵士的著作吗？”格兰特告诉他自己只读过学校教科书和托马斯·摩尔爵士的著作。
“摩尔爵士？亨利八世的大法官？”
“没错。”
“我觉得那本书有点像一份特殊的起诉书。”
“在我看来更像政党宣传小册子。”格兰特说，第一次明白摩尔的书留给自己的究竟是什么感觉。它不像是一份政治家的陈述，而是政党的新闻发言稿。
不。读起来更像专栏作家的文字，那种在楼下用人房里打听消息的专栏作家。
“你对理查三世了解多少？”
“我只知道他杀死了他的侄子，情愿用他的王国换一匹马。再就是他有两个助手，一个叫猫，一个叫鼠。”
“什么？”
“您应该听说过的：‘猫，鼠，亲爱的狗；统治英格兰，全得靠猪头。’”
“哦，当然。我一时忘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不。我没有概念。我不太了解那个年代。您为什么对理查三世感兴趣？”
“鉴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无法进行任何物质运动层面上的调查，玛尔塔便建议我进行一些学术层面上的研究。又因为我对人们的脸感兴趣，她给我拿来了各种嫌疑人的画像。我的意思是，各种她所提议调查的疑案中的嫌疑人的画像。理查来到这里多少有些凑巧，但结果证明他是那一堆画像中最大的谜案。”
“是吗？怎么说？”
“他是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一起罪行的谋划者，同时他又长着一张最正直的法官或是行政长官的面孔。不仅如此，人人都说他是个想法变态、养尊处优的畜生。顺便提一句，他确实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行政长官。他曾经负责治理北英格兰而且成效卓著。他是一名出色的谋士，也是一个优秀的战士。私生活方面无懈可击。他的哥哥——或许你知道——“高个子”查理二世，我们的皇室制造出的最会玩女人的家伙。”
“爱德华四世。是的，我知道。仪表堂堂、六英尺高的大块头。也许就是这种反差让理查怨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很乐于干掉他兄弟遗留的血脉。”
这是一件格兰特没有想到过的事。
“你是说理查心里暗藏着对哥哥的仇恨？”
“是暗藏着的吗？”
“即便是对理查抨击最猛烈的人也承认他对爱德华忠心不二。从理查十二岁还是十三岁开始，他们就形影不离。另一个兄弟倒是对谁都不在乎。那个乔治。”
“谁是乔治？”
“克拉伦斯公爵。”
“哦，是他！甜酒桶克拉伦斯。”
“就是他。所以说称得上兄弟的只有两个人，我指的是爱德华和理查。他们相差十岁。正好足够培养英雄崇拜。”
“如果我是个驼背，”小卡拉丁沉吟着，“如果有这么个兄弟、他夺取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享有的一切荣耀、女人和地位，我一定会恨他。”
“有可能。”格兰特略顿了一顿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这有可能是一种完全不显露在外的情绪，您明白的。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情绪。直到发现王冠近在咫尺，一切才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他可能会说——我是说他沸腾的血液可能会说：‘这是我的机会！这么多年在后排忙碌观望，我不欠他们什么。这是我应得的。该算总账了。’”
格兰特注意到：尽管完全出于巧合，但卡拉丁在形容理查时使用了和佩恩-埃利斯小姐一样的比喻：退后一步躲在后排。这正是那位小说家眼中的理查：与漂亮、健康的玛格丽特和乔治一起站在贝纳德城堡的台阶上，目送他们的父亲奔赴战场。退后一步站在后排，“像通常那样”。
“不过，您说的那一点还是很有趣，也就是理查在犯下这场罪行之前一直能在表面上保持一个好人的形象。”卡拉丁说，以他特有的方式用细长的食指扶了扶角质眼镜架的边腿，“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个真正的人。那个莎士比亚笔下的版本，您知道的，不过是幅讽刺画。完全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我会非常乐意协助您做一切可能需要的调查，格兰特先生。从农民转到这种题材换换口味应该会很不错。”
“把约翰·巴尔和沃特·泰勒换成猫和鼠。”
“正是这样。”
“很好，谢谢。我会对你搜罗来的一切东西都感兴趣。但我目前迫不及待地想得到的是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录。这肯定是一次震惊全国的事件。我想看到一份真正身处那个年代的人的记述，而不是在另一个王朝的统治下的某个人对自己五岁时的这件事道听途说的涂抹。”
“我会找到谁是当时的史学家。法比安？也许。或者他是亨利七世一朝的？无论如何，我会找到的。此外，也许您想看一眼奥利芬特。他是关于这一年代的当代权威。至少在我看来是。”
格兰特说他愿意拜读一下古特贝爵士的大作。
“明天我会把它带来——我想放在门房转交给您应该没问题吧？一旦我找到当时的记载就立即通知您。这样可以吗？”
格兰特表示这样很完美。
小卡拉丁突然又变得羞涩起来。这让格兰特再次想起“乳毛未褪的小羊羔”。刚才全部兴趣集中在对理查的那种新诠释上，以致他暂时忘记了这个称呼。卡拉丁安静而含蓄地道过晚安，蹑步挪出房间，大衣的长摆飘在身后。
格兰特想，即便抛开卡拉丁家的财产不论，阿特兰塔·谢戈尔德看来也是交了好运。
注释
拉斐尔·霍林谢德（raphaelholinshed，1529—1580），十六世纪英国编年史作者，其作品被后人称为“霍林谢德编年史”，是威廉·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史料参考来源。
“奢华王”罗伦佐（lorenzothemagificent，1449—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望族美第奇家族成员之一，曾执政佛罗伦萨，以资助艺术著称。罗伦佐时期的佛罗伦斯，拥有傲视全欧洲的艺术家群。
温莎堡（windsorcastle），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温莎-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温莎，是目前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克莉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vii，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王。她才貌出众，聪颖机智，擅长手腕，一生富有戏剧性。特别是卷入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旋涡，同恺撒、安东尼关系密切，并伴以种种传闻逸事，使她成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著名人物。
原文为“andareyoualooker-upper?”“lookup”兼有“查访”与“仰望”之意，而理查尊为国王，故后文有“理查资料”的文字游戏。
1377年，英王理查二世为筹集百年战争费用开始征收人头税，所有十四岁以上男女每人四便士。1379年又猛增到十二便士。各地农民不断开展怠工、抗税等形式的斗争，其中以约翰·保尔的活动最为著名。最终，伦敦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先后被镇压，有一千五百人被绞死或杀头，包括约翰·保尔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