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六月，伦纳德·马汉姆，一家专门供应助听器元件的小公司的老板，回到了柏林。他从特格尔机场乘坐出租车去到旅馆的路上，就使他对于当地毫无废墟的情景感到习以为常了。路上的人比较多。树木草坪也比别的城市多些。没有电车。接着这些不同之处逐渐淡化而消失，它就和一个生意人在任何地方见到的一个欧洲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的特征为交通繁忙。
他在付车费给司机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选择选帝侯堤道作为他下榻之处，实为不智之举。他在秘书面前曾经夸下海口，说他对柏林了如指掌。其实他叫得出名字来的地方，也只有动物园大旅馆而已。现在这旅馆里有一个透明的建筑物倾斜着延伸到它那面街的门面那儿。里面则有一座玻璃电梯在一幅壁画前面升降。他打开了行李，用一杯水吞下了治心脏病的药，就踱到外面去散散步。
其实要散步可不太容易——行人太拥挤了。他把纪念教堂和它旁边的那幢难看无比的建筑物当作辨别方位的标志。他走过了一些闻名的娱乐餐饮场所，比如，汉堡王、游艺中心、录像厅、牛排餐厅，还有销售中性牛仔裤的商店。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婴儿似的粉红和蓝、黄色的衣服。他走进了一群戴着硬纸板的麦当劳叔叔面具的斯堪的纳维亚孩子们当中。他们正在往前面挤着想要到街上的一个小贩那儿去买巨大的银色气球。天气很热，路上车来车往，喧声不断。到处都是迪斯科音乐和烧肥肉的气味。
他拐进一条小路。想要绕过动物园车站外面和入口，去到公园里，可是他很快就迷路了。有些主要街道的汇合中心他不记得了。他决心要在一家大一点的咖啡馆外面坐下来。他走过了三家咖啡馆，可是每个光亮耀眼的塑料椅子都有人坐着。人群毫无目的地来来往往。在人行道被咖啡桌占去过多的地方，他们就只好彼此紧挨着擦肩而过。有一群法国少年招摇过市，他们每个人都身穿一件粉红色的t恤衫，它的前胸和后背都印着三个大字：“滚你的！”他为自己迷了路而深感惊讶。当他朝着周围张望，想要找个人问问路，可是他看来看去，似乎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外国人。最后他走近在街角买薄荷馅薄饼的一对年轻男女。他们是荷兰人，挺和善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动物园大旅馆。至于选帝侯堤道，他们也不很清楚。
他幸亏碰巧找到了他的旅馆。他在房间里坐了半个小时，啜着从小酒吧里买来的橙子汁。他竭力不去回想那些令人恼恨的往事。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他要沿着阿达尔勃特街去走走的话，他也得保持平静的心境。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封航空信。他把它放进口袋。他还不知道，他想从这里面得到些什么。他瞥视着那张床。他在选帝侯堤道的经历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很想躺在床上把整个下午都睡过去。可是他强自振奋精神，又走出了旅馆。
他在门厅里把他的房门钥匙交出去时，不禁有点犹豫。那个接待员是个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倒像个学生似的。他想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试试他的德语。自从伦纳德离开这里以后，柏林的那堵墙已经矗立了五年了。他既然来到了这儿，他很想趁机看看。他该到哪儿去呢？最好到哪里去看呢？他意识到，他说的德语不免有些严重的错误。可是他听德语的能力还是相当好的。那年轻人在一张地图上标明给他看。波茨坦广场最好，那儿有一个很好的观察台，还有一些出售明信片和纪念品的商店。
伦纳德刚想谢了他就穿过门厅出去，那年轻人却又对他说，“你得赶快去。”
“这是为什么？”
“不久前学生在东柏林示威。你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可警察却在揍他们，用高压水枪驱赶他们。”
“我在报上读到过这个，”伦纳德说道。
这接待员在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这似乎是他最爱讲的话题。伦纳德认为他大概二十五岁左右。
“谁想得到，叫喊苏联的总书记的姓名，竟然在东柏林会被看做一种挑衅行为。真是件怪事！”
“我想是的，”伦纳德说道。
“在一两个星期以前，他来到柏林这儿。你大概也在报上看到过这则新闻了。在他到这儿以前，大家都在说，他会叫他们把那堵墙拆掉的。可我知道他不会。他事实上也没有让他们这么干。可是下一次，或者在——五年，十年以后。什么都会发生变化。”
从接待处里面的那间办公室里传来了一声意在向他警告的嘀咕。年轻人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伦纳德谢过了他，走出门去上了街。
他乘坐地铁，到了戈特布斯门。当他从地下来到人行道上，却迎面吹来了一股挟着垃圾、裹着沙砾的热风。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子。她穿着一件皮夹克和印有月亮和星星的紧身短裤。当他走过她身边时，她喃喃地说了声，“你有马克吗？”她的脸美丽而憔悴。他在她身边走过了十码远，不得不停了下来。难道他下车得太快了？或者太晚了。可是，有街道的名牌为证。他前面是一个大得惊人的公寓区，杂乱无章地一直延伸到阿达尔勃特街。在它的底座的水泥柱子上，到处是用喷漆喷出来的涂鸦。他的脚边有许多空啤酒罐、快餐盒子，和一张张报纸。一群少年——他想他们是一伙小阿飞——用胳膊肘撑着头，躺在人行道边上。他们的头发都梳理成莫希干人的橘黄发式。头皮上许多地方被剃得光光的，只留下中央的一条，以致他们耳朵和喉结就显得格外突出，叫人看了觉得难受。他们的头颅呈蓝白色。有一个男孩从一个塑料袋里吸着什么，伦纳德从他们旁边绕过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对他龇牙咧嘴地狞笑起来。
他有一次在公寓下面走过。这时的街道似乎使他觉得有点熟悉。被炸毁了的房子留下的塌陷了的地方，都已经被新建的屋宇填补了起来。那些店铺——一家杂货店，一家咖啡馆，一家旅行社——现在都起了个土耳其的名字。站在奥拉宁街的街角的是一些土耳其人。南欧的那种温文尔雅的空白感在这儿看上去令人难以信服。没有被炸毁的房子上还留着弹痕。八十四号底楼以上的屋子被机枪扫射过的弹痕仍然历历在目。那扇巨大的大门在许多年前被人重新漆成蓝色。在天井里，他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那些垃圾筒。它们的体积庞大，下面装有橡皮轮子。
几个土耳其孩子——女孩带着她们的弟弟妹妹——在天井里玩耍。他们一看见他，就都不再奔跑，全都默默地望着他穿过天井，走到后面的那扇门里面去。他们对他的微笑毫无反应。这个脸色苍白，个子高大，年纪很大的男人，在这热天里穿着一套不合时宜的黑色西装，他不属于这里。一个女人从楼上往下喊了一声——听来像是一声严厉的命令——可是没有人动弹。也许他们以为他和政府有关吧。他原来打算一直朝上面走去，直到顶层，而且，如果他觉得合适的话，就走上前去敲门。可是这座楼梯比他记忆中的那一座更加黑暗，也更狭窄。这里的气味也不对——充满了他并不熟悉的煮菜的味道。他后退一步，又掉头朝后一看。孩子们仍还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一个大一点的女孩抱起了她的妹妹。他看看这一对褐色的眼睛，又看看那一对，从她们身边走过，回到街上。他虽来到此地，可是这并没有使他和过去的那些日日夜夜更为接近。所有这一切明显的现象，似乎都表现出往事多么遥远。
他回到戈特布斯门。他经过那儿时，给了那女子一张十马克的钞票。他乘坐地铁到了赫尔曼广场，在那儿换车到了鲁道。现在坐地铁可以直接到达格伦大道了。当他到了那儿，发现一条六车道的马路穿过他印象中要去的那个方向。他回过头去张望这座城市的中心，他看见一簇簇的高楼拔地而起。他在行人交通灯前面等了一会，然后穿过马路。他前面出现了一些低矮的公寓房子，一条粉红色的环形车道，整齐的一排排街灯，人行道旁停着一排汽车。除此以外，这儿又能变得怎么样呢？他所期待的，他所希望看到的，究竟又是什么？和以前一模一样的平整的农田？他走过了那个小湖。那些铁丝网围栏唤醒了他记忆中的一个关于农村的印象。
他得看了地图才能找到那个拐弯。到处都是那么整齐，那么拥挤。他想找的那条路叫做勒特勃格街。它的边缘都新栽了许多美国梧桐树。他的左边是一排新的公寓——从外边看来，建造仅两三年。在他右面，以前难民住的那些棚屋都不见了。原来的地方建起了许多式样古怪的单层度假别墅，外面的花园种植了许多植物。只见一户户人家都在户外那些观赏木的浓密的树荫下用餐。一块点尘不染的草坪上摆着一张绿色的乒乓桌。他走过悬挂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一张吊床。灌木丛里袅袅升起了由于野外聚餐烤肉引起的炊烟。喷水的龙头开着，淋透了一片片人行道。每一块小小的土地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成了个人实现自己的幻想而耕耘出来的骄傲，也是一家人在家庭生活上取得成功的具体表现。尽管数十户人家挤在一块，可是你能感觉得到，这里有着一种踌躇满志、发自内心的闲静。它正在和下午的那股热气，一起冉冉地蒸腾而上。
这条路渐渐变得窄小起来，就像他记忆之中的那条车道。那儿有一所驾驶训练学校，昂贵的郊外的房子，接着他就朝着一扇高大的绿色大门走去。门的后面是一百英尺宽的粗糙不平的地面。再过去，就是以前的那座仓库所留下来的废墟。它依然被双重栏栅围着。他寂然不动地站了一会。他发现，所有的建筑全都夷为平地了，那个白色的岗亭在里面的那扇门里倾侧着，那扇门大敞着。他面前的那扇绿色的门上有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指出，这块地皮属于一家农业公司所有，并且警告做父母的别让他们的小孩进来。在它的一侧是一个很厚的木制的十字架，为的是纪念分别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想要爬过柏林墙的两个青年（被边界的士兵所枪杀）。在离仓库较远的那一侧，它的外层围栏的外面，是那堵苍白的水泥墙，挡住了舍讷费尔德大街那儿的景色。他觉得很奇怪，自己竟然会在这儿首次看见这座闻名遐迩的柏林墙。
这扇门太高，像他这个年龄的人爬不过去。他就擅自闯进别人的一条车道，翻过了一垛矮墙。他穿过外栏，停在第二道栏栅那儿。岗哨的栏杆当然已经不见，可是它的那根柱子却依然竖立在原地，没有给野草遮没。他向倾侧着的那个岗亭里窥探，只见里面到处是木板。旧的电器装置依然完好如初，牢牢地附着在它的内壁。还有一根电话线的毛绒绒的末端也安然无事。他继续向前走去，来到仓库边上。原来的房子如今只剩一些零零落落、野草丛生的水泥地板。瓦砾成堆，被推土机推送到一边去构成了一个面对着那堵柏林墙的屏障——它成为最后一个逗弄东德民警、吊他们胃口的景象。
可是那幢主要的建筑与此不同。他走过去，在它的废墟边上站立了很久。在它的三面，就在那片粗糙的地面和栏栅外面，度假别墅已在步步进逼，逐渐把它们的地盘扩展到这里来了。另外一面则是柏林墙。什么地方的花园里的一架收音机在播放音乐。德国人的通俗音乐里，你依然可以发现军乐节奏的韵味。周围弥漫着一片周末所特有的慵倦与懒散。
他面前是个巨大的窟窿，一条围着墙的壕沟，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也许七英尺深。他现在正在注视着以前的那个地下室——它现在已经见到天日了。成堆的隧道工程的遗留物全都还在，只是盖满了野草。地下室的地板一定还在地底下的五英尺处，可是在那一堆堆剩余物之间的通道还是十分明显的。在东头的那个主要的竖井已经被瓦砾掩埋得看不见了。它比他记忆中的那个地下室小多了。他爬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边界那一边瞭望塔上的两个士兵正在用双眼望远镜对他进行观察。他在那一堆堆东西之间的通道里行走。有只云雀在他头顶上高高的天空中啁啾。炎热难耐之中，它使他感到恼火起来。供那辆叉车行驶的那个斜坡还在，那竖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捡起了一段电缆，它是老式的那种三芯电缆——裹着的是很粗的、不易弯曲的黄铜电线。他用鞋尖拨弄着地上的泥块和石子。他想要寻找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在这儿生活过的证据？
他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塔上还有人在观察他。他把砖头上的泥土抹掉一些，坐了下来，就让双腿垂落到地下室里。对他来说，这块地方要比阿达尔勃特街更有意义得多了。他早已决定不到梧桐林荫道那里去重访他以前的寓所。使他充分意识到时间的重负的，就是这里的这些废墟。他也就是在这儿，才能够把往事一一重新挖掘出来。他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了那封航空信。有着那个被人划掉了的地址的这个信封本身，就足以令他为之低回良久的了。它是一本传记，里面的每一章都是一个结束。它是从美国爱荷华州的塞达拉皮兹寄出的，而且它是在七个星期以前离开美国的。寄信的人把它寄迟了三十年。它是让他的父母转交的——寄往他那位于托特纳姆的那幢有着平台的家。他们在那儿一直住到他的父亲于一九五七年的圣诞节去世。它又从那儿被转到了一所养老院，他的母亲在那儿度过了她的晚年。它又从那所养老院被转到位于七棵橡树园的那幢大房子里。他的子女在那儿长大成人，他和他的妻子一直一起住在那儿，直到他的妻子在五年前离世。那幢房子的现在的主人把这封信保存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他才把它和一批广告和许多无聊的邮件一起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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