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被取消了。我猜那一天，有很多会议都被取消了。我们坐在床上，一直盯着电视，试图了解更多的情况，直到太阳升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们讨论着认识的人中谁有可能在那里。我想，我们不是唯一那样做的人。”
“你们想起了谁？”
“雷曼公司的一位经纪人，还有大厅里博德斯书店的助理经理，”她说，“一位平安。另一位……嗯，另一位出了事。你呢？”
这么看来，我不用绕着圈子把话题扯过去了。甚至还没到餐厅，该来的就来了。
“我本来是在那里的，”我说，“我本来应该在那里的。那是我上班的地方。在一百一十层的一家保险公司。”
她猛地在人行道上站定，仰面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猜，在路人的眼中，我们肯定就像一对情侣。“哦不，斯科特！”
“是的，斯科特。”我说。我终于有机会告诉别人九月十一日那天，我是怎样度过的。我一觉醒来，还以为会像往常每个工作日那样，从刮胡子时的那杯黑咖啡，一直到坐在十三号线上看午夜新闻综述时的那杯可可。与每一天都相同的一天，就是我脑子里想的。我认为，美国公民已经认为那样的每一天是他们的权利。好吧，发生了什么？一架飞机！撞上了一栋摩天大楼的侧面！哈哈，该死，天大的玩笑，他妈的半个世界都在笑！
我告诉她，我从公寓的窗户往外看，看到的是早晨万里无云的天空，天空的蓝色十分纯粹，使人觉得似乎能穿透那蓝色，看到后面的星辰。接着，我告诉了她那个声音。我想，每个人头脑里都有各种声音，而且我们都习惯听到那些声音。十六岁时，其中一个声音开口建议我拿着姐姐的内裤手淫。她有上千条内裤，少掉一条也不会注意到的，那个声音说——我没有把这个青春期历险故事告诉葆拉·罗伯逊——我只能说那个声音全然不负责任，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嗨你，动起来”先生。
“‘嗨你，动起来’先生？”葆拉不解地问。
“向灵魂音乐之王詹姆斯·布朗致敬。”
“好吧，随你怎么说。”
“嗨你，动起来”先生跟我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我戒酒之后。然而，那天，他从沉睡中醒过来，对我说了几句话，它们改变了我的人生，救了我的命。
首先（我当时坐在床边上）：嗨你，打电话请病假，快打！接着（——我拖着脚步走去浴室，一边还挠着左边屁股）：你，今天在中央公园晃一天！这不是预感什么的。声音绝对是“嗨你，动起来”先生而不是上帝的。换句话说，是我自己声音的变体——它们都是——来让我偷个懒。享受一下生活吧，老兄！上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在阿姆斯特丹大道某家酒吧里的卡拉ok比赛上：你，唱尼尔·戴蒙德的歌，笨蛋——到台上去，跳起来吧！
“我想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她说着微微笑了一下。
“是吗？”
“嗯……有一次我在基韦斯特的某个酒吧里脱掉上衣，跟着《热舞女郎》跳舞，赚了十美元。”她停了停，“爱德华不知道，要是你告诉他，我会用他的领带夹刺瞎你的眼。”
“哎哟，怕了你，姑娘。”我说，她脸上的微笑不自觉地放大，使她看上去年轻了些。我觉得也许她真的能帮助我。
我们走进了唐纳德烤肉店。店门上悬挂了一只纸板火鸡，桌子上方的瓷砖墙上挂着纸板做的朝圣者。
“我听了‘嗨你，动起来’先生的话，所以现在我还能坐在这里，”我说，“可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东西，他也帮不上忙。我没有办法摆脱那些东西。今天来这里就是想跟你谈这件事。”
“我再重复一句，我不是心理医生，”她颇为不安，笑容也消失了，“我主修德语，辅修欧洲史。”
你们两夫妻倒真是很有共同语言，我想。可我说出口的是，没关系，其实也不一定是找她谈，只要有人听我说就行了。
“好吧。只要你知道这点就好。”
我们向侍者要了饮料，她点的低卡，我点的常规。侍者走后，她问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是其中一件。”我从口袋里掏出里面悬有钢币的树脂方块，放在桌子上。我告诉了她其他东西和它们各自的主人。克里夫·“棒球对我灰常灰常好”·法雷尔。以齐腰长发来证明公司离不了她的莫琳·汉农。吉米·伊格尔顿，他的鼻子堪称事故伪证的最佳典范，他有一个学习障碍的儿子，还有一个雪藏于书桌里等待圣诞节大放光彩的放屁垫。索尼娅·迪亚米克，莱特贝尔公司最棒的会计师，从第一个丈夫那里得到了洛丽塔款的太阳镜作为离婚礼物。布鲁斯·“蝇王”·梅森，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在琼斯海滩光脚站在浪花里，赤膊吹海螺壳的样子。最后，还有米沙·布雷任斯基，我和他一起至少看过十来场大都会队的比赛。我告诉她，除了米沙的潘趣玩偶，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到中央公园和七十五街拐角的垃圾箱里扔掉，可是它们竟然比我还先回到公寓，大概是因为我停下订了第二份“曹将军鸡”。谈话期间，树脂方块一直放在我俩中间的桌子上。尽管它的存在给人压力，我们还是勉强吃了点东西下肚。
说完之后，我的感觉比早先敢于奢望的还要好。然而，她的沉默却让气氛无比沉重。
“好吧，”我打破沉默，“你怎么想？”
她思考了一会儿，我可以理解。“我想，我们不再是最初的陌生人了，”她终于开口了，“而结交新朋友总是一件好事。我想，我很高兴知道‘嗨你，动起来’先生，也很高兴告诉你我做过的荒唐事。”
“我也是。”我说的是实话。
“现在，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当然。”
“你对所谓‘幸存者愧疚感’感触有多深？”
“你不是说你不是心理医生吗？”
“的确不是，但我阅读杂志，大家也知道，我看奥普拉脱口秀。我确定我丈夫知道，尽管我从来不强迫他一起看。所以……有多深，斯科特？”
我琢磨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好问题，不止一个不眠之夜，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很深，”我说，“还有，我感觉很庆幸，这一点我不想撒谎。如果‘嗨你，动起来’先生是真人，他这辈子就不用住旅馆了，起码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听我这样说会不会觉得很怪？”
她从桌子那头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一点也不。”
听到她这样说，我的感觉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短暂地握了一下她伸出的手，随后放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是否相信那些东西回来，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尽管树脂方块就放在桌上，糖碗旁边，我还是认为这是个很棒的问题。毕竟那些东西都不是稀罕物件。我还想，如果她主修心理学而不是德语，很可能会学得很好。
“不像一个小时之前我认为的那么重要，”我说，“单单把这件事说出来就让我好受些了。”
她微笑着点点头。“很好。告诉你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有人在跟你开玩笑。品味低下的玩笑。”
“耍我。”我喃喃道。虽然试着掩饰，但我真的很少如此失望。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不相信”是覆在人身上的保护层。也或者——很可能是——我还没让自己的理智接受这才是事实。这种事情发生过，现在还在发生。就像雪崩一样。
“耍你，”她同意我的措辞，又加了一句，“可你就是不相信。”
似乎确实如此。我点点头。“我出门的时候锁了门，从史泰博文具店回来时门还是锁着的。我听到锁芯转动的声音了，声音很响，不可能听不到。”
“怎么说呢……幸存者愧疚感是个很诡异的东西，而且很强大，至少杂志上是这么说的。”
“这……”我本想说，这不是幸存者愧疚感，可是说这句话也许并不明智。争取的话，我今天有交到新朋友的机会，而交到新朋友总是好的，不管这段友谊究竟会往何处发展。所以，我修饰了一下自己的措辞。“我想，这并不是幸存者愧疚感。”我指指树脂方块，“它就在这里，不是吗？就像索尼娅的太阳镜一样。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猜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买的，可是……”我耸耸肩，试图表达一个我们二人都知道的事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想你没有做那样的事。但我也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东西是从现实与暮光区域之间的门里掉出来的。”
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葆拉来说，不管证据多么明显，她也绝不接受眼前的东西拥有超自然来源的可能性。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决定，辨清事实的需要是否甚于获得友谊的需要。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好吧。”于是我说。我引起侍者的注意力，做了一个结账写支票的动作。“我能理解你对此无法接受。”
“是吗？”她问，同时仔细地打量着我。
“是的。”连我自己也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偶尔一起喝杯咖啡就好了。或者在大厅里打个招呼。”
“没问题。”然而，她听上去漫不经心，并不专心在这场对话里。她盯着里面有钢币的树脂方块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几乎看到她头上像漫画里那样亮起了小灯泡。她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它。我永远无法描述看到她那么做时我心里的紧张，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们都是纽约人，坐在光线充足、整洁干净的餐厅里。她已经表明了她的底线，把所有超现实的东西排除在外。超现实免谈。所有涉及那方面的讨论都是自讨没趣。
葆拉眼里亮起了光芒。我从那光芒可以看出，“嗨你，动起来”先生来到了这个房间，而作为过来人，我知道他的声音很难抗拒。
“把它给我，”她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她的样子让我意识到——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她不仅漂亮，而且性感。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作为听你讲故事的报酬。”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
“可它是的。”她说。这个提议让她兴奋不已，当人们处于这样的状态时，他们是无法接受拒绝的。“这是个很棒的主意。起码我可以拽住这个小纪念品的尾巴，保证它不再回到你屋里去。我家里有保险箱。”她俏皮地做了个关上柜门、转动密码锁、又把钥匙丢到身后的动作。
“好吧，”我说，“就当是送给你的礼物吧。”说话间，我感到一丝刻薄的喜悦。姑且把那称作“嗨走着瞧”先生的声音。显然，把那恼人的重负从心中解脱还不够。她不相信我，可至少一部分的我想要被相信，且因为未得满足而憎恨葆拉。那部分的我知道，让她拿走树脂方块绝对是个糟糕的主意，但仍然幸灾乐祸地看着她把它放进拎包。
“好了，”她语气轻快地说，“妈妈说拜拜，坏坏不见了。一周，要么两周后——我猜这要取决于你的潜意识的顽固程度——要是它还没有回来，你就可以开始处理其他东西了。”事实上，她说的这句话是那天她给我的真正馈赠，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
“也许吧。”我微笑着说。我对新朋友展开灿烂的笑脸。对美丽的“妈妈”展开笑脸。可笑容的背后，我在想，等着瞧，你会明白的。
嗨你。
她确实明白了。
三天后，我正看着查克·斯卡伯勒在六点档新闻里解读这座城市最新的交通烦恼时，门铃响了。因为之前并没约过人，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是送包裹的，甚至也许是雷夫拿上来联邦快递的邮件。我打开门，看见的却是葆拉·罗伯逊。
眼前的女士跟上次与我共进午餐的那位大大不同。她是葆拉·“化疗真可怕”女士。她的脸色苍白蜡黄，除了少许唇膏之外，看不出其他化妆痕迹。她的双眼下方有深棕色的阴影。或许从五楼下来时，她象征性地用梳子挠了两下头发，但显然没什么效果。若是放在其他情境下，那头向两边炸开、稻草般的乱发是颇有喜剧效果的。她的手握住树脂方块贴在胸前，我也因此看到她一贯修饰整洁的指甲如今也变了模样，被她咬得露了指尖。我一个激灵，上帝啊，是的，她明白了。
她把那小玩意儿递给我。“还给你，”她说。
我一言不发地接了过来。
“他叫罗兰·埃布尔森，”她说，“对不对？”
“是的。”
“一头红发。”
“是的。”
“未婚，但向住在新泽西州罗韦市的一个女人支付子女赡养费。”
这点我倒是不知道——也相信莱特贝尔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我还是点了点头，并不只是为了让她接着说下去。我敢肯定她说的是真的。“那女人叫什么，葆拉？”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只是感觉必须问。
“托尼娅·格雷格森。”她恍惚地说了一个名字。然而，她的眼睛里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可怕到让我无法凝视。不管怎样，我还是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托尼娅·格雷格森，罗韦。接着，就像盘存仓库一样，又加上一条：里面有钢币的树脂方块。
“他试图钻到桌子底下去，你知道吗？不，看样子你就不知道。他的头发着了火，他在哭。因为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拥有一艘双体船，甚至再也不能修剪草坪。”她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脸颊。这个举动如此亲昵，我本应该感到震惊，即使她的手凉得像冰一样。“最后，他宁愿放弃他所有财产，每一分钱、每一份股票，只为能再次修剪自家的草坪。你相信吗？”
“我信。”
“那个地方充满了尖叫声。他能闻到飞机燃料的味道，他知道死期已至。你明白吗？你明白那有多可怕吗？”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就算把枪顶住我的头，我也说不出话来。
“政客们谈论着什么纪念碑、勇气和以战争终结恐怖主义，可是烧着的头发无关政治。”她咧开嘴，露出了一个无法言传的惨淡笑容。过了几秒钟，笑容消失了。“他头发烧着了，想爬到桌子底下去。桌子底下铺了一块塑料的什么东西，叫什么来着——”
“脚垫——”
“是，脚垫，一块塑料脚垫，他的手抓住那块垫子，能感觉到上面的塑胶棱线，鼻孔里充斥着自己头发烧焦的味道。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我哭了起来。我们正在谈的是罗兰·埃布尔森，我以前的同事。他是债务部的，跟我并不熟，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见面打个招呼问声好。我怎么能知道他在罗韦有个孩子？而且，如果那天我没有翘班的话，我的头发很可能也会被烧焦。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我不想再见到你。”她说。那骇人的笑容再次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可是现在她也开始哭了。“我不在乎你有什么麻烦。我不关心你那堆破事儿。我们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来打扰我。”她拔脚离开，却又再次转身面对我。她说：“他们是以上帝之名行事的，可是根本就没有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斯特利先生，他就应该让那十八个手拿登机牌的家伙死在候机厅里，可是没有上帝那么做。他们召唤乘客登机，而那些人就登机了。”
我看着她走向电梯。她的背挺得笔直，头发向两边炸开，像个周日滑稽卡通节目里的人物。她不想再见到我，我并不怪她。我关上门，看着树脂方块里钢塑的亚伯拉罕·林肯。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我在想，如果永远抽着雪茄的尤利西斯·格兰特用他的雪茄点着林肯的大胡子会有什么味道。令人不快的、烧焦的味道。电视上，有人在说，睡美人床品店正在举办床垫展销。那之后，莱恩·伯曼上了屏幕，开始讲喷气式飞机。
那天，我于凌晨两点醒来，听着房间里的低语声。我从未梦到过这些东西的主人，从来没有在梦中看到过他们的头发着火，或是跳窗逃避燃烧的飞机燃料。然而，我又为什么要看到呢？我本来就认识他们，而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是留下来给我的。让葆拉·罗伯逊拿走树脂方块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她不是该拿的人。
说到葆拉，其中一个低语声就是她的。你就可以开始处理其他东西了，那个声音说。它还说，我猜那要取决于你的潜意识的顽固程度。
我躺倒在床上，过了一会儿，终于睡着了。我梦到自己在中央公园喂鸭子，突然，某处传来音爆般的巨响，浓烟布满整个天空。在我的梦中，烟的味道闻起来像烧焦的头发。
我想到了住在罗韦的托尼娅·格雷格森——托尼娅和那个可能有着与罗兰·埃布尔森同样眼睛的孩子——然后想着应该去亲眼看一看。不过，我决定先从布鲁斯·梅森的遗孀着手。
我坐火车到了多布斯费里，从车站叫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到了一条住户街旁边鳕鱼角风格的房子前。我给了司机些钱，让他等我一会儿——我不会很久的——然后按了门铃。我腋下夹了一只盒子，看上去像装蛋糕的那种。
因为事先打过电话，所以门铃只响了一声，贾尼丝·梅森便给我开了门。我精心准备好了一个故事并充满自信地讲给她听了。我知道，等在车道上开着里程表的出租车容不得任何细节上的纠结。
九月七号那天，我说——也就是事发前的星期五——我拿起布鲁斯放在桌上的海螺壳，想吹出调子来，就像他在琼斯海滩野餐会上做的那样。（蝇王夫人贾尼丝点点头，那次她也去了。）是这样，我说，长话短说吧，我说服布鲁斯让我周末把海螺壳拿回家练习。星期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鼻窦炎发作，头痛欲裂——这个借口我已经对不少人讲过——正在喝茶的时候，我听到了爆炸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烟雾。直到这个星期，我才想起了海螺壳。我在整理杂物柜，结果在里面发现了它。我想……嗯，这并不是多贵重的纪念物，但我想，也许你愿意……愿意……
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就像葆拉归还罗兰·埃布尔森的“退休金”时我的双眼一样。只是，与泪水相伴的，并没有我敢肯定当时看着一头乱发的葆拉时出现在自己脸上的惊恐神情。贾尼丝说她很高兴看到能作为布鲁斯纪念的东西，任何东西。
“我永远无法原谅那天我跟他告别的方式，”她抱着盒子说，“因为要赶火车，所以他总是走得很早。他亲吻了我的脸，我睁开一只眼，问他下班时能不能带一品脱稀奶油回家。他说好的。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当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特洛伊城的海伦——这很蠢，但这是我真实的感觉——我多么希望自己说点比‘带一品脱稀奶油回家’更好的话啊。可是，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那天就跟平常的每一天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
“是的。每次告别都可能是永别，我们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谢谢你，斯特利先生。谢谢你过来把这个给我。你真是个好人。”她浅浅一笑，“你还记得，他站在海滩上，赤膊吹起这个海螺壳的样子吗？”
“我记得。”我说，同时看着她抱着盒子的样子。稍后，她会坐下来，拿出盒子里的海螺壳，放在腿上，然后开始哭泣。至少我知道一点，那个海螺壳是不会回到我的公寓里去了。因为，它回家了。
我回到车站，搭上返回纽约的火车。午后时分，车厢里几乎是空的，我坐在一扇雨尘斑驳的窗边，看着外面的河水和逐渐接近的天际。在阴雨多云的日子，我似乎是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建筑物的空中轮廓，一次一小片。
明天，我会去罗韦，带着那个树脂方块。也许，那个孩子会用他或她胖乎乎的小手接过它，好奇地盯着看。不管怎样，我的生活将从此摆脱它。我想，唯一棘手的是吉米·伊格尔顿的放屁垫——我怎么能告诉伊格尔顿太太我周末把它拿回家练习呢？不过，需要是发明之母，我一定能想出个差不多让人相信的理由。
我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东西迟早也会出现。如果我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可能性，那我就是在说谎。当归还那些被人们认为永远失去的东西、那些有分量的东西时，你会发现有所收获。就算它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比如一副滑稽的太阳眼镜或是树脂方块里的一个钢币……是的。我要说，真的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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