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觉得至少有一半的米尔福德镇居民想办法挤进了诺顿的法庭。当然还有很多诺顿当地的居民在门外徘徊，沮丧地议论着；他们很愤怒，认为一桩全国关注的案子在“他们的”巡回法院审判，他们应该有权在场见证，而不是被蜂拥而至的米尔福德镇人挡在门外。这些诡计多端、善于欺骗的外乡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收买了诺顿的青年帮他们排队，诺顿人可从没想到过这种办法。
天气很暖和，在预备程序过程中，拥挤的法庭一直吵吵闹闹的，甚至在迈尔斯·埃里森检察官陈述犯罪事实时也安静不下来。埃里森和凯文·麦克德默是类型完全不同的人，他有着一张苍白优雅的脸，轻微而干涩的嗓音听起来不带任何感情，他采取的是一种平淡而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他讲述的故事观众早已知道并且仔细议论过，已经显得陈旧乏味，于是人们将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热衷于在法庭里辨认他们认识的人或朋友。
罗伯特坐在那里，手伸进衣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弄着那张昨天离开家时克丽丝汀娜塞给他的卡片，同时在默默地排练着稍后要说的话。那卡片是浅蓝色的，上面用金色的字写着：没有一只麻雀会跌落。右上角还画了一张图，是一只有着特大红色胸脯的知更鸟。罗伯特将卡片在指间翻来翻去，心里想着，该如何跟一个人说他的家已经没有了？
突然，上百个躯体同时转动，法庭里安静下来，将他的神思拉回到了法庭上，贝蒂·肯恩正进行作证前的宣誓。“从未亲吻过书本以外的东西”，这是本·卡利在调查庭上对她的评价。这也是她今天给人的印象。蓝色的外套仍让人联想到年轻和天真，上面装饰着乡间野草、篝营和蓝铃花。边缘卷起的帽子下露出的仍然是孩子所特有的前额和迷人的发际线。罗伯特虽然已经完全知道了她在失踪的那几个星期里做了些什么，但面对她时仍不免感到惊讶。能言善辩是罪犯的天赋之一，但到了现在，他要面对的这种能言善辩已经是老伎俩了，很容易被识破，她的做法实在是很可笑。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揭开隐藏的真相了。
她再一次像做示范一样陈述了证词，那年少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法庭上每一个人的耳中，再一次让他们屏气凝视、一动不动。唯一不同的是法官的脸上没有那种溺爱的神情。是的，从脸上的表情来判断，赛耶法官毫无溺爱之情。罗伯特想这位法官那批判的眼神中有多少是因为对这案子本身的冷淡；又想到如果不是有了那样惊人的证据，凯文·麦克德默又有多少可能性会坐在那儿为两名女人辩护。
女孩对自己遭遇的陈述有着她的辩护人所没能达到的效果，她引起了听众席上的一阵情绪骚动。他们不止一次地发出叹息，愤怒地窃窃私语着；虽然没有公开到需要法庭干涉的程度，但足以显示他们同情哪一方。就在这种公众已有定论的气氛中，凯文站起来进行询问。
“肯恩小姐，”凯文拉长了语调、用最温和的语气说，“你说当你抵达法兰柴思时天已经黑了。当时确实很暗吗？”
那种好言劝说的语气，让她觉得对方期待的答案是其实不是很暗，她的反应和他预料的一样。
“是的，相当暗。”她说。
“暗得让你看不清屋外的情形？”
“是的，太暗了。”
他似乎放弃了那个问题，转向另外一件事。
“那么，你逃脱的那晚，也许那天不太暗？”
“不，那晚甚至还要更暗一些。”
“因此你不太可能看见屋外的景色？”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好的，这一点清楚了，现在来想一想你被囚禁在阁楼里时看到的景色。你在向警方陈述时，描述了这个你被囚禁但并不熟悉的地方，其中你提到从铁门到屋子正门的车道是‘先直行一段，然后分岔形成两条道，各形成半个圆，围绕到屋前’。”
“是的。”
“你怎么知道那车道是这样的？”
“我怎么知道的？我看到的。”
“从哪里？”
“从阁楼的窗户，看出去就是房子前面的庭院。”
“但是从阁楼的窗户只能看见车道的直行部分。屋顶的边缘把其他部分遮住了。你怎么会知道它后来分岔形成两条道，各形成半个圆，围绕到屋前？”
“我看到的！”
“怎么看到的？”
“从那扇窗户。”
“你要我们相信你看东西的方式异于常人吗？难道像爱尔兰人的子弹一样会转弯？还是在镜子里看的？”
“车道就是我说的那样！”
“它确实跟你描述的一样；但你描述的情景应该是从围墙那边看过来的，而不是从阁楼窗户，但是你一再保证那扇窗户是你唯一可以看到屋外的机会。”
“我想，”法官说，“你有证人可以证明从那扇窗户可以看到什么吧？”
“两个，法官大人。”
“有一个视力正常的证人就足够了。”法官淡淡地说。
“如果你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你在埃尔斯伯里向警方作陈述时，根本无法解释你为何能描述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你出过国吗，肯恩小姐？”
“出国？”她对问题的转变有些惊讶，“没有。”
“从没有过？”
“没有，从未有过。”
“你最近没有去过——比如说——丹麦？比如哥本哈根。”
“没有。”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罗伯特觉得她声音中有一丝不确定。
“你认识一个叫伯纳德·查德威克的男人吗？”
她突然警觉起来。这让罗伯特想到动物在放松之后，精力突然集中起来时那种细微的改变——姿态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身体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会变得更加僵硬，这就是警觉。
“不。”语调不带任何色彩，漠不关心。
“这么说他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
“你没有——比如说——和他一起住在哥本哈根的旅馆？”
“没有。”
“你跟任何人一起住过哥本哈根的旅馆吗？”
“没有，我根本就没出过国。”
“那么如果我认为在失踪的那段时间里，你实际上住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旅馆，而不是在法兰柴思的阁楼，我就错了。”
“完全错了。”
“谢谢你。”
正如凯文预料的那样，迈尔斯·埃里森这时站起来表示抗议。
“肯恩小姐，”他说，“你是乘汽车到达法兰柴思的？”
“是的。”
“在陈述中，你说那车是一直开到了房子的门前。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天色昏暗，那么汽车肯定开了灯，不是车头灯，就是侧灯；那不仅可以照亮车道，而且还能照亮大部分的庭院。”
“是的，”凯文还没问完她就插了话，“是的，我肯定就是那时看到围成圆圈的车道的。我知道我看到过，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她看了凯文一会儿，那神情让罗伯特回忆起初次在法兰柴思见到她时的情景——她认为自己准确地猜出柜子里有箱子时就是这副表情。罗伯特想，如果她知道凯文准备了什么在等着她的话，就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胜利了。
下一个证人是那个被卡利描述成“油画式的石板画”的女孩，她显然特意为在诺顿出庭新买了衣服和帽子——番茄红的衣服，配上一顶缀有深蓝缎带和粉红色玫瑰的紫褐色帽子——看上去更加风尘，更令人讨厌。罗伯特再一次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由于她叙述时不断添油加醋，即使在眼前这群情绪化的听众眼里，她故事的可信度仍然大打折扣。他们不喜欢她，虽然对她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但英国人特有的对恶意中伤的不信任使他们此时变得冷静起来。凯文在询问中提到她事实上是被解雇，而不是她自己所说的“发出辞职通知”，法庭里每个人的脸上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凯文需要的只是动摇她证据的可信度，并无其他目的，而且问完便让她离席。下一个上来的，是她可怜的傀儡。
傀儡伙伴看起来比在米尔福德镇调查庭时还要不快乐。那一排更加令人敬畏的法官袍和假发显然让她浑身哆嗦。警察制服已经够可怕了，但与现在这么严肃而仪式化的气氛相比，那甚至还让人感觉亲切一些。如果在米尔福德镇她像是掉进水里的话，那么在这儿她显然是快淹死了。罗伯特看到凯文上下打量着她，似乎在进行分析和了解，以决定他的策略。尽管迈尔斯·埃里森很有耐心，但她还是被吓得一动不动；在她看来，与假发和法官袍有关的一切都代表着敌意和惩罚。于是凯文采取了讨好和保护性的询问方式。
罗伯特一边听凯文开始问话，一边想着，凯文语气中的那种爱抚的腔调简直称得上是下流粗鄙。那种温和绵软、不疾不徐的语调让她感到信任。她听了一会儿，开始放松下来。罗伯特看到那双原本紧紧地抓着证人席前栏杆的骨瘦如柴的小手开始松弛，慢慢地张开回到自然的姿势。凯文正在询问她有关学校的事。惊恐从她的眼中消失了，她平静地回答着。现在，她显然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朋友。
“格拉迪斯，我认为你今天其实并不愿意来这里做出对两个女人不利的证供。”
“是的，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
“但你还是来了。”他说，但并没有指责她，只是陈述事实。
“是的。”她羞愧地说。
“为什么呢？你觉得这是你的义务吗？”
“不，不是。”
“是因为有人强迫你来？”
罗伯特看到法官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而从眼角余光他看到凯文更快，“是有人让你觉得愧疚？”凯文流畅地说完，于是法官便没有出声，“是有人对你说‘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把你的事告诉别人’？”
她看来心怀期待，又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她利用自己的无知退到了保护伞后面。
“因为如果真是有人胁迫你来的，说如果你不来就会对你不利，他们会因此受到惩罚的。”
这对她而言显然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
“法官，以及你看到的在场的所有人，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弄清一件事情的真相。法官大人会对那个胁迫你来说假话的人毫不留情。另外，对那些宣誓会说真话但实际上是在撒谎的人，法律也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但如果他们受到威胁而被迫说了假话，那么被处罚的将是那个威胁他的人。你明白了吗？”
“是的。”她低声说道。
“现在我要描述真实的情况，你告诉我事情是不是这样。”他等着她表示同意，但她什么也没说，于是他继续说下去，“有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从法兰柴思拿了某件东西，我们假设是一块手表。也许她自己并不想要那块表，于是便给了你。开始时你可能并不想接受，但你的朋友习惯于支配别人，你又不愿意拒绝她的礼物。于是你就收下了。现在我指出的是，那位朋友要你在法庭上支持她说的话，而你讨厌说谎，便对她说不。然后她就对你说：‘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说是你有一天到法兰柴思来找我的时候把那只表拿走的。’——或类似的恐吓。”
他停了一会儿，但她看起来只是有些不知所措。
“现在，我认为那些恐吓和胁迫，让你真的走上了调查庭，并且真的作伪证支持你朋友不真实的故事，但是回到家后，你又觉得惭愧和羞耻，再也无法继续保留那块手表。于是你把那块手表包装起来，通过邮局寄回法兰柴思，并且留了张纸条说：‘我不要它。’”他停顿了一下，“我得告诉你，格拉迪斯，这才是真正发生的事。”
然而她又开始感到害怕了。“不，”她说，“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拿过那块手表。”
他没有理会她的话，继续平稳地说：“我弄错了吗？”
“是的。不是我把那块表送回去的。”
他拿起那张纸条，继续用温和的语气说：“你在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所学校上学时，很擅长画画。你画得很不错，有一幅作品还被选中参加学校的成果展览。”
“是的。”
“我这儿有一幅加拿大地图——画得非常干净整洁，这是你的一幅参展作品，而且得了奖。右边的角落里有你的签名，在这么优秀的作品上签名你一定很自豪。我想你应该记得。”
那幅画被拿到她眼前，同时凯文对陪审团说：“各位陪审员，这是格拉迪斯·雷斯在学校最后一年时绘制的加拿大地图。法官大人审阅后，会让你们传看。”然后，他转向格拉迪斯，“那是你自己画的吗？”
“是的。”
“你还在角落签了名。”
“是的。”
“还用大写印刷体在底部写着：‘加拿大领地’？”
“是的。”
“你用大写印刷字体在底部写着：‘加拿大领地。’现在，我手上还有那张刚刚提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要它。’这张写有大写印刷字体的纸条是和那块手表一起被送去法兰柴思的。那块手表是罗丝·格林在那儿工作期间遗失的。我认为大写印刷体的‘我不要它’和大写印刷体的‘加拿大领地’字体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而那只手是你的。”
“不是，”她说，同时接过那张递过来的纸条，又慌张地掉在地上，仿佛被蜇了一样，“我没有，我从来没有送过表。”
“你没有写‘我不要它’这几个字吗？”
“没有。”
“但‘加拿大领地’这几字确实是你写的？”
“是的。”
“那么，稍后我会出示证据证明这两份字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同时，陪审员也可以比对这两份字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谢谢你。”
“我那位博学的朋友认为，”迈尔斯·埃里森检察官说，“你是被迫来这里作证的。这是真的吗？”
“不是。”
“你不是因为害怕如果不来，有人会对你怎样才来作证的，是吗？”
她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内心显然在斗争着。“不是。”最后她冒险说道。
“你在调查庭和今天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是的。”
“不是有人让你这么说的？”
“不是。”
然而陪审团得到的印象却是：她并不愿意来为别人编造的故事作证。
检察官结束了举证，凯文则继续论证与格拉迪斯·雷斯有关的事——就像一般家庭主妇的做事原则一样，在开始一天真正的工作之前，先做好一切准备。
一位笔迹鉴定专家证明那两张被呈上法庭的字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他不仅对此毫不怀疑，还说很少遇到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两张纸上的笔迹，不仅字母本身的写法完全相同，而且字母之间的组合方式也很相似，比如do、an，还有on之间的组合方式。陪审团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已经达成了共识——事实上，任何看过这两份笔迹的人都不会怀疑它们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埃里森出于本能地申辩说专家也会犯错，不过他自己对此似乎也热情不高。接下来凯文推翻了这一抗辩，他传召的指纹专家作证说两份证物上采到的指纹是同一个人的。埃里森则辩称那指纹有可能不是格拉迪斯·雷斯的，不过这只是垂死挣扎，他自己都没有坚持请法院对此再做确认。
现在，已经证实了格拉迪斯·雷斯在第一次出庭作证时还保有着那块从法兰柴思偷来的手表；出庭之后，她立刻将其归还，并且由于良心受到谴责还附上了一张纸条，凯文可以专心对付贝蒂·肯恩的故事了。罗丝·格林的证词也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警察已经在商量如何处置她。凯文可以放心地将罗丝交给警察。
当叫到伯纳德·威廉·查德威克的名字时，听众席上人人都伸长了脖子，响起一片嗡嗡的询问声。这是一个报纸读者们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他跟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他出庭要说些什么？
在证人席上，他说自己为伦敦一家批发公司采买陶器、精致瓷器和各种精美器具。他已婚，目前和妻子住在伊林sup/sup。
“你会为公司的业务去各个地方。”凯文说。
“是的。”
“今年三月你到过拉伯洛？”
“是的。”
“你在拉伯洛时，遇到过贝蒂·肯恩吗？”
“是的。”
“怎么认识她的？”
“她主动来跟我搭讪的。”
法官立刻对此做出了制止和抗议。无论罗丝·格林和她的同盟者如何不可信，贝蒂·肯恩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贝蒂·肯恩这个曾被比作圣女伯纳黛特的女孩，是不能受到这种轻浮语言的侮辱的。
法官对这样的陈述表示了谴责，不过听起来有些不情愿。他同时也警告了证人，说他本人并不十分清楚“搭讪”指的是什么，希望证人在回答问题时能用标准的英语。
“请告诉法庭你是如何认识她的。”凯文说。
“有一天我到米德兰旅馆大厅喝茶，她——呃——过来跟我说话。当时她也在那儿喝茶。”
“一个人？”
“一个人。”
“你没有先跟她说话？”
“我甚至都没注意到她。”
“那她是怎么引起你注意的？”
“她向我微笑，我也向她微笑，然后又继续看我的文件。我当时很忙。接着她就跟我说话，问我那些是什么文件，诸如此类的。”
“于是你们便认识了。”
“是的。她说她正要去看电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呃，当时我一天的工作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而她又是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便说好的。结果，她第二天又和我碰面，还坐我的车去了乡下。”
“你是说和你一起出差。”
“是的，她坐我的车，然后我们一起在乡下找了个地方吃饭喝茶，之后到她回到她姑姑家。”
“她和你谈起过她的家人吗？”
“是的，她说她在家里多么不快乐，谁都不关心她。她对她的家有一长串的抱怨，不过我并没有太注意。在我看来她就像一套漂亮的瓷器。”
“什么？”法官说。
“一个受到细心爱护的姑娘，法官大人。”
“是吗？”凯文说，“在拉伯洛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结果发现我们计划同一天离开拉伯洛。她要回家去，因为她的假期结束了——不过她延长了假期，为的是跟我一起到处跑——我正好要去哥本哈根出差。然后她又说她不想回家，问我可不可以带她一起去。我没有同意，我不再觉得她是那个我在米德兰旅馆大厅看到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到那时，我对她已经多了一些了解了——不过我仍然觉得她年少无知，毕竟她才十六岁。”
“她告诉你她十六岁。”
“她在拉伯洛过了十六岁的生日，”查德威克黑色小胡子下的嘴讥讽地撇了撇，“让我花钱买了一支金色的口红。”
罗伯特朝韦恩太太看去，见她用双手捂住了脸。莱斯利·韦恩坐在她旁边，一脸的惊讶和茫然。
“你不知道她实际上只有十五岁。”
“不，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么她要你带她一起去时，你认为她是个天真的、没有阅历的十六岁孩子？”
“是的。”
“后来怎么又改变看法了？”
“她——让我相信她不是。”
“不是什么？”
“没有阅历的。”
“所以你对带她一起出国旅行没有感到疑虑和不安？”
“我非常不安、充满疑虑，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她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伙伴，即使之前不愿意，当时也不会把她单独留下来。”
“所以你就带她一起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