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刚到赫顿之家时，这家孤儿院有一位女院长。他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头发花白，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她给他们念《圣经》，每天早晨集合结束时都会说上一句“只要做好孩子，就会有出息的”。可是有一天，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因为她中风了。布莱泽起初以为大家是说她“种蜂”去了，后来才明白：是中风了。那是一种永远治不好的头痛病。接替她的是马丁·考斯劳。布莱泽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都叫他“牢头”；布莱泽永远忘不了他，是因为“牢头”教算术。
上算术课的地方是三楼的第七教室，冬天那里面冷得连一只黄铜猴子塑像上的蛋蛋都会冻掉。墙上挂着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玛丽·赫顿嬷嬷的画像。赫顿嬷嬷皮肤白皙，一头黑发向后撩，在脑后盘成一团，像个球形门把手。她那双黑眼睛有时会在熄灯后出现在布莱泽面前，责备他这样那样的事没有做好，大多数时候是责备他愚笨。按照“牢头”的说法，他实在是太笨，根本读不了高中。
第七教室的门是黄色的，很旧。教室里始终散发着地板蜡的气味，而正是这种气味让走进教室时生龙活虎的布莱泽昏昏欲睡。教室里的九个灯泡上落满了苍蝇，每当下雨的时候，这些灯泡便会投下昏暗、凄惨的亮光。教室前面的墙壁上有块旧黑板，黑板的上方挂着几块绿色标语牌，上面用帕尔默连笔花体字写着大小写字母。字母表后面是数字0到9，印在上面是那么优美可爱，仅仅看着它们都会让你觉得自己愚蠢，觉得自己更加不可救药。桌面上刻满了相互重叠的涂鸦和人名的首字母缩写，虽经反复打磨和抛光，仍然无法彻底消除，仍然留下了一道道痕迹。课桌通过螺丝被固定在地板上的圆铁盘中。每张课桌上都有一个墨水池，里面装满了卡特牌墨水。如果你打翻了墨水池，就会被拖到卫生间里，尝一尝挨打的滋味；如果你在黄色地板上留下黑乎乎的脚印，也会挨一顿打；上课时糊弄会挨打，而糊弄全班人被称作不当行为。必定会让你挨打的违纪行为还不止这些；马丁·考斯劳相信皮带和板子的作用。赫顿之家的人对“牢头”的板子简直是谈虎色变，对它的恐惧甚至胜过藏在床铺底下吓人的鬼怪。板子是用桦木做的，很薄。“牢头”在上面钻了四个孔，以减少空气阻力。他还是“法尔茅斯摇滚”保龄球队的队员，有时候星期五会穿着保龄球衫来学校。保龄球衫是蓝色的，胸前口袋上方用金色的丝线潦草地绣着他的名字——马丁。在布莱泽眼里，那些字母看上去几乎（但不十分）像帕尔默连笔字体。“牢头”说，无论是在保龄球还是在生活中，一个人只要能掷出二投全倒，那么一投全倒便是水到渠成的事。那么多二投全倒和一投全倒造就了他强壮的胳膊，因此当他想让人尝尝板子的滋味时，那可是刻骨铭心的痛。他在某个有特别不当行为的男孩身上运用板子时，据说会用牙齿咬住自己的舌头，有时候舌头甚至会被他咬出血来。赫顿之家曾经有个男孩不仅叫他“牢头”，也叫他德拉库拉，但后来这个孩子熬出了头，大家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熬出头”是指孤儿院的某个孩子长期寄养在某个家庭中，甚至被人收养。
赫顿之家的所有男孩对马丁·考斯劳又恨又怕，但最恨他又最怕他的莫过于布莱泽。布莱泽的数学成绩极差。虽说他重新掌握了两个苹果加三个苹果的窍门，可这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而四分之一个苹果加二分之一个苹果总是让他弄不明白。他只知道苹果是咬一口算一口的。
布莱泽第一次玩花招是在算术基础课上，协助他的是他的朋友约翰·切尔兹曼。约翰瘦得皮包骨头，人也长得很丑，个子高高的像个麻秆，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是这种仇恨很少表露出来，大多数时候都隐藏在他那副缠着胶布的厚眼镜背后，隐藏在他那农夫般嗬嗬嗬的傻笑背后。他自然成了那些进院时间比他更早、身体比他更强壮的人欺负的对象。他们常常捉弄他，春天和秋天将他的脸按在泥土上，冬天将他的脸按在雪地上。他的衬衣常常被撕破，几乎每次在公共浴室冲澡时，他的屁股都会被湿毛巾抽打几下。他总是擦掉脸上的泥土或雪花，将扯破的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或者摸着通红的屁股嗬嗬嗬地傻笑，绝对不让仇恨流露出来，也不让自己的聪明显露出来。他成绩不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高分，可他很少得b以上的成绩，因为那样的成绩不受人欢迎。在赫顿之家，a代表着浑蛋，代表着屁股挨揍。
布莱泽这时已经开始长成了一个大块头。虽然十一二岁的他远没有他后来那么高大，那么魁梧，但他的块头已经不小，和那些年龄比他大的孩子不相上下。他从不在操场上打人，也不在浴室里向人挥舞毛巾。一天，布莱泽正好站在操场另一头的栅栏旁，无所事事地看着乌鸦落在树上后又飞走。约翰·切尔兹曼走到他跟前，提出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这学期教数学的又是‘牢头’，”约翰说，“而且还会继续讲分数。”
“我最讨厌分数。”布莱泽说。
“只要你不让那些笨蛋再欺负我，我就替你做作业。不要做得太好，免得引起他的怀疑，也免得让他给抓住。只要能让你蒙混过关就行，那样你就不会再被罚站了。”罚站虽说不像挨打那样糟糕，可也不是件好事。你得站在第七教室的角落里，面壁思过，连墙上的钟都看不到。
布莱泽想了想约翰·切尔兹曼的点子，摇了摇头：“他会知道的。他会点名让我当场做题，然后就会知道的。”
“你只需要像往常一样东张西望，装出在思考的样子，”约翰说，“其余的事就交给我吧。”
约翰说到做到。他把家庭作业的答案写好，布莱泽将答案抄出来。他还竭力抄写得像黑板上方帕尔默连笔花体字表中的那些数字，但从来没有成功过。“牢头”有时会叫他，布莱泽站起来后会东张西望——目光就是不落在马丁·考斯劳的身上。这也没什么，每个人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时都这样东张西望。在他这样东张西望的过程中，他的目光会落到约翰·切尔兹曼身上。约翰缩着身子坐在靠近门的座位上，旁边就是书柜。他将双手放在书桌上。如果“牢头”想要的答案是10或者小于10，手指数就是答案。如果是分数，约翰的双手会握成拳头，然后再张开。他的动作很快。左手表示分子，右手表示分母。如果分母大于5，约翰会把手先握成两个拳头，然后再用双手表示数字。尽管许多人会觉得约翰这一套要比分数复杂得多，布莱泽却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这些信号。
“怎么样，克莱顿，”“牢头”会说，“大家都等着呢。”
于是布莱泽便会给出答案：“六分之一。”
他不必每次都答对。多年后他和乔治说起这件事时，乔治赞许地点点头说：“真是个不错的小骗局。什么时候穿帮的？”
开学三星期后，这个小骗局穿帮了。布莱泽后来琢磨这件事的时候——他也会琢磨事，只是花的时间太长，而且琢磨事对他来说可不容易——他意识到“牢头”准是一直在怀疑他数学成绩的神速提高。“牢头”只是一直没有流露出来，一直在放长线钓大鱼，等待着布莱泽自己上钩。
“牢头”搞了一次突然测试。布莱泽得了零分，因为测试题全是分数。安排这次测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逮住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零分下面还有一行潦草的红字。布莱泽看不懂，便拿去给约翰看。
约翰看了一遍，起初没有吭声，然后对布莱泽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约翰·切尔兹曼又将落到挨揍的地步了’。”
“什么？嗯？”
“这上面写着：‘四点钟来办公室找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测验的事给忘了，”约翰说，“不，你没有忘，是我忘了，因为我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不让那些大块头浑蛋揍我。这次轮到你揍我了，然后是‘牢头’体罚我，然后是那些浑蛋重新开始揍我。天哪，我还不如死了。”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也确实像。
“我不会揍你。”
“不会？”约翰望着他，眼神完全像那种既想相信又不敢相信的人。
“你总不能代我考试吧，对不对？”
马丁·考斯劳的办公室很大，门上钉着“校长”的牌子。办公室里有块小黑板，正对着窗户，而窗户外就是赫顿之家那破旧的操场。黑板上写着粉笔字，是布莱泽最害怕的分数题。布莱泽进去时，考斯劳正好坐在办公桌后，毫无缘由地皱着眉头。布莱泽进来后，他便有了皱眉的对象。“敲门。”他说。
“嗯？”
“先出去，敲门。”“牢头”说。
“哦。”布莱泽转身走了出去，敲了敲门后再次走了进来。
“谢谢。”
“不客气。”
考斯劳皱起眉头望着布莱泽。他拿起一支铅笔，开始轻轻敲击办公桌。那是一支改卷用的红笔。“小克莱顿·布莱斯德尔，”他沉思道，“这么长的名字，这么笨的脑子。”
“别的孩子都叫我——”
“我不管别的孩子叫你什么。孩子应该是小山羊，还是蠢货们流传的一句俚语，我根本不在乎，也不在乎是哪些人用这个词。我是数学老师，我的任务就是教你这样的年轻人，让他们进高中——如果他们能听得进的话——还教他们明白事理。如果我的责任仅仅是教数学——我有时真希望是这样，常常希望是这样——我可以不管，可我还是校长，因此必须教人明白对与错，证毕。布莱斯德尔先生，你知道‘证毕’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布莱泽说。他心一沉，可以感觉到泪水正涌上自己的双眼。就他的年龄而言，他的个头确实很大，可他现在感觉自己非常渺小，而且越来越渺小。他虽然知道“牢头”巴不得他有这种感觉，可他硬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感觉。
“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即便你真的能念到高中二年级——对此我很怀疑——你也永远不会理解几何，就像过道尽头的饮水器也永远不会理解几何一样。”“牢头”竖起手指，在椅子上往后一仰，那件挂在椅子背上的保龄球衫也随着他一起摇晃着。“它的意思是‘需要证明’，布莱斯德尔先生。我那小测验已经证明你是个骗子。骗子是不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区别的。证毕，证明完毕。然后就是惩罚。”
布莱泽低头望着地板。他听到一个抽屉被拉开，什么东西被拿了出来，然后抽屉又被关上。他不用抬头就知道“牢头”的手里握着什么。
“我最恨作弊，”考斯劳说，“可我知道你在智力方面很欠缺，布莱斯德尔先生，因此我知道在这小诡计中还有一个人比你更可恶。是他首先把这点子装进了你那显然糊涂得不可救药的脑子里，然后再唆使你。你听懂了吗？”
“没有。”布莱泽说。
考斯劳的舌尖伸了出来，牙齿坚定地咬着舌尖，然后甚至更加坚定地握住了板子。
“谁帮你做的作业？”
布莱泽没有吭声。你不能出卖别人。所有漫画书、电视节目和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你不能出卖别人，更不能出卖你唯一的朋友。他心中还有一样东西在翻腾，在挣扎着要表达出来。
“你不应该打我。”他终于开口道。
“哦？”考斯劳一脸惊诧，“你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布莱斯德尔先生？请阐述一下，我洗耳恭听。”
布莱泽虽然不明白这两个词的意思，但他懂得“牢头”脸上的表情。那种表情他这辈子已经看得太多了。
“你根本没想把我教好，只是想让我觉得自己很小。谁要是拦你，你就揍谁。这样做不对。你不应该揍我，因为是你错了。”
“牢头”脸上的惊诧之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暴怒，而且气得额头中央的青筋都在跳动。“是谁帮你做的作业？”
布莱泽没有吭声。
“你在课堂上是怎么回答问题的？怎么约定的？”
布莱泽没有吭声。
“是不是切尔兹曼？我看就是切尔兹曼。”
布莱泽还是没有吭声。他紧握拳头，浑身在发抖，眼泪夺眶而出，但他觉得那已经不再是因为感到自己渺小而流淌的泪水。
考斯劳挥起板子，在布莱泽的胳膊上重重地打了一下，“啪”——简直像手枪发出的响声。除了屁股之外，这是布莱泽身体的其他部分第一次挨老师的打。当然，他小时候偶尔会被老师揪耳朵（有一两次还被揪过鼻子）。“回答我，你这没脑子的公鹿！”
“操你！”布莱泽喊道，那无可名状的东西终于自由地跳了出来。“操你，操你！”
“过来，”“牢头”说道。他的眼睛瞪得老大，鼓了出来，握着板子的那只手已经失去了血色。“过来，你这上帝的垃圾。”
刚才那无可名状的东西就是愤怒，现在已经发泄完了，再加上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布莱泽走了过去。
二十分钟后，他走出了“牢头”的书房，喘气时呼哧呼哧直响，鼻子在流血，但他没有掉一滴泪，也没有透露一个字。他成了赫顿之家的一个传奇。
他的算术课从此结束。整个十月以及十一月的大多数时候，他不用再去第七教室，而是去了第十九教室。这对布莱泽来说没有什么。他的后背疼得厉害，两个星期后才能舒舒服服地平躺在床上。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又一次被叫进了考斯劳校长的办公室。黑板前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布莱泽觉得这两个人形容枯槁，仿佛是被深秋的大风吹进屋的两片树叶。
“牢头”坐在办公桌后。哪儿都看不到他的保龄球衫。办公室里很冷，因为窗户全都敞开着，好让十一月那灿烂但失去了威力的阳光照射进来。“牢头”不仅是个保龄球迷，还对新鲜空气爱好成癖。这对来访的夫妇似乎对此并不介意。那干巴巴的男人穿着带垫肩的灰色礼服，系着一条狭领带；那冷冰冰的女人穿着件褶边大衣，里面是白色衬衫。两个人的手都非常结实，青筋暴绽：他的手长满了老茧，她的手通红开裂。
“鲍伊先生和鲍伊太太，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孩子。小布莱斯德尔，把帽子脱了。”
布莱泽脱了戴在头上的红袜棒球队的帽子。
鲍伊先生那双挑剔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他块头不小。你说他只有十一岁？”
“下个月满十二岁。他在你家会是个好帮手。”
“他没有什么传染病吧？”鲍伊太太问。她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从她厚实的胸膛传出来，听上去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而她那对丰腴的乳房此刻正像希金斯沙滩旁的卷浪一样高高耸起。“没有肺结核什么的吧？”
“都检查过了，”考斯劳说，“我们这儿所有孩子都定期接受体检，是州政府规定的。”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劈柴，”鲍伊先生说。他那张脸又瘦又憔悴，活像某个在电视上布道却没有多少听众的牧师。
“我可以肯定他会劈柴，”考斯劳说，“我相信他能干重活，我是说重体力活。他算术很差。”
鲍伊太太笑了，笑得很含蓄，连牙齿都没有露出来。“算账的事归我。”她转身问她丈夫，“休伯特，你看呢？”
鲍伊先生想了想，然后点点头。“好吧。”
“小布莱斯德尔，请出去一下，”考斯劳说，“我过会儿再和你谈。”
结果，“牢头”根本没有征求布莱泽的意见，就让鲍伊夫妇成了他的监护人。
“我不想让你走，”约翰说。他坐在布莱泽旁边的小床上，看着布莱泽将自己少得可怜的几件私人物品装进一个拉链包里。如同这拉链包一样，大多数私人物品也都是赫顿之家提供的。
“我很难过，”布莱泽说，可他并不感到难过，至少不是真心实意地感到难过。他只是希望约翰能和他一起去。
“你前脚刚走，他们就会开始揍我，每个人都会揍我。”约翰的双眼在眼窝里飞快地转来转去，手指甲抠着鼻子旁新长出来的一个粉刺。
“他们不会的。”
“他们会的，你知道。”
布莱泽当然知道。他还知道他无能为力。“我得走了，我还没有成年。”他冲约翰一笑，“矿工，四十九，非常抱歉，克莱门汀。”
对于布莱泽来说，这简直可以算是尤维纳利斯式的机智，可约翰没有一丝笑意。他伸手使劲抓住布莱泽的胳膊，仿佛要将那胳膊的质地永远收藏在他的记忆中一样。“你不会再回来了。”
可布莱泽还是回来了。
鲍伊夫妇开着一辆旧福特皮卡车来接他。这辆车虽然几年前被油漆成了可怖的白色，原来的底色仍然依稀可见。驾驶室里能坐得下三个人，他们却让布莱泽坐在了后面的货舱里。他并不介意。看到赫顿之家渐渐消失在远方，直到最后不见了踪影，他感到万分高兴。
鲍伊家住在坎伯兰县一座破旧的大农舍里，一边毗邻法尔茅斯县，另一边毗邻雅茅斯县。农舍没有粉刷过，坐落在一条简易公路旁，上面一层层落满了从公路上刮来的尘土。屋子前面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鲍伊牧羊犬场”，左边有一个巨大的狗圈，里面的二十八条牧羊犬整天跑来跑去，不停地吠叫着。其中几条牧羊犬长了疥癣，身上大块大块地掉了狗毛，露出粉红色的嫩皮，任由这个季节最后几只臭虫啃噬着。屋子右边是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地，再过去是一间巨大的马厩，里面养着鲍伊家的奶牛。鲍伊家占地四十英亩，大部分地方种着牧草，但还有七英亩土地上杂乱地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
他们到家后，布莱泽拎着拉链包从皮卡车上跳了下来。鲍伊接过了他的拉链包。“我替你把包放好。你得劈柴。”
布莱泽朝他眨巴着眼睛。
鲍伊指了指马厩。一排之字形的棚子将马厩与房子连在了一起，中间几乎形成了一个庭院。其中一间棚子靠墙放了一堆木头，里面有枫木也有松木，树汁在树皮上凝结成了亮晶晶的水泡。柴堆前有一个刀痕累累的木砧，上面插着一把斧头。
“你得劈柴。”休伯特·鲍伊又说了一遍。
“哦。”布莱泽说。这是他第一次对鲍伊夫妇说话。
鲍伊夫妇看着他走到木砧旁取下斧头。布莱泽看了看斧头，然后将它搁在砧木旁的尘土中。那些狗不停地跑来跑去，吠叫着，最小的牧羊犬吠叫的声音最尖。
“怎么样？”鲍伊问。
“先生，我从来没有劈过柴。”
鲍伊丢下拉链包，任由它掉在尘土中。他走过去，将一块枫木放在砧木上，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双手相互搓了搓，然后拎起斧头。布莱泽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鲍伊猛地一挥斧头，木块变成了两截。
“就这样，”他说，“长短刚好能放进炉子里。”他将斧头递给布莱泽，“你来。”
布莱泽将斧头靠在两腿之间，朝掌心吐了口唾沫，双手搓了搓。他拿起斧头，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把木块放到砧木上。他将一块木头放了上去，举起斧头，猛地一挥。那块木头也变成了两截，长短刚好能放进炉子里，而且与鲍伊刚才劈出的几乎一模一样。布莱泽不免有些沾沾自喜。可紧接着，他就倒在了泥土中，右耳嗡嗡作响，鲍伊的一只粗糙坚硬、因长年干活而力大无穷的手从背后猛地给了他一下。
“这是为什么？”布莱泽抬起头来问。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劈柴，”鲍伊说，“趁着你还没有来得及说这不是你的过错，我告诉你，这也不是我的过错。你现在给我好好劈柴。”
他的房间很小，位于这布局凌乱的农舍的三楼，属于后来添加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五斗橱外，什么都没有。墙上有扇窗户，可从这窗户望出去，外面的一切都显得起伏不平、扭曲变形。这屋子到了晚上会变得很冷，清晨时分更冷。布莱泽倒是不在乎冷不冷，可他不喜欢鲍伊夫妇。这种不喜欢渐渐地变成了讨厌，而讨厌最终变成了仇恨。这种仇恨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他而言，这种变化是必然的。这种仇恨以自己的速度与日俱增，而且是完全彻底地增长，最后终于绽放出了鲜红的花朵。这种仇恨任何有智力的人都无法理解。它是独一无二的。任凭你如何参悟都无法理解。
那年的秋天和冬天，他一刻不停地忙着劈柴。鲍伊曾尝试教他挤牛奶，可布莱泽干不了。鲍伊说他的手太硬，无论他怎么轻轻地用手指握着奶头，那些奶牛还是非常紧张。这种紧张感又传染到他的身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牛奶的产量日趋减少，最后干脆没有了。鲍伊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扇他耳光或者打他的后脑勺。鲍伊不愿意买自动挤奶机，因为他不相信那些机器，说德拉瓦尔公司制造的那些机器会早早地就把奶牛榨干，还说用手挤牛奶是一种天分。正因为这是一种天分，你不能因为某个人没有这种天分就惩罚他，就像你不能因为某个人不会写“思歌”而惩罚他一样。
“不过，你劈柴还行，”他说，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你有这方面的天分。”
布莱泽劈完柴后还得将木柴搬进屋，每天要四五次将厨房的木柴箱装满。虽然他们家有一个燃油炉，可休伯特·鲍伊一直要到二月份才会用它，因为二号柴油的价格太贵。布莱泽要干的活很多：下雪天要铲掉三十米长的车道上的积雪，要叉干草，要清扫马厩，要刷洗鲍伊太太的地板。
从周一到周五，布莱泽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喂奶牛（下雪天四点钟就得起来），吃完早饭后坐黄色的萨德一〇六校车去上学。如果可能的话，鲍伊夫妇会干脆就不让他上学，可他们不敢。
作者“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说
《守夜》《闪灵》《一个杀手的自白》《亚特兰蒂斯之心》《撒冷镇》《杜马岛》《它》《丽赛的故事》《重生》《局外人》《日落之后》《尸骨袋》《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