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员尖叫道：“主任，工地主任。”她一面叫着，一面返身钻入正乱纷纷向前跑去的人丛中，慌慌张张撂下一句，“书记，顾不上你啦，自己去办公室吧。”之后一溜烟不见了。钟勇这才记起，在她微微隆起的胸脯上竟还别着一枚小小的红色的党徽。钟勇看见：人流正像势不可挡的洪水，顺大坝旁的泄洪道涌往坝前的护坡。
高音喇叭里继续传来这位工地主任的呼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神圣宗旨。为人民奋斗，无上荣光。”接着，喇叭中竟传来几位男人的粗重的夹着沙哑的嗓音，钟勇猛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正在护坡上的领导班子，正在召唤更多人冲来。然后，钟勇听见他们竟然在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这穿云裂石般的激昂旋律中，钟勇忽然想到了这些天厅里干部们的议论纷纷，他们看了报刊说，现在极少数家庭拥有全国近一半的财富，这种贫富悬殊和聚敛财产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办呢？这时，他听着整整一个领导班子的《国际歌》声，不由热血沸腾了。他看见跑在前面的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也随着歌声激越唱起，很多人边跑边唱边欢笑，仿佛感到无比的自豪。电闪雷鸣中，深沉洪亮的歌声跃入云霄袅袅不断，似乎与整个天地融合到了一起。钟勇不假思索，挤进领取工具材料的人群中，接过一把铁锹，再夹起一包堵漏材料，跟随歌唱的人们向前跑去。
密雨下黑了天地，把一切搅成了混沌的世界。转眼之间，雨声连成一片轰鸣。这时，天空像裂开无数道口子，汇成瀑布，向工地倾泻过来。堤坝外的河水暴涨咆哮着，天崩地裂般隆隆作响，黑雨如同波涛，从天而降，顷刻之间将一切都淹没了。
第二天，雨过天晴，天蓝如洗，清辉普照，极目四望，万山重叠，一轮红日高悬于群山之巅。
田处长站在距离工地很远的一辆轿车旁，没有丝毫欣赏的雅兴，却如同疯子，万般沮丧地喃喃着，诅咒着钟勇还有被大家视为自己亲信的那个工地主任。
当年，这位工地主任刚从外省调来，一听自己支支吾吾说出省分管领导儿子想分包工地项目的话语，立马满口答应，还热诚邀请他俩去实地考察，看分包哪块更合心意也更有油水。自己呢也没多想，就傻呵呵领上那位领导的儿子去了。到了工地，工地主任却先领他俩进会场，说待会儿还得请他俩给全体干部“作指示”。那天，这简易会场中坐满了工地的干部。
工地主任先领大家学习中央组织部早就下发过的一个党员教育材料，是讲吉林省水利厅长汪洋湖的，讲他如何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拒腐蚀永不沾，搞出多少廉洁优质高效工程，节约了国家多少资金和给全省百姓造了多少福。田处长听着，坐立不安了，感到不大妙了，便示意给那位领导的儿子，可那公子浑然不觉，也没理他发来的短信，最后反而用短信回复道：“他敢？不过装模作样卖卖狗皮膏药而已。”念完材料，这位主任便笑盈盈地和盘托出他俩要项目的事儿，然后转脸对大惊失色的他俩道：“我先发扬民主，再请领导们作指示。”
会场先静悄悄，接着骤然炸锅了。领导的儿子一见势头不好，顿如利箭蹿了出去，后面还跟了一群施工队长，他们紧跑却没撵上，要不，非把他当场揍扁不可，这些干活的哪吃这一套呢？早恨透吸吮民脂民膏的了。田处长被大家包围在会场中，一个劲儿哀求解释自己的“工作难处”，工地主任也在一旁紧帮他说好话。就这样，工地领导班子几个成员的拳头还险些顶到田处长的鼻子上。到送他上车时，工地主任紧紧握住田处长的手，十分抱歉地连声说：“不像话，太不像话，怎么不给领导们个面子呢，生瓜，一堆生瓜。我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请那位领导的儿子再等两天。工作，我肯定做得通。以后，他相中哪个项目，哪个就是他的。这些人，层次太低，不懂事，还得教育，多学文件。”
田处长恨得差点儿把牙咬碎，可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满脸赔着笑容。从此，他再也不敢去那个工地了。后来他听说，他俩跑后，这工地门口还竖起了根竿子，竿头就挑着这位领导的儿子当场跑失的一只皮鞋，日日夜夜风吹雨淋，直至它开帮烂掉掉下为止。不过，从此厅里很多干部却视这工地主任为田处长的亲信了，因为他非但没收拾这胆大包天的小小的正科级干部，反而多次呈报他为“先进”。田处长知道，自己已被这家伙结结实实地捏在手心了，甚至连调动他的工作都不敢，否则构成“打击报复”，而且证人一片。但最主要的是，对他还不像对付钟勇，没得到吕宇的支持。所以他从今以后只能做的是，对这家伙永不升官，可这个混账又似乎没放在心上。
想到这里，田处长不由咒出了声，想：问题并不在疯子，疯子什么时代都有，除了前苏联才没有。根子是在这个信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上，它才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们凭什么为别人服务呢？我们入党、苦干，一步一步爬上来，不都是为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家族吗？一定要过上高出别人多少倍的好日子。“为人民服务”，有病？所以，一到我们握上实权，当然要贪污受贿官商勾结了，就像太阳到点必然升起那样。可是，这个党就是不让我们这么干，根本不通情达理，一旦发现，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所以，对于这么一个不讲人情人性和人生道理的党，我们能不千方百计推翻它吗？要推翻它，又怎能不联合上西方呢？当然，只要它的宗旨变了，成为“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党，我们又怎舍得埋葬它呢？
田处长想：这个党太傻了，它真该好好团结我们，只有我们高兴了，这个党才能长命百岁，党内也才能团结和谐。到那时候，我也就不会非杀钟勇不可了。一旦厅里成为我的公司，就像剧变后的俄罗斯，我立即请钟勇这位铁面包公当督察，只有他，公司员工们面对着白花花的银子才不敢动心。至于工地主任嘛，我更得重用了，因为只有这样利润才滚滚而来，要是听任主办科长这帮烂走狗，我的公司还不立即破产？我还会为追讨索赔被关进监狱。所以，关键是改变这个党的宗旨，这样，全社会才能团结和谐与奋斗。
想到这里，田处长感到自己实在是被大材小用了，更不该总被纪委盯着找麻烦，而是真该领导这个国家。然后，他掏出手机又跟迟瑞成商量起来。
钟勇与工地领导班子告别。整整一夜，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这支千人施工队伍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钟勇也跟冲锋在前的这班子成员们成了莫逆。那位精瘦精瘦的五十多岁的工地主任再次紧紧摇了摇他的手掌，语气坚定道：“小钟，别怕他们，邪的怎么也压不住正的。对于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强。我们都在背后支持你，到再选举机关纪委书记的时候，我们要求公推直选，再不许田处长他们事先提出候选人，玩他们的伎俩。你放心，到党员大会选举那天，落选的不是你，准是他们的人选，到时你看吧。”
直到钟勇坐到驾驶座上，班子成员们还隔着侧窗对他说着似乎永远也说不完的鼓励话。钟勇启动了车子，转脸面对他们，不住笑着，却感到阵阵酸楚。那位安全员不害羞地哭了，洗去白灰和水泥后，俊秀的杏仁脸上布满清泉似的泪水。
大家向钟勇的车子挥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