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会回顾自己的人生，想去发现在人生的某个位置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有时候人们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回忆不起来——尽管人们自己不知道，但有些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人们希望能够把影片暂停……人们会对自己说，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不那么说……或者是不那么做。
那天晚上我去了海边。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彻底脱胎换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几天或者几周暂时的改变，不，是永远的改变。人们的裤子上有了一处污渍，最心爱的裤子。人们在九十华氏度的热水里反反复复洗了十几遍，不停地揉搓洗刷。人们开始动用重型武器：漂白剂、钢丝球，但是那处污渍仍然顽固地坚守在那里。如果人们搓洗得太久，那么就会出现新的问题。衣料上的某个地方会变薄、变亮，这个亮斑就成了永恒的回忆——对那处污渍的回忆。这时候人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干脆把这条裤子扔掉；要么让这个对污渍的回忆陪伴着自己走完余生。但是这个亮斑让人想到的不仅仅是污渍，它还会让人回想到裤子还是干净的时候。
如果人们不停地往前回忆，那么说不准什么时候那条干净的裤子就又会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但是现在人们知道它已经不再是干净的了。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会经常地回忆过去。是这个时候吗？我反复地问自己。还是应该再往前一点……是这个时候？我把影片暂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它还是干净的。
这个时候它已经被弄脏了。
我们的车颠簸着朝路上开去。这时，史丹利·福布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盒万宝路香烟，递到了我的面前。我对他表示了谢意，然后自行取了一根。
“小心。”他说道。
“为什么？”
“你开得太靠右了，我们差点撞到那辆货车的后视镜。”
我属于那种不能忍受别人对我的开车方式指手画脚的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完全不能忍受。但是史丹利说得确实没错，我喝得太多了，其实我现在不应该开车。之前我们也犹豫过，史丹利本来已经站在了他租赁的汽车旁边，但是最后还是耸了耸肩，钻进了我的车里。
“谢谢，”我对他说，“你注意右边，我看着左边。”
我切换到了低挡，把车速慢了下来。拉尔夫开着沃尔沃走在我们前面，我看到他的车后灯在我们前方大约三十米的地方消失在一个拐弯后面。当我把车停到路边时，我听见轮胎刮过边石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咬紧牙关时发出的咔嚓声。
“怎么了？”史丹利问道。
“啊，我刚想到今天是星期五。通往海边的大路上可能加强了检查。我可能喝得太多了，搞不好我就会丢了驾照。”
“好吧。”
“但另外还有一条路，一条碎石路。你知道我们在这附近露营过几天。如果我能找到那处露营地的话，我们也能从那儿走。”
我们确实很是费了一番功夫，有好几次我们都开进了死胡同，但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条碎石路。我几乎很确定那条路就是通向露营地的。道路两旁长满了花草树木，我把窗户放了下来，然后打开了远灯。
“马克，小心右边的树，”史丹利提醒道，“还有左边的。”
我们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加大了油门，就好像是为了表明我已经掌控了局面。车轮在飞驰，车子一鼓作气地向前冲去。
“耶！”史丹利兴奋地喊道，“斑马一号，我们正在进发！”可能是某部片子里的镜头，我本应该知道这个桥段，但事实上我却没有一丁点的概念。其实我也没有兴趣去追问他，我还有其他更好的问题，比如说，艾曼纽究竟多少岁？她在做爱的时候也像她平时看起来那样冷漠吗？还是说她的冷漠不过是一种假象？你这个老家伙能应付得了她吗？她在床上的时候也总是戴着那副太阳镜吗？
“之前到底是什么事情？”我问道，“拉尔夫说过，你要讲的事情我肯定会感兴趣。”
“这个嘛……”史丹利回应说。
“如果你现在不想讲的话……那就下次再说吧。”
我们沿着那条陡峭的碎石路一直向下开，远处山下时不时会有灯光透过树丛晃入我的眼帘，那灯光很可能就来自海边的酒吧和宾馆。我们走对了。
史丹利也把车窗摇了下来，他把手中的香烟丢了出去，然后又点上了一根。“‘9·11’事件过去几个月后布什政府邀请了几个电影导演到白宫去，主要是几位拍摄科幻电影的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和詹姆斯·卡梅隆，还有我。我拍过几部科幻影片，有一部在欧洲只发行过dvd，但是另外一部相当成功，名字叫《战栗》。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这个名字我听起来有点耳熟，但是我看过的最后一部科幻电影是《后天》。
“不，我恐怕没有看过。”
“无所谓。那天在总统办公室里的阵容真是豪华，除了乔治·布什之外，当然还有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cia的乔治·特内特和国家安全顾问，还有几个将军也都在场，还有我们这群导演。有干果点心，有茶有水，当然还有啤酒、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我们讨论的话题主要是想象力，我们的想象力。”
那条碎石路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连绵不绝的发卡弯几乎看不到尽头。我把发动机切换到了二挡，透过敞着的车窗我可以听见碎石撞击车底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暖香，还有海水的味道。我想到了待在度假屋的卡洛琳，想到了她在我脸颊上留下的离别吻。你是不是喝得太多了？你还能开车吗？
“我们任由我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本来他们邀请我们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史丹利继续说道，“我不知道是谁想到的点子。乔治·布什自己，还是他的顾问，管他呢。我们一开始还在喝茶、喝咖啡，但很快就开始喝起了啤酒和威士忌。总统也在喝酒，一会儿的工夫他就灌下了几杯威士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喝的是杜松子酒。不知道是谁打开了音乐。一开始是鲍勃·迪伦，然后是吉米·亨德里克斯和南方小鸡乐队。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真是太他妈的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他们邀请我们去的目的不正是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吗，我们对未来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在‘9·11’事件之前，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恐怖分子会利用客机作为武器，之前的一切都集中在客机自身的安全上，以及防止炸弹袭击和人质劫持方面。飞机撞上摩天大楼，这完全是超乎想象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凭借我们的想象力预见到这种超乎想象的事情。凭借想象力，我们让外星生物造访地球，让未来的复仇者成功回到了现代，那么凭借想象力，我们也应该能够预测到未来的恐怖分子可能会策划什么阴谋。但这件事我应该换个方式跟你解释，《战栗》那部影片是我根据一本书改编而成的，作者是个美国人，名字叫塞缪尔·德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
“没有，应该没有。”
“好吧，也无所谓。事情其实是这么回事，我读过这本书，塞缪尔·德默的《战栗》。我读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要把它拍成自己的电影。我那天是在午夜十二点左右开始读这本书的，早上六点的时候我已经把它读完了，八点钟的时候我就给德默打了个电话，是私人电话。通常情况下这种事情都是由我的代理人去经办，但是这一次我想亲自跟他表达一下我心中的喜悦之情。德默属于那种不太好打交道的人，他从不上电视节目，也从不参加访谈。其实这种类型的作家对我来说最具吸引力。就像以往一样，他一开始表现得很矜持，他完全不在乎他的书会不会被改编成电影。但是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其他的东西，人们在不善交际的人身上常常会体验到这种感觉。他其实很高兴我能给他打电话，能同别人交谈对他来说也是一件乐事，即使这个人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是个陌生人才让他尤为兴奋。我觉得，这种人往往在同他们自己的名声抗争，就像美国人常说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我那么早就给他打电话，而他对此毫不介意，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之间擦出了火花。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的书，聊了下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有时候他问的东西会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他的一些话让我哑口无言，但却终生难忘。有些话甚至可以说是成了我的人生信条！‘您为什么不自己编点什么呢？’他问道。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非常窘迫。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我问他，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我听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话没有别的意思。您听起来是自己很有想法的人。我的意思是，您有足够的想法，您为什么不自己构思出一部影片来呢？’之后我们至少还闲聊了半小时。我们什么都聊，聊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书，聊电影，后来我们还私下结识了一下。同他的合作非常愉快，但是德默的问题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最后我拍摄了《战栗》那部影片，但是经过他的首肯，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基本脱离了他的原著。根据塞缪尔·德默的同名小说改编，这句话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才出现在了片尾字幕上。《战栗》之后我再没有一部影片是改编自小说的，我把德默的话深深地刻在了心里，再后来我便开始自己构思影片中的情节。”
车灯照亮了路边的一块牌子，牌子上画着一顶帐篷，旁边还写着我们待过两晚的那家露营地的名字。还有八百米，这后面的路会更陡峭些，我记得在三四个急转弯之后就是那片海滩，现在终于是看到胜利的曙光了，我加大了油门。
“你们在白宫那次最后想出了什么主意？”我问道，“下次恐怖袭击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
“这正是我马上要说的，”史丹利说，“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出什么主意。我的意思是，我们那天可能已经想出了几个很棒的点子，不过问题是所有的内容都是高级机密，我们已经答应必须对此三缄其口。只有斯皮尔伯格后来走漏了一点风声，具体的细节我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肯定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因为我们在那个醉酒当歌的下午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将来的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甚至会比我们噩梦中最大胆的想象还要糟糕。‘9·11’那场悲剧是已经够糟糕的了，真是他妈的一场噩梦。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纪，已经不再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确实没有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新型大炮，可以用它在城堡上打开缺口。这种大炮改变了整个世界，各种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之内就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格局。现在类似的事情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这些现代化的国家，西欧、美国还有亚洲的部分国家，就像是城堡，很久以来我们就主导着一切，但是轰击我们的大炮已经就位。”
“那看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嘛，我刚才说过，这是高级机密，但是当然不是真的大炮。总而言之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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