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刚刚落山，天边映照着金灿灿的余晖，布雷兹来到东京市郊一个富豪住宅区。他看见，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阔佬们居住的街道宽阔，空空荡荡，空气里弥漫着阵阵醉人的花香，外廓乳白色的富丽堂皇的四层小楼整齐分布在大道两旁，每幢小楼的四周还环绕着一片小小的草地，上面植树种花。这一幢幢小楼的前面都有放射着通向住宅区中心社交俱乐部的小路。在这俱乐部里，还有大片草地做网球场和高尔夫球练习场，不时有洒水车来来去去，在草地上面喷洒着水雾。俱乐部大门外的停车场里已停放着不少高级轿车，很多都是从城里直接赶过来的。
布雷兹在门童的招呼下，停放好这辆显得有些寒酸的东京站轿车，向里走去。看着面前的绚丽灯光，听着里面飘来的动听音乐，他不由也被这新奇的情调吸引住了。穿过楼道，他看见楼外庭院里栽满了高大的树木，树下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许多铺着雪白桌布的圆桌，一些气度不凡的日本人、华人和欧美人散落地坐着，陪伴着这些大人物的美丽女郎正在桌边有说有笑，那些近乎裸体的穿比基尼、浅绿超短裙的妙龄姑娘正在一张张桌前绕来绕去，端去饮料和按照有些富人特别吩咐做好的精致菜肴。庭院中间有一个舞台，一位印度姑娘正在上面翩翩起舞，十几位印度乐师兴高采烈地吹号击鼓，弹奏乐器。舞女披散着黑油油的顺溜长发，腰身不停地扭动，眼圈涂成金色，黑艳艳的大眼睛露出火一般的神色，如闪闪的电光不停地左顾右盼，乜斜着抛着媚眼，她的两条裸露到腿根的大腿随着腰身一齐摆动，放射出一种强烈的特殊的动人美色。
布雷兹迅速扫了一眼，径直来到被一棵高大树木遮挡的圆桌前，与刚到日本的情报局驻外工作站主管见面。主管喜欢享乐，不喜欢公事公办。可布雷兹拿定主意，绝不让他尽兴，因为面见他陈述意见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布雷兹看到，虽然主管六十岁了，可样子还跟自己一年前飞到情报局开会时见到的差不多，甚至更加年轻了。他脸色红润有光泽，深邃的蓝眼睛充满光彩。布雷兹知道，当年主管在苏联崩溃中立了头功，现在，正信心百倍地策划着摧毁中国。不过，布雷兹却准备跟这上司冲突了。
他从情报局朋友们那里听到，《烈火计划》之所以再没下文，就因为出乎意料地卡在了主管手中，主管似乎是有自己的计划。听了朋友们的述说，布雷兹终于搞清了主管的思路，于是很想套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名词规劝主管：您的思路“少慢差费”。布雷兹多次招募中国贪官们为北京站情报员，自认已经摸出规律，所以认为：摧毁中国，根本不需要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走那么漫长的道路。这回招募迟瑞成，更增强了他面陈意见甚至不惜跟主管交锋以至决裂的决心。
在布雷兹的祖国，有个弗吉尼亚州，州里有个斯普林菲尔德市，市里有条洛伊丝代尔街，6551号是幢浅灰色的、不引人注目的连外墙水泥层面都片片脱落的砖楼。附近的市民们，只知道这是个信誉卓著的家政公司，叫斯普林摩大厦。每当人们踏上楼厅里薄薄的暗绿色地毯，推开那扇似乎能用食指捅破的淡黄色的廉价木门时，绝不会想到情报局的一个绝密部门——“求爱”小组竟隐蔽在这里。
那时，布雷兹还是“求爱”小组的成员。在组里，每位情报官有三个身份和三个假名，还有使用这些假名的信用卡、社会保险号码和驾驶证。在这幢大楼里，“求爱”小组与楼下的家政公司几乎成天壤之别。“求爱”小组房里铺着波斯地毯，摆着日本屏风，屏风上还绣满赤裸的肥硕男女，这是由局头号心理学家设计并委托东京站特意订购的，认为会具有非同凡响的心理效应。按照组内分工，布雷兹坐外间，从玻璃窗后监视着招募对象进里间的组长办公室，他手上还攥着一把威力强大的“伯莱塔”九毫米无声手枪。在“求爱”小组的历史上，不乏已经上钩的鱼突然反悔想撞网逃走的事情，甚至有时他们还使上暴力，搞得“求爱”小组不得不请这些鱼肚皮朝天地出去。
当年，布雷兹为了获得“迷津指路人”勋章，虽然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块不锈钢片，他却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专门跟踪一位苏联官员，还细细研究他的活动规律，报告“求爱”小组有没有招募他的可能性。布雷兹发现：这位苏共干部讲究穿着吃喝，衷心赞美西方社会的优越性，还热衷给遇到的每位西方人留下好印象。看准这个，组长还征求了局心理学家们的意见，布雷兹还拿住这位共产党干部的把柄：为大使馆采买虚报开销、使用使馆公车办私事等。之后，“求爱”小组请示情报局授权开价两百万美元。当这位苏共干部去第五大道购物时，布雷兹走上前，直截了当地开出价钱。一直到苏联完蛋，情报局每周至少跟这位苏联官员见面一次，为了帮他向大使馆解释清楚外出干了什么，情报局还给他提供军事信息，当然事先都经过军方的审查和同意。
布雷兹知道：情报局永远需要叛逃者，也非常看重他们，每当他们处境危险时，还要下大力营救。多年来，情报局不经过任何移民手续，每年安排几百名身份即将暴露或已经暴露的叛逃者及其家属入境。不过同时，包括布雷兹在内，局里几乎所有情报官员都蔑视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些人渣，因为叛变总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一个心情愉快的人是不会选择背叛祖国这条不归路的，所以情报局招来的不过是些反社会的家伙，这看法还造成局里多起事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位苏联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叛逃。为了叫这位谢夫钦科先生觉得投奔自由是值得的，情报局下令给他找个可心的女人。一位情报官员翻开电话号码本随便找了个妓女，这婊子竟四处吹嘘她的“奥德赛”，《纽约时报》还捉刀为这贱货写了本回忆录，大肆渲染这异国罗曼史，搞得这“回忆录”一时高居畅销书榜首，从此那个婊子为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竟闹得每天几乎连下床的工夫都没有。打这之后，局里的情报官员们才慢慢改变对这些叛徒的态度，还安排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他们进行治疗。
不过，招募完迟瑞成后，布雷兹深深感到：招募中共贪官们才真正叫“廉价”呢，甚至不需要花费我们情报局一个美分，当年那位苏共干部花了我们整整两百万美元。而要推翻中共，让中国四分五裂，起码回到当年“东亚病夫”的位置，却根本不需要像搞垮苏联那样，走那么费事费时的“意识形态”道路。因为，金钱是中国贪官们追求的目标，信奉“为人们服务”的中共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最大威胁，所以推翻中共就成为这些贪官最强烈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自然会成为我们西方历史上最坚定最英勇的第五纵队。所以，实施《烈火计划》——尽快建立“第五纵队”，才是搞垮中国的捷径。北京站已建立相当完整的中国贪官的数据库系统，我们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搞到了中国贪官们秘密存款的数额及明细。当然，这档案里还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和生理、心理上的优点缺点，还有人际关系和嗜好。有了这些材料，建立第五纵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首先亮出这些贪官害怕的材料，然后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招募要求。即便遇到像迟瑞成这样一时不肯就范的，只需要把他的存款底细亮明，讲清利害，他也会成为我们这支队伍里的最忠诚的战士。
看见布雷兹走来，驻外工作站主管却没任何表示。布雷兹突然意识到，他神通广大，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布雷兹走到桌前，说：“你好，主管先生。”主管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会儿才说：“你好，布雷兹先生，请坐吧。”
布雷兹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了下来，耐心等着说出下文的机会。
在局里，几乎所有情报官员都对主管毕恭毕敬。
接下来便是长时间的沉寂，主管把那只有名的空烟斗不停地在嘴边换来倒去，坐在他旁边的东京站两位情报官显得有些尴尬，那天他俩也参加了招募迟瑞成的行动。东京站高级情报官是位精瘦的、五短身材却显得十分干练的日裔中年男人；坐在他身边的是助手，也是日裔情报官，这年轻人头发有些蓬乱，滴溜溜转动着的小眼睛里闪动着狡黠的光芒。布雷兹忘记他俩叫什么了，只默默注视着顶头上司。
主管将双手交叉起来枕在脑后，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布雷兹，怎么样？在中国的感觉还好吗？想不想回情报局？”
“不错，先生，我很愿意回来。可是，一想到搞垮赤色中国的事业，我只能留在这个该下地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