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子最后一根横档

“凯蒂!”我抬起头,大声喊道,“稳住!稳住!”

她即刻照办了,腿不再乱动,而是自然下垂,两只小手紧紧抓着仅剩的最后一根横档,仿佛停摆的秋千上的杂技演员。

我冲向干草垛,抱起一捧干草,返回原地,扔在地上。就这样,我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跑着。

后来的事情,我有些记不清了,只知道干草越堆越多。干草跑进我的鼻孔,我开始打喷嚏,一个接着一个,怎么都停不下来。我来回奔跑,在原先放置梯子的地方堆了一个草垛,可还不够大。我打量着它,然后又看看半空中的妹妹,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会想起一部卡通片,里面的那个人从三百英尺的高空跳进了一个玻璃杯。

跑过来,跑过去。

“拉里,我抓不住了!”她的声音很响,很绝望。

“凯蒂,你行的!你必须坚持住!”

跑过来,跑过去。干草钻进了我的衣服。跑过来,跑过去。草垛已经抵到我的下巴了,可是,我们玩蹦极的草垛深达二十五英尺呢。我想,如果她只是摔断了腿,那已经算运气了。我知道,假如她没有跳准,那她的小命就没了。跑过来,跑过去。

“拉里!梯子!断了!”

伴随着一声断裂的声响,在她重量的作用下,最后一根横档脱开了。她的两条腿开始拼命乱蹬,可是,如果她这样不停地扭动的话,她肯定落不到草垛上。

“不要!”我大喊,“不要,别乱动!凯蒂,松手,把手松开!”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有时间搬更多的干草,除了祈祷,我别无他法。

我的话音刚落,她松开横档,落了下来。她仿佛一把刀,垂直向下。在我的眼里,她下降的过程非常漫长,金色的小辫子竖在脑后,眼睛紧闭,脸色如同瓷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没有喊叫,她的双手放在嘴唇上,好像在祈祷。

她刚好落在草垛的中央。她不见了——干草四处飞起,仿佛被炸弹击中了——我听见了她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很响,我呆若木鸡。实在是太响了,太响了。尽管如此,我必须面对。

我大叫一声,跳上草垛,用手把干草扒开,一把接着一把,干草朝我身后飞去。先是一条穿着蓝色牛仔裤的腿,接着是一件格子衬衫……最后是凯蒂的脸。苍白,双目紧闭。一看见她的脸,我想,完了,她死了。整个世界黯淡了,如同十一月的天空。唯一有色彩的是她的小辫子,一捧灿烂的金色。

她睁开眼睛,深蓝色的大眼睛。

“凯蒂?”我的声音沙哑、干枯、难以置信,我的喉咙里有草屑,“凯蒂?”

“拉里?”她满脸疑惑地问道,“我还活着吗?”

我把她从草垛里抱起来,紧紧搂在胸前,她也搂住了我的脖子。

“你活着,”我说,“你活着,你活着!”

她摔断了左脚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伤。来自哥伦比亚城的佩德森医生在老爸和我的陪同下走进谷仓,他抬起头,长时间地盯着头顶的黑暗之处。梯子的最后一块踏板挂在一根钉子上,在空中晃荡着。

我上面说了,他看了许久。“奇迹。”他一边对我老爸说,一边轻蔑地用脚踢着我放在地上的干草。他走出谷仓,钻进他那辆脏兮兮的迪索托,开走了。

老爸拍拍我的肩膀。“拉里,我们到堆放木柴的小屋去一下,”他镇定地说,“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去那儿。”

“是的,先生。”我小声说。

“拉里,我每次揍你,目的都是让你牢记上帝的恩宠,因为你妹妹还活着。”

“是的,先生。”

我们去了。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打了我那么多下,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都站着吃饭,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得在屁股底下垫个垫子才能坐下。他每次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打我,我就对上帝说谢谢。

我大声地说,声音非常响亮。打到最后几下的时候,我很肯定,上帝听见了。

睡觉前,他们允许我进去看她。她窗外有一只猫声鸟,我记得很清楚。她的一只脚缠满了绷带,搁在一块木板上。

她长久地望着我,那么可爱,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她说:“嘿,你把草铺好了。”

“当然了,”我脱口而出,“我还能干什么?梯子已经断裂,没有办法攀上横梁了。”

“我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她说。

“你肯定知道!我就在你下面,上帝啊!”

“我不敢往下面看。”她说,“我太害怕了。我一直闭着眼睛。”

我瞪眼看着她,非常惊讶。

“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她摇摇头。

“我让你松手的时候,你……你松手了,不是吗?”

她点点头。

“凯蒂,你怎么能真的松开手呢?”

她看着我,还是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她说,“你是我的大哥哥。我知道你会照顾我的。”

“啊,凯蒂,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我用手捂着脸,她坐起来,把我的手拿开,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不知道,”她说,“可我知道你就在下面。哎呀,我困了。拉里,明天见。我得打石膏,佩德森医生说的。”

石膏过了快一个月才拆下来。她所有的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她甚至也让我签了名。石膏拆下来的时候,谷仓事件已近尾声。父亲把通往阁楼的梯子换成了新的,更结实。但我再也没有爬上房梁,跳进草垛。据我所知,凯蒂也没有。

故事到此结束,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结束,直到九天前,凯蒂从洛杉矶一家保险公司大楼的顶层跳了下来。我钱包里放着《洛杉矶时报》相关报道的剪报。我想,我会一直随身带着。这不是一份甜美的回忆,不是你珍爱之人的照片,也不是精彩影剧的票根,或者世界联赛的入场券。那份剪报,我揣在怀里,沉甸甸的,带着它,是我的责任。剪报的大标题是:“应召女郎高空燕跳,香消玉殒!”

我们长大了。我知道的就这些,其他传言都不重要。她曾打算去奥马哈的一所商学院上学,可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她参加选美比赛,获了奖,嫁给了一个评委。简直像个黄色笑话,不是吗?我的凯蒂啊!

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她离了婚,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有十页之多,告诉我她是怎么过的,她的婚姻有多么糟糕,假如她能有个孩子,会如何如何好。她还问我是否可以过去一趟。可是,在法学院,如果一星期不上课,就等于普通的文科专业一学期都逃课。那些老师都是些灰狗,如果哪个机械小兔子不见了,那就永远别回来了。

她搬家去了洛杉矶,又结了婚。她第二次婚姻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她又给我写了封信,很短,很凄惨。她告诉我,她再也不上那个旋转木马了。那是件苦差事。要想抓住那个铜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摔个头破血流。如果免费乘坐的代价就是如此,还有谁愿意尝试呢?她在最后又问,拉里,你能来一趟吗?很久没见了。

我回信说,我很想去,可是去不了。我刚刚在一家压力很大的公司谋了份工作,最底层的工作,只有干活的份,没有受赏的份。如果想晋升,那一年很关键。这就是我写的回信,讲的都是我的事业。

她所有的信,我都回。可是,你知道,我不太相信那些信是凯蒂写的,同样,我也不相信,地上真的有干草……直到我落地时,它救了我一命。我无法相信,我妹妹和那个在信末把凯蒂的签名写成一个圆圈的苦命女人是同一个人。我妹妹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胸部还没有发育呢。

她不再写信了。我会收到圣诞贺卡、生日贺卡,我老婆负责回复。后来,我们离了婚,我搬了家,就此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圣诞和生日,贺卡都是通过转发地址寄到的。收到第一张贺卡时,我就在想:哈,我得给凯蒂写信,告诉她,我已经搬家了。可是,我一直没写。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长大了,她从保险公司的大楼上跳了下来。她始终相信,干草垛会在下面接着她。凯蒂曾经说:“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这些才是重要的。凯蒂的信才是重要的。

如今,人口的流动性更大了。可笑的是,那些被打了叉叉的地址和写着转发地址的贴纸怎么看都像是对我的控诉。她把回信的地址写在信封的左上角,她自杀前一直住在那里,范奈斯地区一栋漂亮的公寓楼。老爸和我一起去那里取她留下的东西。房东太太很和善。她很喜欢凯蒂。

邮戳上的日期表明,信是在她出事前两星期寄出的。如果不是因为地址有误,需要转投,那封信肯定早就到我手上了。她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

亲爱的拉里: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如在你设法把干草铺好之前,梯子的最后一根横档就断了,那该有多好啊!

爱你的凯蒂

没错,我猜她肯定是等得不耐烦了。我宁愿这样想,也不愿意相信,她之所以决定离开,是因为她觉着我已经把她忘记了。我不愿意她这样想,因为,很有可能只有信里那句话才能让我行动起来。

可是,这还不是造成我失眠的根本原因。每当我合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我都会看见她从阁楼上跳下来,大大的眼睛,深蓝色的,身体呈弧形,双臂在身后挥舞。

她始终相信,地上铺着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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