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了摇头。
“露营小屋？出租的房间？”在他身后的电话线杆上，有人贴了一张海报，上面说一支舞蹈乐队将在阿尔塔演出。所以城市不会太远。也许我应该待在车上，直到它到达那里。
“你呢，马蒂斯？”我说着赶走了一只咬我额头的小虫，“今晚你不会碰巧有张床可以借我用吧？”
“早在五月份我就把床扔到炉子里烧了。五月很冷。”
“那有没有沙发？床垫？”
“床垫？”他朝布满帚石南的高原摊开双手。
“谢了，但我喜欢屋顶和墙壁。我得去找个空狗窝。晚安了。”我朝那片房子走去。
“你在考松能找到的唯一的狗窝就是那个。”他哀怨地喊道，声音逐渐降低。
我转过身来。他指着那片房子前面的建筑。
“教堂？”
他点点头。
“半夜开门吗？”
马蒂斯歪着头。“你知道为什么在考松没有人偷东西吗？因为除了驯鹿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
这个胖乎乎的小个子跳过水沟，动作出奇地优雅，开始穿过帚石南向西走去。我的向导是北方的太阳以及如下事实——据我外公说，无论你去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教堂的塔楼都在西侧。我用手遮住阳光，看着他前面的地势。他这是要去哪里？
尽管已经午夜，阳光依然照耀，一切都静悄悄的。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村子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荒凉感。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匆忙建成的，马马虎虎，没用心。不是说它们看起来不坚固，只是给人一种印象：它们只是遮风避雨的屋顶，而不是一个家。以实用为主。一块块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免维护板材。一些被撞坏的汽车停在花园里，其实算不上花园，只是用篱笆围起的一片片帚石南和桦树而已。有婴儿车，但没有玩具。只有少数房子的窗户上有窗帘或百叶窗。其他光秃秃的窗玻璃反射着阳光，阻止了任何人往里看。就像一个不想透露太多内心世界的人戴的太阳镜。
果然，教堂是开着的，但门有些膨胀，因此不像我去过的其他教堂那么容易打开。教堂中殿很小，陈设朴素，简约而好看。午夜的阳光照亮了彩色玻璃窗，在祭坛上方，耶稣挂在惯常的十字架上，三联画的中间是圣母玛利亚，两边分别是大卫与歌利亚和婴儿耶稣。
我在祭坛后的一侧找到了圣器室的门。我在橱柜里找了个遍，找到了衣服、清洁设备和水桶，但没有祭坛酒，只有奥尔森面包店的几盒华夫饼。我嚼了其中的四五个，就像吃吸墨纸一样；它们让我的口变得很干，最后我不得不把它们吐到桌上的报纸上。报纸上说——如果那是当天的《芬马克日报》的话——当天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反对开发阿尔塔河的抗议活动正在增加，还有一张当地的议会领导人阿努尔夫·奥尔森的照片；作为挪威唯一一个与苏联接壤的区域，现在间谍贡沃尔·加尔通·哈维克死了，芬马克感觉更安全了；这里的天气终于比奥斯陆好了。
圣器室的石头地板太硬了，长椅又太窄，我就把圣坛栏杆里的法衣都拿了进来，把外套挂在栏杆上，头枕着皮箱躺在地板上。我感觉有湿东西打在了脸上。我用手擦掉，然后看了看指尖。是锈红色的。
我抬起头看着上方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然后我意识到它一定是从倾斜的屋顶上落下来的。漏水，潮湿，被泥土或铁染了色。我翻了个身，这样就不会压在那个有伤的肩膀上了，然后把法衣拉到头上挡住阳光。我闭上眼睛。
好了。不要思考。把一切都关在外面。
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把法衣拽到一边，大口喘着气。
×。
我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葬礼过后睡不着的时候，我开始服用安定。我不知道是不是上瘾了，但是没有它就很难入睡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精疲力竭。
我又把法衣拉到身上，闭上眼睛。已经逃了七十小时。一千八百公里。只在火车和巴士上睡了几小时。我应该已经筋疲力尽了。
现在——轮到快乐的想法。
我试着回想以前的一切。以前的以前。没用。其他的一切都冒出来了。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鱼腥味。黑色的手枪握把。玻璃破碎，坠落。我把它推到一边，伸出手，低声念着她的名字。
接着，她终于来了。
我醒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有什么东西推了我一下。一个人。轻轻地，不是为了叫醒我，而是想确认有人躺在法衣下面。
我集中精力，尽力保持均匀的呼吸。也许还有机会，也许他们还没发现我醒了。
我把手滑到身边一侧，然后才想起我把装着手枪的外套挂在了祭坛的栏杆上。
这对专业人士来说非常不专业。
贡沃尔·加尔通·哈维克（gunvorgaltunghaavik，1912—1977），前挪威外交部雇员。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捕，被控为在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和犯有叛国罪。她供认了这些罪行，并于案件审理前死于心脏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