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景元早在浙江金华老家读高中时就对秦始皇陵的历史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有关秦始皇陵神秘地宫的传说更是让他十分的痴迷。1957年，陈景元如愿以偿地考入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他想用建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一番新的研究。报到第二天，怀着满腔热情的陈景元就只身一人前往秦陵一带考察，从此便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历时50年之久的研究历程。

陈景元对秦始皇陵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仅留下了他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还寄托着他的一个探秘的梦想。陈景元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梦想，除了用业余的时间搜集各种有关秦始皇陵的资料用来研究外，他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要跑到秦始皇陵进行田野考察。

早在1974年以前，陈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著作。在书中，陈景元从自己建筑学的专业角度阐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论，并大胆地提出秦始皇生前并没有为自己建造过陵墓的惊人观点。陈景元认为，秦始皇既然生前没有为自己预修过陵墓，那么，像兵马俑这么宏大的陪葬坑肯定不是秦始皇的。

正是陈景元得出的这个结论引出了他和南京博物馆同志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让陈景元从此开始了对兵马俑的研究。

在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住的帐篷里，陈景元幸运地见到了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秦始皇兵马俑前任馆长袁仲一教授。一听到陈景元想看看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袁仲一十分热情，一边带他到处看看，一边兴致盎然地给陈景元做着讲解。

这次相遇是陈景元和袁仲一生平第一次会面，然而，陈景元和袁仲一以及兵马俑考古队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也正是从这次会面开始的。

原本就认为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陪葬之物的陈景元在这次西安考察当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

他认为，从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宽度，这个距离还要远一些。从常理上讲，谁会把陪葬放置在这么远的一个位置上呢？

骊山一带是块风水宝地，除了秦始皇陵外，经常会在周边发现其他墓葬，有些墓葬甚至互相叠压在一起。既然这一带墓葬密度相对较大，怎么敢肯定兵马俑就一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为什么不会是埋在附近墓葬里的人呢？

并且，陈景元觉得，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开始，很多具体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各大媒体就以“陕西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大标题争相进行报道，这不成了先定性，后发掘了吗？这显然有悖于考古工作的程序。

所有的这些都让陈景元对兵马俑的主属问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由于没有相关的说明资料，陈景元对兵马俑的疑惑也与日俱增。他凭着当年对秦始皇陵研究的经验，感觉到考古队的这次判断很可能是个错误。

他把这些疑问写出来，转给考古队，希望得到圆满的解释，然而，陈景元始终没有得到回信。

那么，考古队的专家为什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问题呢？当年的兵马俑考古队又是如何对兵马俑做出定性的呢？在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袁仲一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的队长，自1974年7月15日随考古队来到了西杨村，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参与了兵马俑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是兵马俑考古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享有“秦俑之父”的美誉。

在他的记忆里，74年到76年是一段令他至今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和考古队员们不仅经历了发现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的喜悦，也经受了酷暑、严寒，工作环境恶劣等带给他们的重重考验。

袁仲一和考古队的队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每一天都不敢懈怠。但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完成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虽然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谨慎的考古学家们却仍旧不敢妄下结论。

袁仲一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兴奋，又担心。怕万一出了差错成为考古史上的笑柄。尤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了问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