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想调来蒙罗港工作？”凯辛说，“也就管管酒吧斗殴、乱搞男女关系，还有老浑蛋破坏邻居无土西红柿栽培设备这类破事，是个适合养育孩子的好地方。”
“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太刺激了。”菲纽肯说，“波拉德的案子我要去见六个家伙，富茨克雷地区的这个，他说他跟波拉德认识很久了，电话没准是从他的聋哑阿姨那里打过来的，搞不好那都不是他阿姨，他也不在那儿住。”
到布鲁内蒂餐厅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排队点餐。他们前面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办公室员工、几个背包旅行者，还有四个已经被多样的菜谱彻底搞晕的乡下女人。凯辛买了个卡松尼包馅比萨，达夫点了份橄榄鸭肉卷饼，里面加了辣椒酱和五种绿叶蔬菜丝。就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凯辛的电话响了，他走到餐厅外面，接通了电话。
“我听到了车声，”海伦说，“突然有些怀旧。你在哪儿？”
“在艺术中心附近。”
“太文艺了——歌剧，画廊这些地方。”
“找到苏茜了吗？”凯辛看着一个骑着独轮车的男人穿过人行道，两边的肩膀上各趴了一只白色的小狗，两条狗顺从地趴在那儿，像是长途客车上漫不经心的旅人，一副听之任之的样子。
“她说那块表有一个很大的黑色表盘，两个或者三个白色的小指针。”
凯辛闭上眼睛，他想他应该对她说声谢谢帮忙，然后礼貌地说再见，那才是他该做的。那是警督、警长或刑侦副警长希望他做的，维拉尼很可能也希望他那样。
但那么做并不对，他应该告诉她几个孩子想在悉尼卖掉的那块表并不是布戈尼遇袭当晚戴的那块。
“你还在听吗？”海伦说。
“很感谢你的帮助。”他淡淡地说。
“没别的了？”
“没别的了。”
“好吧，那再见！”
他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凯辛不得不平复了二十分钟再去见维拉尼，“布戈尼遇袭那晚戴的表，跟孩子们去悉尼卖的那块不是同一块。”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凯辛如实告诉了他。
“可能他们也偷了另一块表，同时偷了两块表。”
“不会，科里·帕斯科的妹妹是在一年前看到那块表的，科里在去悉尼之前就有了那块表，我问过他妹妹。”
“她也许是在信口胡说。”
“我相信她。”
“为什么？”
“她知道表的名字，还知道表的样子。”
“老天，”维拉尼说，“该死，这事看起来不妙。”
“是的，波拉德的调查有什么发现？”
“北墨尔本礼堂那条街上有个女人认出了他，说在那附近见过他好几次，有一次还带着一个小孩。咱们需要去跟大约二十个受害者了解情况，电脑里的东西太多了，图片有成千上万张，完全整理不过来，而且我感觉，咱们得到有用信息的希望不大。不过，很高兴这家伙死掉了，就像那些该死的毒贩一样。”
“不管怎么样，我得歇歇了。”凯辛说，“我要回家，本来我就在强制休假。我的工作结束了。”
“你还会再回来的，能不能别再当重案组二线队员了？你的工作和生活简直一团糟。”
“我不回重案组了，”凯辛说，“不想再见到更多的死人。雷·萨里斯除外，我想见到死掉的雷·萨里斯。还有霍普古德，对霍普古德我也可以例外。”
“你这态度也太不专业了。那股醋味儿，你确定？”
“确定。”
维拉尼送他到电梯口。“应该说，”他说，侧头望向走廊，“我想说我快被这个案子耗干了，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感到羞愧。我在考虑自己是不是不该再待在这个位置上了。”
凯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时电梯门开了，他轻轻拍了拍维拉尼的胳膊。“放轻松，”他说，“不要太执着。”
广告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