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已经厌烦了日本，西田感觉到了。复出后的她来过日本两次，做过一般性的宣传活动。她总是被拉来拉去，上电台和地方台的节目、接受杂志采访，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密，几乎是分秒必争、疲于奔命。西田知道邓丽君为了能在日本发展，已经努力了好多年了，此时的她大概认为在日本的宣传活动差不多了，也该缓一缓了。但在公司和西田的眼中，她的推广工作，只不过是走了两、三步而已。
在漫长的歌手生涯中，邓丽君蓦然回首的时候便会发现，普通女性应有的生活享受是她自己一一舍弃的。忙碌和忘却让她一往无前、无怨无悔，思考和体验却又让她犹豫不决、追悔莫及。当期望的成功即将降临的时候，她总是处于这种矛盾中，自己得到是由于无数的失去。在日本的紧张生活已使她心力疲惫不堪，她渴望找一个地方休息调整自己，而且她需要一个能倾诉心曲的爱人，她也真到了做妻子的年龄了。倦了，怠了，也该歇歇了。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田远远地就看见清爽的邓丽君在向他招手。她依然是那么亲切可人。不过，来接西田的却是三个人。与邓丽君同来的有一个小个子、带着圆眼镜的中国人，他是税务师查理士·刘，另一个是身材高挑的美国律师丁·古柏。
看着一行三人，西田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不等西田说明来意，邓丽君逃也似的匆匆作别。西田茫然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第二天晚餐时，西田才和邓丽君说上话。席间，邓丽君只是劝酒劝菜，谈日本的饮食和洛杉矶的天气，每当西田把话题拉到唱歌上，邓丽君便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西田只好直来直去地说明自己的来意。邓丽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很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西田看到她的双眼中有着甜蜜的憧憬和忧伤的失落。除了反复强调这句话外，邓丽君最后说：“对不起西田先生，从明天起，有关工作的事情您和刘先生谈好了。”西田有些心灰意冷，用刘先生来做挡箭牌，这显然是一种拒绝。
坐在酒店里的西田思绪万千，他知道邓丽君这些日子里正沉醉于爱河之中，她也确实该过一种普通女性应有的幸福生活了。在近在之咫尺的幸福面前，邓丽君退出歌坛也是有可能的。哪一个女人不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邓丽君也格外期待拥有一个浪漫旖旎而温情脉脉的家。这种由家而来的细致入微的幸福又怎么是掌声和鲜花所能比拟的呢？为了得到这种幸福，就需要把以前的生活“来个圆满的结束”
，那邓丽君就不能再到日本去了。为了宣告“邓丽君以前的生活已结束”，西田觉得邓丽君才让他到洛杉矶来。
从第二天起，不能和邓丽君直接面谈的西田，只好把“希望她来日本”的强烈要求，向查理士·刘和丁·古柏两人提出。
丁·古柏的办公室位于洛杉矶的比佛利上。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市中心。高楼林立，景色优美，但西田的心却不在那里。雪白的墙壁、宽大的落地窗，枣红色的大地毯，整个房间华丽无比。
在这个房间的尽头，是丁·古柏的大办公桌，他稳重地坐在桌旁，西田和查理士·刘则坐在桌前的沙发上。
“邓丽君不去日本了。”查理士·刘对着西田说，“她委托我把这句话告诉您。”他彬彬有礼，但语气却不容置疑。西田觉得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已经矗立在自己的面前。
丁·古柏才能卓越，是京士乔治、米高积逊的法律顾问，在美国国内，他是娱乐界中最被推崇的律师。此时他气定神闲地端坐着，空气中弥漫着不着痕迹的商务气氛，让西田倍感紧张。他的任务就是间接得向西田传达邓丽君的意见。“邓丽君已不能接受那么频密的行程，不能再和日本的公司签约了。”
他心平气和地告诉西田，“请您谅解。”西田用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了他用英语表达的意思。
“而且，在日本复出之前，邓丽君已在东南亚出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唱片，这些唱片的版税，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到日本发展。邓丽君是这样说的。”
邓丽君的心情，西田是理解的。的确，她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太紧，使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的唱片在东南亚各处也都有盗版，这是老早就使她头疼的问题。
“可是，她的歌好不容易才被有线电台列入金曲榜，邓丽君自己也曾为这一天的到来做过许多的努力。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放弃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带回日本去。至于东南亚的版税问题，和我们无关，而在日本制作的唱片，版税可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自己所在的公司正陷于窘境，而公司台柱的邓丽君又远走高飞，西田越说越急，额头上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在这种情急之下，再加上西田的英语本来就说得不好，他的语气也就越来越生硬。
“日本的版税，我们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西田一再向旁边的人说。
丁·古柏略为诧异地看了一眼面前这位坐立不安的日本人，脸上仍然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邓丽君的唱片一定能畅销，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请您千万理解我的苦心。”西田说得磕磕巴巴，上气不接下气。
日本素有“暧昧的日本”之称，而邓丽君和日本唱片公司的关系其实也很“暧昧”。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过什么书面合约，几乎全靠一个“信”字。邓丽君如果不相信他们，“从此告终”也是当然的。
然而，西田具有典型的“日本精神”，为了达到目的，永不言败。就这样，西田坐在丁·古柏的办公室里连续谈了三个多小时。西田说不惯英语，累得筋疲力尽，但西田并不死心，最后仍死缠烂打地继续谈下去：“我们不会做任何损害邓丽君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去日本。现在去，我保证她的唱片一定畅销。这也是为她好。请你们相信我。”西田断断续续地用英语说。
“日本人做生意，还有讲人情的一面吗？”丁·古柏问到。西田点了点头。
丁·古柏的目光越过汗流浃背的西田，透过明净的落地窗，望着洛杉矶湛蓝的天空，突然有所感触。她的世界就在那遥远的蓝天里。
“我明白了，您直接和邓丽君谈谈吧，好的话，她或许会接受的。”
西田惊喜万分，他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结果。
从这天开始，西田终日在酒店里专心等候邓丽君的电话。
一天一天，和丁·古柏等谈判结束后，已过了四天，邓丽君明明知道西田在等候她的答复，但她仍然不发一语。此时，西田再一次和公司联系，上司态度坚决说：“要等邓丽君来日本，你才可以回来!”
西田的心情糟糕透了，钱快用光，而那些淋着油、没有什么滋味的美国菜，也让他吃腻了。周围那似懂非懂的英语，更让他心烦意乱。无论听这飞快的语言还是自己说英语，他都觉得讨厌。甚至洛杉矶蔚蓝的天空，也显得单调乏味。
西田尝试着和邓丽君联系，但她根本就不接电话。有一次，西田连拨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好容易接通了，是查理士·刘，西田请他转达自己想和邓丽君见面的讯息，查理士·刘只是淡淡地说：“邓丽君说不必了。”
西田不能回去，而时间却一天天过去。到达洛杉矶的第七天，终于等到了邓丽君的电话。邓丽君的声音带着疲倦的歉意：“西田先生，很对不起，你还是回去吧，我真的不能去日本。我也是女人，要考虑包括结婚生孩子在内的终生大事。我虽然不会就这样退出歌坛，但也不想做太紧张的工作了。我想过一些清闲的日子。”
西田却不能抽身而退，邓丽君的唱片在日本能否畅销，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理解邓丽君的心情，但悠悠闲闲又怎么能取得成功，况且日本的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占领的。肩负公司使命的西田越来越觉得自己委屈，眼眶不禁湿润了。他哽咽着说：“邓小姐，我很理解你，我觉得再接着劝你，我就是罪人了。但是，我们公司里所有的同事都在等着你的消息，从早到晚痴痴地等，你不去日本，我便只能守在这里，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直到你点头为止……”他说不下去了，眼泪顺着脸颊落了下来。西田泣不成声了。
长久的沉默后，邓丽君用她那温柔的声音低低地说：“明白了，我去好了。”
西田愣住了：“你说愿意去日本吗？”
“是的，去日本，你不要哭了，我答应你。”邓丽君的声音越来越低，就像是在哄小孩。
西田却有丝丝的悔恨和自责，为什么总要勉强她呢？
邓丽君这时候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死去。她也明白，去日本，她就要放弃某些东西，一些再也无法拥有的东西。
回忆起他和邓丽君一起走过的日子，西田觉得自己在邓丽君每次遇到事业和感情的矛盾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促使邓丽君舍弃感情生活的决定的工作。他自己一向以为，邓丽君是最适合以唱歌为终身职业的，为了她的事业，她放弃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多得根本无法捡回来了，那就不要悲伤了，既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可是，如今，他却发现，她明明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想到她的一生这么短暂，西田的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邓丽君从洛杉矶专程到日本，用了两周的时间，日本公司原定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有线电视台的排名、唱片销售的情况，都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公司和邓丽君都觉得很顺利。有关的宣传活动已告一段落了，而下一阶段的录音计划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在日本做宣传活动期间，邓丽君在洛杉矶原有的“念书”的强烈愿望，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这时期的工作让她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念头，但她却想到伦敦念书。为了配合邓丽君的安排，唱片公司也把下次录音的地点改在了伦敦。
为了申请邓丽君在伦敦念书、录音的签证，西田陪着邓丽君来到了东京的英国大使馆等候签证。他和邓丽君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了又等。没想到办签证竟然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结婚。”邓丽君冷不防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室内高高的天花板上，雕饰着美丽的花纹，水晶吊灯闪着亮晶晶的光，冷气却吹得每个角落都凉飕飕的。邓丽君把她那顶小小的太阳帽放在了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