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兹下了飞机。

如他预料，没任何情报局的人来迎接他。他打电话向局里报到后，便驾驶着租来的轿车，顺着12号高速公路拐入这城市的纪念公园大道。

完全出乎他意料，迟瑞成稳操胜券的行动竟惨遭失败。两个黑社会打手，一个中度脑震荡，至今昏迷不醒；另一个脊椎压缩性骨折，将在轮椅中度过大半生。幸亏迟瑞成人脉广，及时遮盖，田处长和手下也溜得及时，警界中的自己人又密切配合，这事才无声无息地过去。当然，对中国两个刑事罪犯的下场，布雷兹根本没在意。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站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那么多武装特工，结果全部被中共歼灭，情报局官员们听到后也不过耸耸肩而已。

这次布雷兹借回国休假，顺便向局里汇报北京站的情况，今天还要参加局高层会议。他对这次行动的失败百思不得其解：整整两千万苏共党员，加上苏共各级组织，面对自己政党的崩溃，没一个挺身而出。可在中国，仅仅是面对自己单位的腐败问题，一个小小的中共党员却这般死硬，宁折不弯。按驻外工作站主管的话说：这是我们在苏联从未遇到过的，要是这样的话，中共也就太可怕了，七千万党员的队伍中会有多少这样的疯子！或许“烈火计划”刚开头，他们就有可能挫败整个计划。果真如此的话，情报局的整个对华政策也许都得改变。

布雷兹驾车在一个岔道口停了下来，他将头探出车窗，仔细看了看那根竖立着的灰白色的混凝土六棱柱，在柱顶竖立的深蓝色搪瓷指示牌上写着：“下一个右转弯为情报局。”

布雷兹觉得自己很幸运，这块标志还没被游客们当纪念品偷走。当年，首任局长曾评价这个招牌，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傻的事情”，下令摘除。结果，每当驻外工作站的情报官们回总部接受指示时，便常常在这附近兜圈子。可是，就连每一个飞机驾驶员都知道情报局所在的位置，并将它作为降落国家机场的定位点。于是，到下一任局长上任时，这道真正犯傻的命令才被取消。

布雷兹凝神把着方向盘，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那些仿佛被无边无际的栅栏包围的高矮不一的建筑群，栅栏顶上的带倒刺的铁丝网连绵不断地从他身旁掠过，悬挂在栅栏上的醒目的橙色警告牌不时跃入眼帘，“政府产业不得擅入。”在栅栏上，每隔一段还有一个小小的黑色塑料盒，远远望去，形成了一个个连绵不断的黑点，越来越密，最后似乎聚到了一起。布雷兹记得，早在几年前，几个酩酊大醉的情报官员用翻越栅栏向总部安全系统挑战来打赌，好证实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塑料盒立即报警，值班室顿然警铃大作，电脑屏幕上迅速显现出入侵者的位置。结果，还没等这几位违纪官员逃回自己的汽车，武装警卫们就团团围住了他们。

布雷兹把轿车开到了栅栏尽头的大门口，缓缓驶入进口通道中的专门车道，通道上方横着标牌，“所有不佩戴本局证章的来客必须靠右行驶”，标牌下方还有警告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刺目的白色文字。

布雷兹在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的门亭前停下，嘴巴冲着对讲机，报出了情报局为自己伪造的姓名和社会保险号码。他知道接下来警卫就该在电脑上查他的预约了。片刻后，门亭窗口里伸出一只手掌。他接过递来的来客证章，戴在左胸上，再将递来的来客密码卡和临时停车证插在挡风玻璃上。

他顺车道缓缓行驶。挡风玻璃前不时出现一队队戴着宽檐帽、穿着很像是公园守护员装束的警卫，他们牵着警犬，自动步枪横在黑色制服的胸前。布雷兹敏锐地发现，在路旁高大茂密的橡树枝叶丛中，不时闪过闭路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他知道，尽管面前车道平坦开阔，可如果突然加速，路面上便会立即升起钢制挡板，马上叫你车翻人伤。

他离开车道，拐入一条人很难发现的被枝叶繁茂的树藤严实遮掩的小道，向儿童中心驶去。在情报局的来客登记簿上，他是这中心的重要捐助者，儿童中心招收的都是情报局官员们的子弟。大家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研究卫星照片，准以为我们在训练一批侏儒。布雷兹进入儿童中心大楼，门口守卫室的警卫们检验了他的来客密码卡，客气地做了个手势，请他进入守卫室套间里的一个小房间，不一会儿，嵌在墙壁上的密室门缓缓升起。布雷兹沿阶梯走了下去，脚步在阴森森的隧道中回荡。不到一刻钟，他顺着密道走进了六层的总部办公楼。

布雷兹不觉兴奋起来，有几年没进来过了，一直在中国作战。这次主管特地召他来到位于麦克莱恩市的总部，足见情报局对北京站工作的重视，也流露出他们对“烈火计划”其实很感兴趣，无论如何不愿它夭折。一判断出这些，布雷兹立即信心百倍。

一进总部大楼，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在高高的用绿玻璃镶嵌拱顶的大厅里，情报官员们从周围十六扇不断转动的旋转门里进进出出，顺自动扶梯上上下下。在空旷的大厅里，摆着高大的盆栽棕榈树，树前还摆着著名艺术家詹姆斯·桑伯恩的一组四件艺术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卷轴似的雕塑，卷曲的铜板上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字母，代表着情报局破解密码的表格；紧靠这座密码表雕塑的是当年从柏林墙上拆下的几块石头，标志着一个由布雷兹的祖国主宰世界的新秩序的开始。

布雷兹兴冲冲顺着大厅过道走着。过道墙壁雪白，悬挂着历任情报局局长的画像，第一幅是穿着简朴军装的情报局创始人多诺万将军——“疯子比尔”。布雷兹像第一次看到似的，尊敬地看着这一幅幅画像。他没上自动扶梯，而是健步登上乳白色的大理石阶梯，到阶梯转弯处慢慢站住。

布雷兹站在双手被剪的内森·黑尔铜像前，让自己全身绷直，然后立正，微微低头。他熟知这位耶鲁大学前辈校友的经历。在独立战争中，黑尔上尉志愿到英军后方侦察，于1776年9月22日被英军作为间谍绞死。他二十一岁离开人世时留下的名言是：“我唯一遗憾的是，献给祖国的生命只有一次。”

布雷兹不觉感到眼睛发热湿润了，再凝视铜像后面墙壁上那一片镌刻着的金星，每一颗代表着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一位情报局官员。在这大片金光的两侧，各斜着竖立着一面鲜艳的国旗，正中是情报局局徽。

他稍停片刻，再拐入楼梯二层左边的电梯中。

两名武装警卫倒背着双手，叉开双腿站在银光闪闪的不锈钢栏杆后，守卫着专供重要人物使用的局长电梯。布雷兹按照规定，将自己的密码卡插进栏杆立柱上不断闪动荧光的控制器中，按下专属自己的密码代号。栏杆缓缓升起来了，一位警卫迈前一步，向他用力敬了个礼，另一警卫转动起电梯间的钥匙。

电梯载着布雷兹进入大楼隐秘处，在讨论机密的会议室前停下。他整了整领带，大步走了进去。

一见他，驻外工作站主管不由浮起有好感的笑容。自从他认真阅读了从总统办公室转来的布雷兹越级呈交总统的信件后，他对布雷兹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开始欣赏这位虽然桀骜不驯却始终保持年轻人劲头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布雷兹离退休也没有几年了。此时，世界各大报刊都曾描述过的那个有名的空烟斗塞在主管嘴边，近视镜片后浓眉下的眼睛笑视着布雷兹，仿佛永远洞察着一切。上次在东京市郊那个豪华俱乐部中的争执和不快，他早没放在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