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一章瞎子阿炳

瞎子阿炳的故事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钱院长，讲给我听的。这也是我听到的关于701故事的第一个。讲这个故事时，院长还是院长。就是说，他是在离任前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当然还是“密中之人”。再说，那时候也还没有“解密日”之说；即使现在，他依然没有列入解密的名单中。根据以往惯例，701头号人物的解密时间一般是在离职后的十年左右，如果以此计，那么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时间。所以，有关他的故事，我所知甚少，有所知也不敢妄言。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常识问题。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不叫胆大，而是愚蠢。

那么，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前私自将阿炳故事诉之我？我思忖，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事实也是。这就是所谓艺高胆大，他是位高胆大—站得高，看得远。他凌驾701众生之上，比他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实属正常。但以我之见，这不会是他急匆匆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理由，决定的理由也许是没有的，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一个，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二个，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疑虑，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说为妙”之心计。他后来果然是“说走就走”，夜里还好好的，还在跟人打电话，说往事，一觉睡下去，却永远瞑目不醒。现在，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有种通灵的感觉。

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他们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面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有时候我想，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就有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我的单位你知道，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担负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员编制、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它们比我生命更重要。

在我们701，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搞侦听的人，叫“听风者”，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也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作为一个从事窃听工作的专业机构，701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顺风耳”。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风到哪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无音不闻，无所不知。然而，那一年，那一阵子，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一个个听风者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春季，由我们负责窃听的×国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突然静默了五十二个小时。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电台，无一例外地处于静默，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纪录的。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说是军事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想想看，这五十二个小时不定会发生多少的天下大事？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对方的这一招绝对疯狂透顶。

然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五十二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第一赢，可以说赢的是运气。还有第二赢，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就在这五十二个小时期间，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上下联络的频率、时间、呼号等等，统统变了个翻天。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经验和手段、技术等等，一夜间全给洗白了，等于了零。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一时间，我们所有人员、技术、设备等都形同虚设，用我们行话说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这有多么可怕！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不可能，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起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铁院长亲自挂帅，侦听局吴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七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侦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了二十八名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十分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我们原有的侦听员，浩浩×××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四十五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转瞬即逝的。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一般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电台通常有十五或二十一套频率，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一百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一百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十八套频率计算，那么100×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四十五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二十五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三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接触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铁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无可指责，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只有去天上飘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铁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说，要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要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事实上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甚至还有些绯闻传出。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回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我要带的人，罗山，或者罗三耳，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过，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罗三耳”的尾巴，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新账老债一起结，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于是骗了个机会，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

算他命大，没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医院看他，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腿脚摔断了不说，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

我在他床前留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告诉他，本来我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伤得太重，无法为我们效力—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第二层意思，我询问他，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像个死人。直到我跟他道过别，准备离去时，他突然喊了一声“首长”，然后这样对我说：

“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

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

他说是个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着又向我解释说：“这无所谓，等你去了，问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行，他们都认识他。”

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又殷实，房子都是砖砌石垒的二层楼，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青石板和鹅卵石。下午两点多钟，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不久，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

她说着伸手给我指了一下。我以为她指的是附近那幢灰房子，结果她说不是。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对我说：

“喏，是那一幢，有两个大圆柱，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

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那怎么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听器还差不多。

我忽然觉得很神秘。

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

我先在祠堂门前转了一会儿，然后才步入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虽然我穿着朴素，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另眼注目。我转悠着，窥视着，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但感觉都似是而非。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想看个究竟。我取下手表给他看，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他说在，就在外面过厅里，说着领我出来，一边好奇地问我：

“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我点头后，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出来到外厅后，孩子左顾右盼一下，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大声喊起来：

“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了，坐在小板凳上，抱着一根粗陋的竹拐杖，露出一脸憨笑，看样子不但是瞎子，还像个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罗山举荐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又傻又瞎！这会儿，他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我“开口说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啊，你，快说话。”孩子催促着我。

“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稍一犹豫，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快说！你快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没想，就以一种很客气又支吾的口吻对他说：“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我是来……”

我话还没说什么，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叫道：“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说真的，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说的话和这里人虽是大同，却有小异。我甚至想，换成我，哪怕让我闭上眼睛，他阿炳，包括这里任何人，只要开口说话，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而是乡下的。这是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际，孩子已节外生枝，给我闹出事情来了。这孩子我越来越发现很调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骗他猜错了。

“哈哈，阿炳，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地—越来越生气，咬牙切齿地，最后几乎变得像疯癫子一样地发作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你是骗子！你骗人！你骗我！你……你……你们万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人的东西！骗子！骗子！……”

骂着骂着，脸变得铁青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

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还有位妇女一边假装抡起巴掌威胁要刮孩子耳光，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假假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

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如果说刚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作傻子了，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我看到的他，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

我感到神秘又怪诞。

世界有时候很小，那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原来是罗山一个单位的，几年前才退休回村里养老。不用说，罗山是通过他知道阿炳的。

老人告诉我，阿炳是个怪物，生下来就是个傻子，三岁还不会走路，五岁还不会喊妈。五岁那年，阿炳发高烧，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知道，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地下沉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村子里有什么事，别人还没看见，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的耳朵。也有人说，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他的耳朵堵住，堵得死死的，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可以这样断言，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靠着这双耳朵，他虽然双目失明，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

老人认为，凭阿炳出奇的听力，最合适去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谋碗饭吃。但罗山来村里看阿炳这个样子（又瞎又傻），断然不肯，阿炳母亲，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对他现在的结局（我告诉他的），老人没有幸灾乐祸，但也没有表示一点悲伤或者惋惜。

就在我跟老人聊谈之间，有人抱着一个小男孩又来“考”阿炳了。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还不会说什么话，只会跟人鹦鹉学舌地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从穿戴上看，孩子不像村里人，说的是普通话。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一边引导孩子喊“阿炳叔叔”，一边要阿炳“耳测”他是谁家的孩子。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阿炳叔叔”后，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叽叽呀呀的要抢过来玩。就这时，阿炳没有丝毫犹豫地一口气这样说道：

“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是个男孩。我不会记错的，关林出去已经九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在福州部队上当兵，出去后回来过四次，最近一次是前年端午节，他带着他老婆回来。他老婆跟我说过话，我记得的，是个北方人。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

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结巴，感觉像在背诵什么，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像这一切，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只要他张开嘴，它们就自动淌出来了。

老人向我解释道，他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有三百多户人家，大大小小近两千人，村里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唯独阿炳，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只要你是这村子里的人，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父母是谁，兄弟姐妹几个，排行老几，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好事坏事，他都能如数家珍地报出来，无一例外，少有差错。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根底朝天。

我惊诧不已！

我想，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村里没电话。当天晚上，我赶回城里，给我们局长要通电话，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该要的人不行了，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我们局长犹豫再三，把电话转给了院长大人。院长听了汇报后，对我说：

“俗话说，十个天才九个傻子，十个傻子一个天才。听你这么说，这人可能就是个傻子中的天才，把他带回来吧。”

第二天清早，我又去陆家堰。想到昨天来回一路的折腾，再说今天还要带个瞎子走，这次我专门租了一艘游艇来。

游艇在码头等我。

我第二次走进了屋密弄深的陆家堰村庄。

离祠堂不远，门前有七级台阶，走进去是一个带天井和回廊的院落，里面少说有七八家门户。村里人告诉我，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这个院子曾接待过一支部队，他们深夜来凌晨走，这里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部队。但是谁都知道，他们中肯定有一人让这儿裁缝家的女儿受尽了委屈或者欺骗。十个月后，裁缝家没有婚嫁的女儿无法改变地做了痛苦的母亲。三十年后的今天，这里一家敞开的门里依然传出缝纫机的声音，就在这间屋子里，阿炳母亲接待了我。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从没有真正笑过。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还没有五十岁，但我看她更像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妪。靠着一门祖传的手艺，母子俩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不过也仅此而已。

开始，阿炳母亲以为我是来找她做衣服的，当我说明是来找阿炳时，母亲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因为，村里人都知道，每天上午阿炳总是不会在家的。因为耳朵太灵敏的缘故，每当夜深人静，别的人都安然入睡了，而阿炳却常常被村子里“寂静的声音”折磨得夜不能寐。为了睡好觉，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园里过夜，直到中午才回村里。看管桑园的老头，是阿炳母亲的一个堂兄弟，每天他总是给阿炳准备一小捆桑树杆，让他带回家。这是他们母子俩每天烧饭必需的柴火，也是儿子能为母亲唯一效的劳。那天，阿炳被我临时喊回来，匆忙中忘记给母亲带桑树杆回来。一个小时后，阿炳已随我上了游艇，就在游艇刚脱开码头后，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焦急万分地朝码头上高呼大喊：

“妈，我今天、忘……忘记给你带柴火了，怎、怎么办……”

游艇才脱开码头不远，我还来得及掏出二十块钱，塞在烟盒子里，奋力抛上岸。

阿炳听到我做了什么后，感动得滴出泪，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这件事让我相信阿炳并不傻，只是有些与众不同而已。

说真的，那天村子里起码出动了几十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码头上。当他们看见游艇一点点远去，确信我不是骗他们，而是真的把阿炳带走了（去培养当调音师），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也跟他们阿炳一样是个傻子，要不就是个大坏人。在乡下，老人们都说拿什么样人的骨头烤干，磨成粉，做出来的药可以治什么样人的病。换句话说，拿阿炳的骨头做成药，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样的傻子都变成聪明人。而我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想用阿炳骨头做药的大坏蛋。否则，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我和阿炳一样，是个大傻瓜。

不过，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想陆家堰的村民们是万万怀疑不到的，就是：他们认定的傻子阿炳即将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大英雄。

尽管首长（铁院长），还有我们吴局长，对我带回来的人存在着生理缺陷这一点早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阿炳亲身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失落。

由于旅途的疲劳—一路上阿炳连眼皮都没碰一下，他在嘈杂的人声里怎么睡得着？和旅途中造成的脏乱，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再加上他病眼本身有的丑陋，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

简直不堪入目！

对我来说，我最担心的是他在老家神奇有余的耳朵，到701后变得不灵敏了。所以，事先我再三交代他，到时间—等首长们来看他时—一定要给他们“露一手”。事后看，我这交代是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认定我是个好人，对我的话言听计从，我这么一交代之后，他时时处处都不忘“露一手”。结果来的人，不管谁开腔说话，也不管你是不是在跟他说，他都当作在“考”他。于是正常的谈话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只听他左右开弓地在“应试”—

“你是个老头子，少说有六十岁了，可能还经常喝酒……”

“你是个烟鬼，声音都给熏黑了……”

“你还是那个老头子……”

“嗯，你比较年轻，顶多三十岁，但你的舌头有点短……”

“嗯，你的嗓子好像练过，声音跟风筝一样会飞……”

“嘿嘿，你还是那个老烟鬼……”

说话间，院子里突然传来两只狗的叫声，阿炳一下子屏声静气，显得十分用心又使力地倾听着，以致两只耳朵都因为用力而在隐隐地抽动。不一会儿，他憨憨一笑，说：

“我敢说，外面的两只狗都是母狗，其中一只是老母狗，少说有七八岁，另一只是这老母狗下的崽，大概还不到两岁。”

狗是招待所养来看门的，这会儿招待所长就在首长旁边。首长问他：“是吗？他说的对吗？”

“也对也不对，”所长答道，“那只小狗是雄的。”

阿炳一下涨红了脸，失控地叫道：“不可能！绝不可能！你……骗我！你……是个坏人，捉、捉弄我、一个瞎子，你……算什么东西！你……你、你是个坏人……”

气急败坏的样子跟我在陆家堰见到的如出一辙。

我赶紧上前安慰他，一边对所长佯骂一通，总算把他哄安静下来。完了，我示意大伙出去看看。一边出门来，所长一边对我们嘀咕，说：“那只小狗从去年生下来就一直在我眼皮底下，雌和雄我哪能不知道。”但当我们走到院子里，看见那两只狗时，所长傻掉了，原来他所说的那只雄性小狗并不在现场，在场的两只狗，只有那只老狗是他招待所的，另一只是机关食堂的。而此狗与他们招待所的那只雄小狗（暂不在场）是一胎生下来的，而且就是雌的。

听所长这么一说，大伙全都愣了。

完了，首长拍拍我肩膀说：“看来你确实给我带回来了一个活宝。”回头，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所长说：“按干部待遇安排好他的吃住，另外，给他找副墨镜戴上，晚上我再来。”

这天晚上，首长亲自带着我们局长等一行人，这行人又带着二十部录放机和二十个不同的莫尔斯电码来到招待所，在会议室摆开架势，准备对阿炳进行专项听力测试。测试方式是这样的，先给阿炳听一个信号，给他一定的时间分辨这信号的特征，然后任意给他二十种不同的信号，看他能否从中指认出开始那个信号。这感觉如同现在阿炳面前坐有二十个人，他们的年龄和口音基本上相同，比如都是二十岁左右，都是同一地区的人，首先安排张三随便地跟阿炳说上几句话，然后再让这二十人包括张三，依次跟他说话，看他能否从一大堆口音中把张三揪出来。

当然，如果这二十人都是中国人，说的都是国语，我对阿炳是有信心的。但现在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因为阿炳对莫尔斯电码一窍不通，也许听都没听过，就好比这二十人说的都是外语，那么我觉得难度就很大。何况事实比这个还要复杂，还要深奥，因为再怎么说外语总是人在说，是从人嘴巴出来的，这里面自然还有些共性可循。狗也是这样，在陆家堰的很多夜晚，阿炳正是从变化了的狗叫声中解破流贼入村的机密的。这也就是说，阿炳对狗叫声很熟悉。而电波这玩意儿对他来讲纯属天外之音，世外之物，他可能想都未有想过，更不要说打什么交道了。所以，对晚上的这种考测，我基本持悲观态度。我甚至觉得这样做是有点离谱了。

但阿炳简直神了！

也许对一个非常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种种非同寻常的、在你眼里不可理喻的奇事怪情组成的，你担心他们某一件奇怪异事做不下来，正好比穷人担心富人买不下一件昂贵之物，本身就是杞人忧天，同时这也成为证明你现在不是、今后也难以当上奇人或者富豪的最直接证据。

考测的过程有点复杂，但结果很简单，就是阿炳赢了。不是一局一胜制的赢，也不是五局三胜制的赢，而是全赢。全赢也不是五局五胜的赢，而是十局十胜的赢。期间，阿炳除了不停地抽烟，似乎并没有更出奇的依靠或者更神秘的魔法。

要说清楚测试情形是困难的，但又不能因为困难而回避不说。你也许知道，莫尔斯电码是国际通用的电讯语言，不管明码还是密电，电文均将译成若干组电码，而每一组电码一律由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俗称“千数码”。考虑到阿炳对电码不熟悉，第一次测试，工作人员让他听了十组码，算时间的话大概有近半分钟。这就是“听样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对“样品”留下足够的特征记忆，那么以后你必然无法将它从一堆电波中指认出来。听完样品后，工作人员开始制造混乱，相继打开八部录放机，也就是放出八种不同的电波声，每一种播放十组电码。阿炳听罢，均一一摇头否认。第九次播放的就是他刚才已经听过的样品，依然有十组码，但才播放到第四组时，阿炳便果断地摁灭烟头，说：

“就是它。”

没错，就是它！

阿炳赢了第一回合。

后来的回合和第一回相比，程序和内容都相同，不同的只是“样品码”在依次减少，如第二回合样品码已减至九组，然后逐一减少，到第十回合时，样品码只剩下一组。毫无疑问，样品码越少，就是听样时间越短，相应的辨别难度也就越大。但对阿炳而言似乎都没有难度，都简单。从第一回开始到第十回结束，没有一回叫他犯难的，更不要说出错了。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提前胜出。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只听了一组码便击掌叫起来：

“行了，就是它！”

这个晚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震惊和鼓舞！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据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领，我们吴局长率先向首长提议，力荐阿炳马上投入实际侦听工作，并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在提议的背后，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条：

1.虽然阿炳对莫尔斯电码并不懂，但晚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懂与不懂跟他无关，不懂他照样能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懂才上机实战，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通讯系统，不管怎么变动，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对方五十多套频率（几天中又可怜地增加了几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样品”。虽然那些未知敌台的声音不会跟这些“样品”的声音一模一样，甚至在常人听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对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及雌雄辨别出来的阿炳来说，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合。

3.至于阿炳不会操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701最出色的侦听员做他助手，他们会给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具体操作问题。事实上，阿炳神奇的是他的耳朵，我们要使用的也只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当事者中唯一的反对者。但吴局长包括众多赞同者说的是那么头头是道，以至把我都差点说服了。不过，出于谨慎，我还是道出了我反对的理由。我这样对大家说：

“也许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个什么人？奇才，怪人。奇在哪里？怪在哪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显得很天才，一方面又显得很弱智，而且两方面都很突出而又不容置疑。我认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这是体现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认定事物的方式和结果总是很简单，而且只要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这说明他很自信，很强大。但同时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质疑和对抗。当你和他发生对抗时，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没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局长在下午应该有所体会，而我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则深有体会。请相信我的感觉，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无与伦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一样，经不起任何碰击，碰击了就要毁坏。这是我要说的一点。

“第二点，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派他直接上机实战，未必就一定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他剑走偏锋，一下来一个出奇制胜，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当大。但我认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须是百分之百。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极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所说，对阿炳我们不能把他视为常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我们又是那么求胜心切，不妨就这样盲目让他去试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头来给他练练兵，等练完兵后再重新上阵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他不是常人，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去冒险，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由此对侦听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很可能以后他一听到电波声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这样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被报销掉了。谁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机一定能剑走偏锋，在短时间内找到敌台？谁又知道他耐心的极限时间有多久，是一天？两天？还是半天？还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好，给他一定的练兵时间，让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再投入实战……”

我的声音—余音—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盘旋，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发话。铁院长在众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听你的，我把他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设备，只要对他练兵有利。”

“给我多少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了想：“半个月。”

首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拿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一个星期等于七天。

七天等于一百六十八个小时。

减去每天的睡眠时间，还有多少小时？

我成为侦听员是接受了八个月的培训，要算课时大概在两千堂之上，而且大多数侦听员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有一个姓林的北方人，是女的，开始在我们总机班当接线员，然而一个月下来，她居然把701那么多人的声音都认识并牢记了。有这个本事当然应该去当侦听员。于是在我们毕业前三个月，她成了我们队上的插班生。当时教官们都不相信她能随我们如期毕业，但毕业时她各课的成绩都在大部分人之上，尤其是抄收莫尔斯电码的速度（这是我们绝对的主课），遥遥领先于全队所有人，达到每分钟抄收二百二十四个电码的高速，几乎是当时我们全队平均成绩的双倍。一年后，在全国邮电系统举行的莫尔斯电码抄收比赛场上，她以261码/分钟的优异成绩勇夺桂冠，一度为系统内部人誉为“天兵神将”。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一个礼拜是训练不出一个侦听员的，即使阿炳的本事在人家“林神将”的十倍之上，这个时间也远远不够。但我不可能增加时间，谁也不可能。所以，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偷工减料”，不指望把阿炳训练成真正合格的侦听员，而只是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灌给他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莫尔斯电码，他起码要听得懂；另外，对我们已经找到的敌台，他应该反复地听录音，听出它们的特征和差异。前者是常识，后者是感觉，两者兼而有之，他上机才不至于莫名其妙。只能这样。但就这样，七天时间也只够点到为止。

一天。

两天。

三天。

第四天下午，我来到局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阿炳练兵情况。我说，阿炳现在练兵达到的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在“林神将”之下。局长要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眼见为实。”我说，“局长，你不妨请铁院长一同去看看。”

局长当即抓起电话向铁院长汇报情况。院长听了，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话，要局长重新说一遍，局长便把我刚刚说过的请他去看看的话照搬说了一道，说：

“院长，眼见为实，你要有时间不妨亲自来看一看。”

还是几天前的会议室。

如果今后有人问阿炳是在哪里完成侦听员学业的，那就是这间简陋的会议室。

为了不叫铁院长和吴局长产生任何嫌疑，我关掉所有的录放机，请局长亲自拟定至少八组“千数码”。然后，我要求发报员对着局长落成的报文，以每分钟一百码的速度发报。

“滴滴哒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发报完毕，我们都盯着阿炳：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的面无表情。

局长纳闷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动着嘴唇，像要说什么。我赶紧示意他别出声。就这时，阿炳像被我无声的手势惊动了似的，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报诵起电文来：

“××××××××××××……”

八组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