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因为研究定夺的问题重大。用市委书记安远平的话讲，对这类问题要民主决策、集体决策、科学决策。除市委常委是当然的参会者，扩大的范围包括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的领导层人物及有关局委的一把手。时钟刚至8点，市委常委会议室已是座无虚席了。安书记以稳重的嗓音和节奏告知大家，会议内容共五项，第一是老城改造拖欠拆迁户赔偿款的问题；第二是市化工厂严重污染准备关停的问题；第三是牛头山、老爷岭、圪祇窝山区民心工程的遗留问题；第四是光明集团的领导班子问题；第五是500多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的超生问题。安书记讲罢五个问题之后，告诉大家今天会议时间长，请各位做好“持久战”准备。又重申关掉手机，端正态度，聚精会神地参会，在座者对每件事都要认真思索，明确表态。
我很清楚，这些问题都是燃眉之急的大事。本来，有些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定夺，像光明集团的班子调整否，大概安书记觉得这事棘手，就采用众人集体研究的手段。这种方法弄出的结果不论是黑是白，责任都应该由五大班子共同承担。从另一方面说，这种集体决策既能集思广益，又能发扬民主，所以有经验的领导人物总是很娴熟地运用这种招法。但是此种手段也有弊病，这类事一上这种会，立马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仁见智，各持己见。往往由于争论激烈，分歧太大，最终难以统一而弄得不了了之。结果是议而不决，效率低下，甚至没有成效。我参加的这种会多了，慢慢地就悟出来了，大概领导要的就是这种结果，这种结果也是一种结果吧。将来有更大的官过问此事时，答曰，我们对这事十分重视，专门开了常委扩大会研究过，摆出了许多实际问题，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如此多的实际困难，一时确实难以解决得了啊！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交代、一种说法。如此弄法当然比那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的态度强得没影了。尽管两种手段的结果一样，都是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办事。当然这种结果并不代表这种会议研究的所有问题的命运。
照安书记罗列的顺序，我很清楚地感觉到，研究的五个问题是由易到难，先易后难。
第一个问题，因老城改造拆迁民房至今没有履行赔偿拆迁房屋款的承诺。这问题大家很一致，一致同意按当时政府出台的文件办事，照章赔款。尽管市建委的主任陈述了几点困难，但都被大家立即驳斥，结论是有钱要赔偿，没钱想办法也要赔偿。这事的责任在上届政府。据说政府原本没有这项资金的计划，上官市长一拍脑瓜就弄出个老城改造项目，跟风的人就慌忙拆迁起来，拆迁还没结束上官市长就走了，真正负责任的还是现在的政府。我不想出来批评上届政府，那样没啥好处，只有默认大家的意见——不默认行吗？我当然很清楚，拆迁户中不乏有人与在座的领导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也不乏有人拜托过这位或那位领导为他们的赔偿款说话帮忙。所以，这种会议上的内容与发言很快就会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广大民众之中。更重要的是，既然拆了老百姓的房子就应该赔人家房屋款，不管有多大的难处。好的是会议上并没有确定赔偿拆迁费的具体时间，政府还有时间喘息。
第二件事大家也挺一致，国家有政策，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是不准上马的。省环保局有指令，这种企业若无能力治污，要坚决关闭。咱们的化工厂就那熊样，设备属70年代的老古董，生产工艺落后还不好改造，若上治污设备可谓得不偿失，问题的关键是根本没钞票购置治污设备。只是企业现有的500多名职工得由政府妥善安置，以保证全市稳定。
讨论到牛头山供水工程，争论就多了起来。先由水利局孙局长谈了当下的困惑：建这民心工程，资金来源靠的多是贷款。原先就没想过自来水上了山，农民用上水会不拿钱。现在才知道，咱们费老鼻子劲送上山的水全白送啦，一分钱也换不来。
孙局长的话说到这里，市委那边有人插话了：咱们搞的是民心工程，咱们要讲政治，民心就是政治!怎么能动不动就说钱，只要老百姓高兴的事，我们赔钱也应该干嘛!
孙局长并不认这理，说：“政治也不是空哩，光讲空头政治有啥用?你去访一访，就咱q省，哪地方有用自来水不掏钱的事?大家用水都不掏钱，咱那供水设备的维修费更新费从哪里来？咱供水公司200多号人的工资从哪来？咱们向国家上缴的税金从哪来？咱们自收自支的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是政治能变出来的？”
“别净讲困难，干啥没困难?要你做水利局长干啥哩，就是叫你想办法解决困难哩。”有人站出来批评孙局长了。
“这种事就没啥办法。”孙局长是个实在人，他的话说得很直。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怎么能说没有办法?”好像是宣传部长的声音，他爱说这句话。
这时候段市长说话了：“现在不是务虚的时候，咱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得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孙局长的话还没讲完，你们就争论起来，批评起来，这样弄能解决问题吗？叫人家把话讲完嘛，把问题都摆出来，大家一起去找解决的办法。”
场上静了，孙局长环视一下四周，在段市长的助威下，他接着讲：“我的意思不是不讲政治、只讲钱，我的思想也没有滑坡，一直都是用足气力往坡上拱的。大家都想想，这供水工程才通到牛头山就出了这麻烦，农民们吃不起自来水呀。咱的民心工程计划还大着哩，下边还要往九头岩、神北峰、歇马岭好些地方去哩。我是说要这样义务供水，弄不了几天，水利局的家底垫完了，非乱套不行。别以为水利局有钱，旱涝保收，我那局国家财政供给的公务员是有名有姓的，总共才58人。其余208名职工都是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和企业编制，都是靠收水费吃饭哩。我的意思不是嫌农民穷没钱就不弄这民心工程了，我是请教大家，弄出个能走得动、拨得转、行得通的办法。这办法不是空对空地瞎吹的，云里雾里胡诌的，既然是办法就得能操作下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这是政府职责范围的事，政府应该先拿出个解决方案。”是陶书记的看法。
这话说得有理，但制定民心工程的目标可不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我想说几句客观的话，又觉得不到时候，还是段市长及时出场了：
“这事在这种场合研究，我想是因为当初制定民心工程时，是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集体定夺的。陶书记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我个人倒是有个想法，对眼下民心工程的现状可谓欲进不能、欲罢不忍。工程已经实施了一部分，可是事先谁也没想到供水收不回钱的问题，压根儿大家就没往那想。现在问题出来了，后果很严重，若我们不顾现实还往前冲会愈陷愈深，局面不堪收拾，最终把好事办成坏事。我想，这项工程到此可告一段落。对这些居住环境恶劣的山民如此扶贫，如此投入，可说是事倍功半，是不顾他们子子孙孙的利益，盲目地投入资金去改变一个根本不能彻底改变的环境。倒不如把这部分人迁移到生态环境相对好一些的地方，这才是真正负责的、一劳永逸的办法。”
段市长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自那次去山区调研以后，我就与他交换过意见，我们之间产生了共鸣。
这时，会场上有些乱了。许是段市长的新思路引起的反响，相互交头接耳的，摇头晃脑不屑一顾的，闭目养神不理不睬的……
我想在段市长的观点上再夯实一下：“这事情就像愚公移山那故事，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概念问题。愚公移山其实是列子著的寓言故事，并非真人真事。它告诉和弘扬的是一种精神，并非教人去搬山。想一想，太行山、王屋山两座大山啊，挡住了家门，行走不便，何不搬家移迁了之，何以与那大山较劲儿?那山搬得走吗？搬不起啊！咱们的牛头山、老爷岭、圪祇窝那地方我去看了，就像段市长刚才说的，改变它难啊!我们把自己的几百名同胞置于那深山老林，再给他们送水修路，那代价多惨重啊。大家可以算算账，问题的实质是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使农民兄弟脱贫致富，我们何不把他们请出来呢?”
安书记大概是被我的话说动了。“这是个建设性的意见!中央现在提出：改革要有新举措，发展要有新思路嘛。好，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因为事关重大，回头专题研究。”我明白安书记的态度，这么重大的决策，是改变、还是维护先前的雁鸣市班子定的民心工程方针，就连他这会儿也没想好。所以他要再好好权衡一下利弊，回头再作定夺。
接着说起光明集团的班子问题。
是段市长先发言的：“我说说光明集团领导班子的情况。像这样重要的国有企业，一把手都是市委任命的。可是，光明集团自换了当家人，销售金额与经济效益呈直线滑坡现象，厂里职工反映强烈，形势严峻。今年的销售计划到现在才完成百分之十五，时间过去四分之三了。市里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段市长说的都是实情。俞市长早些时候就吩咐过，要对光明集团的班子考察考察。上星期我派干部科长到企业搞了调研，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考察，还做了民意测验。”组织部长老邢说，“看来情况不大好，对诸葛非打不称职票的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比例。但是，职工们提的问题多是大同小异的概念化的东西。单凭这些就去动企业的一把手，又觉得缺乏理性的根据性的东西。我想，为慎重起见，是否派审计部门进去，认真地审一审、查一查，审出了问题，根据问题做出处理，避免了以往听风就是雨的盲目行为。审不出问题，也还干部个清白，还群众个明白。”
“邢部长讲得有道理，这样处理问题就避免了极‘左’时代那类冤假错案。不过，我倒是想，这光明集团的事与政府机关还不一样，像爱委会、体育局、精神文明办公室之类的单位，你关门三个月天也塌不了，地也陷不了，因为它不影响吃饭。可这是企业，这里有几千号人要吃饭，同时企业还要养活咱们吃皇粮的人。所以，处理这里的事，不能拖泥带水，也不能议而不决，得果断，得快。单说他诸葛非上台后的治厂现状、销售额和效益大滑坡就这一条就够了，就能叫他下马。管他贪污了没有、受贿了没有，咱又不是抓人家进监狱，只是衡量他是不是做厂长的料。”是市政协的一位副主席直率地说。据说他是政府上一届的常务副市长，是个很有才干的实干家，就是因为心直口快，敢讲实话，从政府退下时进了政协，坐的还是副主席中的第三把交椅。而与他同届退下的副市长，反而做了人大的副主任。
“处理人的问题要慎重呀。”坐在陶书记身边的宣传部长发言了，他的目光看看陶书记，又环视一下四周，“免去一个厂长，要重新任命一个新厂长，人选定了吗？考察好了吗？”
“当然是郝诚志啦，这是光明集团人心所向嘛。”老邢心中有数，他把这张底牌亮了。他的态度很坦然，诸葛非拿掉拿不掉，郝诚志上去上不去，他觉得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只要照程序做事，他把底交出来，随在场的人弄，弄到哪是哪，反正弄不掉他的组织部长。对于做官，他也到顶了，再过两年，他就到人大或政协了，他很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