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他能做到吗？
他无法回答。他知道，她有的时候会把药片放在嘴里咀嚼，那种糟糕的酸橙味让她的五官纠结在一起，嘴巴里发出一种类似碎碎冰的响声。可是，这些药丸与以往的不同……是胶囊。药盒上写着：达尔丰络合物，是他在她的药箱里发现的。他把药拿在手上，陷入了沉思。这药是在她再次住进医院之前医生给的，是一种镇痛药，有助于睡眠。她的药箱里装满了药，摆放得整整齐齐，像是巫医的百宝箱。各种西药，还有一排排栓剂。他之前从未使用过栓剂，想到要把这东西放进直肠，然后靠身体的热量将其融化，他感到浑身难受。把这玩意儿从肛门塞进体内，尊严荡然无存。药箱里还有菲利普斯氧化镁牛奶、阿纳辛关节止痛片、碱式水杨酸铋咀嚼片，等等。看着这些药，他可以判断出她的病情。
可是，这些药丸不同。它们看上去像是普通的达尔丰，灰色的胶囊，但尺寸更大，用他已故父亲的话说，像炮弹。外包装盒上写着：阿司匹林350格令，达尔丰100格令。假如他把药给她，她能嚼动吗？她会嚼吗？家中一切照旧，冰箱的压缩机有规律地运行着，壁炉也按时点火熄火，座钟里的布谷鸟每逢半点和正点都会不耐烦地伸出脑袋叫几声。他猜想，她死以后，就轮到凯文和他分担家务了。她走了，走了。这个声音在整栋房子里飘荡。
她此刻在位于刘易斯顿的缅因中心医院，312病房。当她疼得不能去厨房煮咖啡的时候，她只得去医院了。每逢他来探视，她总会哭泣，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哭。
电梯吱嘎吱嘎地往上升，他发现自己在研究那张蓝色的电梯合格证。有了这张纸，无论发出多么恼人的声响，电梯都是安全的。到目前为止，她在医院已经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了。今天，医生给她做了一种名为“脊髓前侧柱切断术”的手术。他不知道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但起码读音差不多。手术前，医生告诉她，这种手术是要把一根钢针经由她的脖子刺进她的大脑。医生说，这好比把一根针扎进橙子，刺穿里面的一个核。当钢针触及疼痛点的时候，针尖会释放出一种无线电信号，疼痛点就会被消灭，就像是拔掉电视机的插头一样。这样，她腹部的癌肿就不会继续折磨她了。
这个手术让他感觉十分不安，相比之下，想象栓剂正在他肛门里融化反而算不上什么了。他想起迈克尔·克莱顿写的一本书，书名是《终端人》，里面讲到如何把电线插到人的头颅里面。在作者眼中，那个场景着实可怕，最好相信他。
到了三楼，电梯门开了，他走了出去。这儿的病房已经有些年头了，里面的气味让人联想起集市上用来遮盖呕吐物的那种散发着清香的锯木屑。他把胶囊落在车上的手套箱里了。来之前，他什么都没有喝。
病房区的墙壁都是两种颜色的：下面是褐色，上面是白色。在他看来，世上的双色组合中最最让人压抑的，除了褐色和白色，当属粉色和黑色了。医院的走廊仿佛巨型的栓剂。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但与此同时，又感觉有些恶心。
两条走廊在电梯门前呈丁字形会合，电梯外有一台自动饮水器，他总要在这儿停留片刻，拖延一下时间。走廊里时不时可以看见各种医疗设备，好像散落在运动场上的稀奇古怪的运动器材。有一个下面带胶皮轮子、四周镀铬的担架，准备接受“脊髓切断”手术的病人就是用这个东西推到手术室去的。有一个圆的东西，很大，用途是什么，他不知道。有时候在松鼠的笼子里，你会看见类似的东西。有一个可以转动的静脉滴注支架，上面挂着两只瓶子，像萨尔瓦多·达利式梦境中的乳房。一条走廊的尽头是护士站，受到咖啡鼓舞的笑声朝他的方向飘过来。
他喝了酒，然后沿着走廊慢慢朝她的病房走去。即将面对的场景让他感到害怕，他希望她在睡觉。假如是那样，他不准备叫醒她。
在每一扇病房的门上，都有一个正方形的小灯。如果病人按下呼叫按钮，那盏灯就会闪烁，发出红光。走廊里，有病人慢慢地来回走动，身上从里到外穿的都是廉价的病号服。外面是蓝白相间的细条纹长袍，圆领。医院提供的内衣被大家称作“圆领衫”，穿在女病人身上还凑合，可男病人穿上这种长及膝盖的衬裙式内衣就有些不伦不类了。男病人脚上大都穿着褐色的仿皮拖鞋，女病人则喜欢那种带有毛线小球的编织拖鞋。他妈妈的拖鞋就是这种款式，她称之为“凉拖”。
看见走廊里那些病人，他想起一部电影，叫《活死人之夜》。他们行动迟缓，如果他们的器官是装有蛋黄酱的瓦罐，那么，肯定有人把瓦罐的盖子打开了，罐内的液体在他们体内胡乱流动。他们拄着拐杖，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挪着步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可怕，但却不失尊严。他们没有目标，只是慢慢地走着，走着，就像身穿学士袍、头戴学士帽的大学生，鱼贯进入学校的大礼堂。
晶体管收音机里传出空灵的音乐，向各个角落飘散。他听见阿肯色黑橡木组合的歌曲《吉姆·丹迪》（“去吧，吉姆·丹迪，去吧，吉姆·丹迪！”一个假声冲着走廊里散步的病人歇斯底里地唱着）。他听见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在跟嘉宾讨论尼克松，那腔调，仿佛冒烟的羽毛掉进了醋缸，一股酸味。他听见一首法语填词的波尔卡——刘易斯顿至今依然是一个说法语的小镇，人们喜欢吉格舞曲和里尔舞曲，同样也喜欢在下刘易斯顿街上的酒吧里挥刀斗殴。
他在母亲的病房外停下脚步。
有那么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有些醉了。他恨自己这么醉醺醺地出现在母亲面前，即使她因为麻药和盐酸阿米替林的作用还没有醒来。盐酸阿米替林是一种镇静剂，可以让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好过一点。
通常，他下午会去索尼超市买两提六瓶装的凯凌啤酒，和孩子们一起看儿童频道下午的节目。看《芝麻街》的时候喝三罐，《罗杰先生》两罐，留一罐给《电力公司》。然后，晚饭的时候，从第二提里再取一罐。
剩下的五罐，他放在车里。从雷蒙德到刘易斯顿，走302号和202号公路，二十二英里。等他到达医院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已经喝醉了，剩下的啤酒也就一两罐了。他通常把带给母亲的东西留在车内，这样，他就有理由离开病房，回到车上，把剩下的啤酒灌进肚子里，保持那份麻醉的感觉。
此外，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出来方便一下。不知怎的，这是来医院探视病人的痛苦过程中唯一让他开心的事情。他习惯把车停在停车场的一侧，此时已经是十一月份了，由于霜冻的缘故，地面上有明显的车辙。夜晚，寒风袭来，膀胱立刻开始收缩。如果在医院的厕所小便，那么，你的医院之行会不自觉地得到升华：便池旁有紧急按钮，镀铬的扶手角度均设计为四十五度，洗手池上方还有一瓶粉色的消毒液。真是不好的体验。你最好相信。
没有回家喝酒的欲望，家中的冰箱里也没有存货。家里有六罐啤酒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来医院的，谁知道情况竟然会这么糟糕呢。他首先想到的是她绝不是橙子，接下来想到的是，她真的快要死了，仿佛她必须去追赶一辆想象中的火车。她在床上硬撑着，除了眼睛，身体一动不动，可是，在她身体内部，有东西在动。她的脖子被什么东西染成了橙红色，应该是红汞，而且，在她左耳下方贴着一块纱布，不知哪个精力旺盛的医生在那里埋下了高频电子针，在消灭疼痛中枢的同时，她身体的运动控制也失效了六成。她的目光跟随着他，仿佛数字油画中耶稣的眼睛。
“约翰尼，你今晚不该来。我看上去状态不好。我明天会好的。”
“怎么了？”
“很痒，全身都痒。我的两条腿在一起吗？”
她的腿究竟是否在一起，他不确定。床单下，她的腿抬着，呈v字形。病房内很热，今天，旁边的那张床空着。他心想：病友走的走，来的来，可是我妈妈永远住在这里。天哪！
“您的腿在一起，妈妈。”
“约翰尼，能帮我把腿放平吗？一会儿你就回去吧。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我动弹不了。我的鼻子很痒。你鼻子痒，可你却没法去挠，真可怜，不是吗？”
他替她挠挠鼻子，然后隔着床单抓住她的小腿，把她的腿放平。他的手并不十分大，可他只用一只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握住她的双脚。她发出一阵呻吟，眼泪顺着脸颊流向耳朵。
“妈妈？”
“你能把我的腿放下来吗？”
“已经放平了。”
“嗯。那就好。我哭了，是吧？我不想当着你的面哭，我希望自己能解脱，只要不这么受罪，让我干什么都行。”
“您想抽烟吗？”
“约翰尼，先给我喝口水行吗？我渴死了。”
“没问题。”
他拿出那个带有一根可调节吸管的杯子，绕过走廊的拐角，朝饮水机走去。一个肥胖的病人，一条腿上缠着弹力绷带，沿着走廊慢慢地走着。他没有穿那种细条纹的病号服，而是把它紧紧地藏在身后。
他给杯子装满水，然后回到312病房。她已经不哭了。她的嘴唇咬住吸管，那个样子让他想起旅游画册上的骆驼。她的脸瘦得皮包骨头。作为她的儿子，母亲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和哥哥凯文跟着这个女人搬到缅因，因为她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她的母亲年事已高，并且长年卧床。因为高血压，他的外祖母身体非常羸弱。更糟糕的是，疾病让她双目失明。幸福的八十六岁生日。眼前的这个女人也在朝那个方向发展。外祖母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眼睛看不见，身体虚弱，屁股底下垫着大块的尿布，下身穿着胶皮裤子，记不住早饭吃的什么，却能背出艾克之前所有美国总统的名字。就这样，三代人住在一栋房子里。就在那栋房子里，不久前，他发现了那些药丸（外祖父外祖母去世很久了）。他那时十二岁，喜欢吃早饭的时候说东说西，但不记得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母亲忙着洗刷外祖母弄脏的尿垫，放进那台老式的洗衣机里脱水。她转过身，操起一块尿片，对着他狠狠地打过来。啪的一声，那块厚厚的、湿乎乎的尿布碰翻了他面前盛着谷物燕麦的碗，那玩意儿在桌子上疯狂地旋转，仿佛一只大大的蓝色陀螺。母亲第二下打中了他的背，不疼，但让他吃了一惊，胡言乱语随即停止。此时躺在这个房间这张病床上的这个女人那时一下接一下地抽打着他，嘴里叫着：你给我闭嘴，这里就数你嘴巴大，你快点闭嘴，等到你身上其他地方也长大了，你再说话也不迟。她一边骂一边打。啪！啪！不管他肚子里有多少俏皮话，那会儿也已烟消云散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为俏皮话准备的机会。那一天，他发现，若想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清楚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最好的办法肯定是用祖母的尿布抽打他的背，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了。那件事之后，他用了四年的时间才重新学会如何说俏皮话。
她有点喝呛了。虽然他一直在考虑药丸的事情，但看到她那个样子，他还是很害怕。他再次问她是否想抽烟，她说：
“如果不麻烦，抽一口吧！然后你就回家去。我明天也许会好些。”
床边的小桌上散落着几包烟，他从酷牌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火。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她抽了一口，噘起嘴巴，含住过滤嘴。她没有什么力气，烟雾在嘴唇间飘动。
“我得活到六十岁，我儿子到时候就可以替我点烟了。”
“我无所谓。”
她又吸了一口，过滤嘴在嘴巴里停留了许久。他将目光转问她的眼睛，发现她的眼睛紧闭着。
“妈妈？”
眼睛微微睁开。
“约翰尼？”
“嗯。”
“你来多久了？”
“没多久。我想我得走了。你早点休息。”
“嗯。”
他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悄悄离开病房，心想：我要跟那个医生谈谈。该死的，我得跟那个做手术的医生谈谈。
走进电梯，他想，在某一个领域里，一旦达到某种熟练程度，“医生”这个词就成了“男人”的同义词，仿佛这是意料之中的，是条文规定的：医生必须残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人道。
“我想她撑不了多久了。”这是那天很晚的时候他对他哥哥说的话。他哥哥住在安多弗，此地以西七十英里。他一个星期只去医院一两次。
“可是，她还是那么疼吗？”凯文问道。
“她说她身上痒。”药丸装在他毛衣的口袋里。他妻子睡得很香。他把药拿出来，这是从他母亲家里偷来的，他们曾经和外公外婆在那栋房子里居住过。跟哥哥打电话的时候，他一只手把药盒翻来翻去，仿佛它是一只兔后脚。
“照这么说，她好转了。”在凯文眼里，无论何时，一切都越来越好，仿佛生活正朝着某个崇高的顶点进发。这个观点，弟弟可不敢苟同。
“她瘫痪了。”
“在这个关头，瘫不瘫痪还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他有些控制不住，因为他想起了白色罗纹床单下的那两条腿。
“约翰，她快死了。”
“可她还没死。”实际上，这才是他最害怕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从这里开始将会围绕这个问题，虽然好处都让电话公司得了，但这是核心。还没有死。只是躺在病房里，手腕上绑着医院的标签，耳朵聆听着走廊里收音机发出的幽灵般的声响。
而且，医生说，她在跟时间搏斗。医生块头很大，下巴上留着红褐色的胡子。他可能有六英尺四英寸高，肩膀很宽。当她开始昏昏欲睡的时候，医生趁此机会把他叫到走廊里。
医生对他说：
“你看，像“脊髓前侧柱切断”一类的手术，病人运动机能的损伤在所难免。你母亲左手的功能还在，右手有希望在两到四星期后恢复。”
“她还能走路吗？”
医生若有所思地看着点缀着钻孔的软木天花板。他的胡须一直垂到格子花呢上衣的领口。很可笑，约翰尼居然联想到了阿尔杰农·斯温伯恩。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知道。这个人在哪方面都和斯温伯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想不行。她的基础被破坏了。”
“她余生都得卧床了吗？”
“我想，是的，应该是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他开始敬佩这个人，他本来以为自己肯定会恨他。敬佩之余是厌恶，他必须尊重这个简单的事实吗？
“这种状态下，她还能活多久？”
“很难说。（医生好像就是这样说的。）现在，癌肿已经阻断了她一侧的肾脏。另一侧还算正常。当肿瘤侵害到它的时候，她就会昏迷。”
“尿毒症昏迷？
“没错。”医生此时比先前更加谨慎了。“尿毒症”是一个病理学术语，通常只有医生和验尸官才会使用。可是，约翰尼知道这个词，因为他外祖母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但她体内没有长肿瘤。她的肾脏无法排尿，死的时候，体内的尿液漫进了胸腔。她死在家里的床上，晚饭时分。她像是睡着了，跟其他老年人一样张着嘴巴，但约翰尼第一个做出了判断：她已经死了。她眼睛里挤出两滴小小的泪珠，没有牙齿的嘴巴瘪瘪的，就像一只被挖空的番茄，本来打算用它装鸡蛋色拉，可不幸的是，被人遗忘了，在厨房的架子上放置了好几天。他手握着一面镜子，对准她的嘴巴。当他发现镜面上没有起雾，她那张空番茄般的嘴巴依旧清晰可见，他开始大声喊妈妈。那时的判断很正确，此时的判断却错了。
“她说她还能感觉到痛。而且，还感觉痒。”
医生严肃地拍着自己的脑袋，好像老动画片里那个精神科医生维克托·德格罗特。
“疼痛是她想象出来的。尽管如此，它是真实的，对她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不多了。你妈妈再也不能用秒、分钟和小时来计算时间了，她必须把这些单位换成天、星期和月。”
他明白这个身材魁梧的胡须男想说些什么，他的话让他有些犹豫。一阵微弱的铃声响起。他不能跟他继续谈下去了。他是一个技术人员，他很自然地提到时间，这个概念他把握得很好，仿佛那是他手里握着的一根钓鱼竿，掌控它很容易。也许，他就是这样。
“你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吗？”
“没什么能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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