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宣传工作组挨家挨户进社区开展工作已经好多天，但收效甚微。社区群众根本听不进去那一套“为了川南、海川经济发展的大局，个人服从国家，小家服从大家”的道道，对工作组成员爱理不理，有的索性关了门任凭怎么敲都不开。一些小孩子远远见到工作组成员，吐口水、扔石子、掏出小鸡鸡撒尿。

“四包两停”政策驱动川南区大大小小的干部，硬着头皮到亲戚家里做工作，也基本上无功而返。

孙金贵又策划着新一轮上访。那次在刘全的劝说下，他和阿福等人代表全体社区居民到市信访局对拆迁工作提出了抗议。信访局工作人员很热心，态度也很好，递椅子沏热茶，拿着本子认真记，就是没有正面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反反复复一句话：“你们说的我全记下，一定转告有关领导和部门。”孙金贵想想也是，信访局就这个职能，中转站，传传话而已，他们怎可能给出明确的表态。撂了一句“那就请你们及时向领导报告，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们还要上访，省城，北京，一站一站走”后，孙金贵带着阿福他们回家了。可是好多天了，信访局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倒是苍蝇一般讨厌的工作组干部一拨多过一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透着杀气的标语贴满了社区每座房子的墙壁。孙金贵向信访局打过几次电话，也亲自跑了几趟，人脸还是菩萨那般笑眯眯，声音还是那般和蔼绵软，绕来绕去依旧是那句话：“别急嘛，不要急，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啦，等吧，总会有消息的。”

杨一鸣到孙金贵家里串门，正碰上孙金贵等人在商量如何再去市委、市政府上访。他听了一会儿，对孙金贵说：“姐夫，依我看，市委、市政府没必要去了。上次上访那么大动静，市领导要是重视，早重视了，什么叫泥牛入海？我听说，菊园社区拆迁，本来就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川南区只不过照办罢了。你说，到市委能反映个什么结果出来？张三让儿子来打你，你跑到张三那说他儿子的不是，有用吗？按我说，要上访，就得往上走。往省里，往中央，或者逮着什么上级领导来海川，趁机去反映。这样恐怕才有一点作用。”

“对，告御状，拦轿告御状！”阿福将一个烟头扔到地上，拿脚踩上，重重地碾了碾。

“阿鸣，你是吃公家饭的人，有些话在这说说，可不要到外头随便说。”孙金贵的老婆忧心忡忡地说。

“姐，怕什么，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说几句话又怎么了，公民有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的。”杨一鸣显得满不在乎，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递给孙金贵，接着说，“姐夫，到省里跑也不是唯一的办法，人力、物力跟不上，要多管齐下。该去的地方要去，该寄的信还是要寄。不仅反映拆迁价格过低损害群众利益，还要举报那个可笑的‘四包两停’株连政策。我都准备好了，你拿去多复印几份。”

孙金贵问：“阿鸣，都往哪里寄？”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纪委、省检察院、信访局、建设厅、国土厅、公安厅，都可以寄。还有，别忘了新闻媒体，焦点访谈、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新华社、省报，等等。总理经常看焦点访谈，要是能引起焦点访谈的关注那才叫好呢！”

阿福感激地说：“还是阿鸣有文化，有见识啊。难怪戏文上元帅身边总得有个军师。”

“这些信寄出去，到底有没有用呢，领导能看得到吗？不都说领导的信件先由秘书拆开看，过了秘书这一手，才能到领导手里。秘书专门报喜不报忧，只挑好的给领导，我们这样的举报信，秘书会转给领导吗？再说了，即便领导看到了，签个字，又转回地方处理，搞不好，转来转去又转到区里。”木材公司退休职工老马多年待在公司办公室，对信访件的运转比较熟悉，不无忧虑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管他个，寄，全部寄，总比不寄好！我看，明天带一些人上省城，直接到省委上访。阿鸣，你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上头有什么领导下来，通知我们，我们去拦轿，去告御状！”孙金贵下了决心。

第二天，孙金贵带着二十多人上省城了。

孙德灿很快就得到了消息，急忙派人抄近路拦截，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追赶的人气喘吁吁到达省委大院门口，孙金贵等人已经在大院门口扯着白旗坐下了，一群保安正在劝阻。追赶组的人冲上前去，武警战士误认为是新来的上访者，不由分说地将他们隔离到一边。

孙金贵等人铁定了心，在大门口坐着不走，说见不着省长决不回头。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天天面对的就是上访群众，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一边劝说群众派几个人来把事情说清楚，一边让武警守紧大门，加强力量把群众劝到人行道上，并没收他们的标语。同时打电话给川南区委办公室，严令川南马上将人带回去。孙金贵等人看见全副武装的武警，心底还是有些发怵，在半是劝阻半是推搡之下退到了人行道上。

追赶组个别人终于想起身上带有工作证，忙掏出给武警看。武警这才解除隔离。追赶组好说歹说，孙金贵等人不理不睬。追赶组的人口水说干了，人也累了，索性也一屁股坐到地上。眼见着上午下班时间到了，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从大院里开出来。下班的人群络绎不绝。轿车一溜烟开走了，走路的人谈笑风生，根本不看一眼路边席地而坐的上访者。见多啦，见多就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