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的时候，她刚洗完澡。虽然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她能听到他们在楼下的说话声，她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么多亲戚，而他们也似乎永远不会离开——但没有任何人接电话。连留言机也没有按照詹姆斯设置的那样，在响铃五次之后应答。
安妮用浴巾裹住身体，走到床头柜边，湿哒哒的头发不舒服地挂在她的后脖颈和裸露的肩膀上。她拿起电话，说了声“你好”，电话那头叫出了她的名字。是詹姆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一个词就能让她听出来是他。从来没有人能用他那样的语气叫她安妮，从来没有。
一时间，她说不出话来，甚至忘了呼吸。他开口时，她恰好在呼气，现在她觉得自己没有空气的肺扁得像一张纸。然后，他又叫了她一次。这次，声音是犹豫而不确定的，这不像平时的他。力量瞬间从她的腿上溜走，就像突然塌陷的沙堆一样，她轰然瘫坐在床上，浴巾滑了下来，满是水的臀部弄湿了身下的床单。如果身后不是床，她肯定就坐到地上去了。
她的牙齿开始打架，这倒让她恢复了呼吸。
“詹姆斯，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在平时，她的口气也许会有些不耐烦，或许像母亲责怪她十一岁的儿子怎么又不按时回家吃晚饭，但现在，她听上去吓坏了。要知道，楼下窃窃私语的亲戚们，正在商量他的葬礼。
电话那头笑了。笑声有些不知所措。“噢，怎么说呢，”他说，“我也不确定我在哪儿。”
她的脑子一团乱，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他在伦敦误了飞机，虽然她还记得飞机起飞前他在希斯罗机场给她打过电话。第二个想法更合情理些：尽管《时报》和电视新闻都报道没有幸存者，实际上却至少有一个。她丈夫从燃烧着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惊魂未定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游荡。残酷的事实是，燃烧的飞机撞上了一栋房子，死了二十四个居民，而这个数字还在升高，直到世界的注意力被另一场悲剧吸引。
“吉米，你好吗？你……有没有被烧伤？”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悲惨答案突然击中了她，这冲击力就像一本很重的书砸到了光脚上，她哭了起来。“你在医院吗？”
“安静，安静。”他说。她焦虑时，他总是这样哄她的，这个词也是构成他们三十年婚姻生活的细小部件之一，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安静，宝贝儿。”
“我不明白！”
“我很好，”他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好。”
“大多数——？还有其他人？”
“飞行员不行，”他说，“他情况不好。也许他是副驾驶。他一直在尖叫。‘我们掉下去了，没燃料了，哦，上帝啊。’还有‘这不是我的错，别怪我。’他还这样喊。”
她浑身冰凉。“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恶劣？我刚刚失去了丈夫，你这混蛋！”
“宝贝儿——”
“别这样叫我！”由于哭得太厉害，清鼻涕从她的一个鼻孔里流了出来，她用手背擦了擦，又随手一甩，这个举动是她以前从来不会有的。“听着，先生——我会查询号码，然后报警，警察会收拾你的，你这个不管别人死活，没有感情的混蛋……”
但她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是他的声音，确定无疑。何况这个电话楼下一屋子人都不接，留言机也不应答，似乎表明这是专门打给她的。还有……安静，宝贝儿。就像那首卡尔·帕金斯的老歌里唱的。
他一直没说话，像是在等她自己想明白。但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那头嘀了一声。
“詹姆斯？吉米？你还在吗？”
“在，但也说不长了。飞机掉下来的时候，我试着给你打电话，我猜这是我能打通这个电话的唯一原因。其他人也在试，打了很多遍，但都打不通。”又嘀了一声，“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吉米，出事时你知道吗？”这一点对她来说是最难以接受和最可怕的——就是他当时是知道的，哪怕只持续了一两分钟。或许别人脑子里的情景是烧焦的尸体，与身体分家的、露着牙齿的头颅，甚至是先到的手脚不干净的人会去顺手牵羊摘掉受难者的结婚戒指和钻石耳环，但让安妮·德里斯科尔失眠的却是这样一个画面：吉米从下坠的飞机窗口往外看，街道、车辆和布鲁克林棕色的公寓建筑不断逼近；毫无用处的黄色面具像小动物的尸体，被下降的气流吹得呼啦啦往后翻着；头顶的行李柜砰地打开，随身物品满仓飞，某人的诺瑞克剃须刀沿着倾斜的过道滚过来。
“你知道你们要掉下来了吗？”
“不，”他说，“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最后关头——也许只有三十秒，尽管在那种情势下很难对时间有正确的判断，我总是这么想。”
那种情势。下面那句更是话中有话：我总是这么想。就像他遇上过半打的波音767失事，而不是一次。
“不管怎样，”他接着说，“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我们提前到了，所以在我到家之前，赶快让联邦快递的家伙从我床上滚下去。”
她曾莫名地认为送快递的人很有魅力，很多年来，他们俩一直拿这个婚姻中的小插曲开玩笑。她又开始哭了。他的手机又发出几声嘀嘀的声音，像是在责怪她。
“我想，我大概是在手机开始响第一声前一两秒钟死的。所以我才能打通这个电话，但这家伙很快就不愿为鬼魂服务了。”
他咯咯笑了起来，好像这有什么好玩的。她想，也许在某个层面上，这件事确实有滑稽的地方。或许，她最终也能发现其中的幽默。再给我几十年吧，她想。
然后，他用那种她再熟悉不过的自言自语的口气说：“昨晚为什么不给这该死的东西充电呢？怎么就忘了呢。忘了。”
“詹姆斯……宝贝儿……飞机是两天前坠毁的。”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谢天谢地，没有再传来嘀嘀声。然后：“是吗？科里太太说过，这里的时间很奇怪。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我当时也不同意，可现在看来她是对的。”
“玩红心牌了吗？”安妮问。她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脱离了那具臃肿潮湿的中年妇女的皮囊，恍恍惚惚飘荡在外，但她仍然记得吉米的老习惯。玩克里比奇或塔牌也行，但红心牌是他的最爱。
“嗯。”他承认了。紧接着，嘀嘀声又响起来了，仿佛是在补充他的说法。
“吉米……”她犹豫了一下，以便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想要答案，但却仍然拿不定主意，“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有点像中央车站，”他说，“但更大，更空。怎么说呢，就像并不是真的中央车站，而是……拍电影搭的场景。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嗯……我想我能理解。”
“这里绝对没有一辆火车……而且，我们也听不到远方有火车的声音……但这里到处都是门。哦，还有个坏了的自动扶梯，上面都是灰，有几阶台阶还坏了。”他停了一下，再说话时，他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人听见，“人们正在离开。有些人沿着扶梯走上去了——我看见了——但是大多数人走的是门。我想我很快也要走了。首要一点，这里没东西吃。倒有个糖果贩卖机，可是那也坏了。”
“你……饿吗，宝贝儿？”
“有点。我最想喝水。给我一瓶达萨尼，让我干什么都行。”
安妮有些歉疚地看看自己仍然挂满水珠的双腿。她想象他舔去这些水珠，这个念头竟让她身体一阵震颤，她觉得自己真是个罪恶的女人。
“我不要紧，”他急忙说，“起码现在还挺好。但留在这里没意义。只是……”
“怎么了？怎么了，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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