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纳斯水怪
事后分析,不说袁传杰蓄谋已久,至少也属精心策划。
那天上午,他于九点四十五分到达中国美术馆,由本市驻京办主任陪同。这天是星期五,一位著名画家的画展于中国美术馆开展,袁传杰专程前来参加。这位画家近年声名鹊起,很受关注,他工作、生活于北京,却是本市籍人,跟家乡联系颇多,他的画展在首都隆重举办,家乡各有关方面自然十分重视。袁传杰在政府里本不分管文化事务,时恰逢分管副市长离职学习,相关公务暂时交袁传杰代管,所以由他代表市政府前来参加开展仪式。
当时袁传杰表现正常,一如既往地沉着,很严肃,没什么笑容,话不多,比较闷,但是该握手握手,该讲话讲话,一一得体。开幕式上他代表市政府致辞,别的发言者多手持一纸,在话筒前抑扬顿挫念稿,他不要,挺胸背手,面对众人说话,不慌不忙,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声调平稳,一气说完,居然把稿子都背了下来。
驻京办主任及时跟进,一下场即拍,说袁副市长真有水平,果然名不虚传。袁传杰看着他,好一会儿不吭不声,居然一点反应没有,有如听到一声羊叫,搞得主任尴尬不已。然后袁传杰忽然意识过来了,他说走吧,还有事。
他们回到办事处,主任问市长还有什么指示?袁传杰说没指示,让主任忙自己的,他有份文件要处理,完了再出去联系些事情。主任忙问是否需要他做点服务?例如安排车辆?袁传杰说需要的话他会叫的。于是主任告辞离开。
其实那时袁传杰已经在着手实施其计划,他得把身边无关者都撵走,尽可能地堵塞耳目与口舌。市长们经常是需要服务的,但是此刻已经不需要了。袁传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处理什么文件,就是收拾东西。他随身带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一只公文包,桌上一个不锈钢旅行水壶,洗手间里一条毛巾。他把水壶毛巾收到包里,检查一下,确定没落下什么,即悄悄开门,拉出行李箱拉杆,把公文包放在箱上,拖着走。过走廊,进电梯,下楼,几分钟就出了办事处大门。
他没叫办事处的轿车,在门外拦辆出租,上车就走。办事处附近有几个住宅小区,出租车来去频繁,不必在路边等候太久。事前他从房间窗子往下观察过,知道不必担心在这个环节上过多为人注意。办事处的车当然是不能用的,否则他的行踪就会在第一时间里为人所知。
他直奔机场。一小时后到达航站楼,再一小时后登机。没等上机他就掏出手机,不用正常关机方式,他直接卸下电池,强制关机,一举抹去自己与本信息社会关联的直通线索。其时还在候机厅里,并没有空中小姐在机舱里来去巡回,提示旅客们关闭手提电子设备,袁传杰处理手机与飞行安全无关。
当天下午六时许,他所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机场。这里与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此刻阳光灿烂,依然天地明亮。袁传杰拉着他的行李箱走过机场到达厅通道,通道两侧站着一些人,均着工作服戴身份牌,他们争相动作,向刚刚下机的旅客派发各种单子。袁传杰个高,瘦,神色警觉,衣着整洁,行李箱和公文包均皮质,看起来档次不低,模样不像本地人,消费能力应当还行,守候在通道边的那些人对他很注意,单子一件件往他手里塞。袁传杰一声不响,来者不拒,谁派的都收,一会儿工夫,满手抓的都是单子,大小不一。这里边有的状如名片,为提供预订机票服务的联络卡,有的则是一大张,正面印有新疆或乌鲁木齐地图,背面详细介绍各景点和旅行线路安排,以及各种联系方式。
袁传杰出了机场,上了一辆出租车。
“客人到哪儿?”
司机是个年轻人,人高马大,络腮胡子,普通话带当地口音。
袁传杰说到昌吉。
司机发动车子,快速离开机场。
“第一次到新疆吧?”司机发问,像是有意与客人攀谈。
袁传杰一声不吭,没听到一般。
司机不发话了,闷头开车。这人车技不错,一路开得飞快。袁传杰坐后排,一手紧紧抓着车门上的把手,自始至终没有放开过。
袁传杰没到过新疆,但是他知道该怎么走。他研究过地图,知道乌鲁木齐机场位于乌市之西,昌吉政府所在地昌吉市就在机场近侧。昌吉是回族自治州,从乌市西行要经昌吉,所以如果在乌市无事,不如下飞机直接到昌吉,来日西去省点路途。
很快,出租车走高速,不到半小时就有大面路牌标示:昌吉。
司机问:“到哪儿啦?”
袁传杰还是没吱声。好一会儿,司机有点恼了。
“我说,你到底上哪儿?”
袁传杰说:“有哪家好点的宾馆?”
司机猛一踩刹车,车轮擦过地面,“吱吱”有声。他也不说话,只是打方向,转弯,拐上了一条林荫道。
几分钟后他把袁传杰送到城市近郊的园林宾馆。该宾馆占地不小,四周绿树成荫,大堂宽敞堂皇,张灯结彩,看起来相当气派。
袁传杰办了入住手续,要了一个标间。大堂小姐说,眼下是六月初,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此刻还好。再等一些日子,没有预订,散客可能就安排不了了。
“先生有重要物品寄存吗?”
袁传杰没有吭声,抓起行李箱走开。
他进了房间,稍微整理一下,没多耽搁,立刻翻阅在机场接收的那些单子,仔细研究了旅游图背后那些解说文字。他让总台给本房间电话开启长途功能,用它与乌鲁木齐的一家旅行社取得了联系。这是他从手中那些单子里选定的。
他询问了前往北疆阿勒泰地区的旅行安排。他说,他看到了一些资料,注意到该旅行社的一条乘车四日游线路。但是他要赶时间,对旅游线路中的一些点也无兴趣。不知道旅行社能否为他提供单独旅行安排?旅行社服务人员仔细询问了袁传杰的要求,说他们知道了,客人不想与其他游客掺杂,要包一辆车,请一位导游,根据自己的喜好,有的景点看,有的景点不看,自由行动,单独旅行。这种旅行方式固然不错,花费会大些。实不如参加他们旅行社的组团游,用的是中巴车,一车十来人,路上热闹着呢。他们安排的每一个景点都很好,很受游客欢迎,价格也合理。
袁传杰没多听,即挂断电话。随后再找一家。他在机场接的单子多,大有选择余地。他打的第三个电话解决了问题,那家旅行社称他们可以提供袁传杰需要的服务,但是希望能够当面商定有关的细节。
“怎么跟先生联系呢?”
袁传杰说此刻他在昌吉,不在乌鲁木齐。
“没问题,请告知您住的酒店和房间。”
该旅行社在昌吉驻有分支机构。他们反应很快,不过半小时,有人按了门铃。袁传杰过去开门,门外格外明亮,亭亭玉立站着两位年轻姑娘。
“您是袁先生?”
袁传杰没有说话,转身把她们让进屋里。
两位姑娘一高一矮,都训练有素,她们给袁传杰递名片,其中一位留短发者为业务经理,姓王,个儿高,模样精干。另一位姓黄,脑后晃一束马尾巴,个小,活泼,形象可人,袖珍型美女,这是业务人员、助手。两人似有分工,高个儿王姑娘主谈,商量细节,计较锱铢,小个儿黄姑娘插嘴,开玩笑调节气氛,东问西探,打听虚实。
“袁先生哪里人啊?”小个儿黄姑娘问话时侧脑袋,甩头发,表情很天真。
袁传杰说,他从北京来。
王姑娘说,旅行社可以为袁传杰包一辆车,有数种车型可供挑选,不同车型的报价不同,彼此差别不小。她推荐上海通用的一款新型别克车,说这种车跑起来平稳,空调也好。袁传杰摇头,说眼下这种天气,用得着空调吗?他要了一辆普桑,说这就行了。姓黄的小个儿姑娘即哎呀一声,说怎么可以呢。
“袁先生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用的车得相称啊。”
袁传杰说他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他是因为不喜欢跟三教九流一堆人挤在一块乱哄哄四处走,所以才想多花点钱,自己行动。
“袁先生怎么看怎么像个领导,”小黄姑娘说,“不会是个大领导吧?”
袁传杰说有这样的领导吗?身边没个人跟着?
小黄姑娘咯咯笑,说领导就不会碰着情况吗?领导碰上情况时很不一样的。
袁传杰说那可能吧。
旅行的有关细节一一探讨完毕,包括费用。费用不低,比旅行社提供的团组游报价高出许多,袁传杰把理由一一问明,即点点头,不再表示异议。王姑娘出示一份标准合同书,把双方商定的内容填写在条款的空格里。她说他们旅行社管理很规范。
“袁先生可以再慎重考虑一下。”她说。
考虑什么呢?她做了进一步解释。她说前往北疆的旅行有数种选择,既可乘车,又可乘机。乘车花的钱相对少,耗时较多,比较累人。乘机则是由乌鲁木齐直飞阿勒泰,再从那里换乘车辆走,时间省很多,当然价格也要高一些。如果按双方刚商定的这种方式旅行,花的钱不比乘飞机少,耗的时间却要多。这些情况,她有责任向客人解释清楚,以供客人最后选择。
袁传杰说他一向不喜欢坐飞机,不到万不得已不坐,因为他特别担心安全问题。他还对王姑娘加以称赞,说不错,你们对顾客这样解释是负责任的。
小黄姑娘又在一边叫,说哎呀袁先生肯定是领导,说起话就不一样。
袁传杰说他领导谁呢?鱼。他是研究员,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他们公司总部在北京,主营水产品,鱼虾蟹贝,紫菜海参,都搞。生产,加工,销售,出口。他在公司里搞一点养殖研究,也处理部分批发业务,手头上经过的鱼货很多,或者说,领导过很多鱼,不以斤论,以十万吨、百万吨计。
两姑娘都笑,特别是小黄,咯咯咯乐坏了。她说袁先生还真逗。难道袁先生这回是来干这个的?到北疆研究鱼,然后批发,拿去出口?
袁传杰说真是有点逗。搞不搞出口不好说,这回真是来研究鱼的。这去的北疆哪里?阿勒泰地区,阿勒泰最有名的去处是哪里?喀纳斯湖。他就是特地往喀纳斯湖去的,那儿有一条大鱼,特大,就在喀纳斯湖水里。
小黄姑娘说不对的,那不是鱼,是喀纳斯水怪。
袁传杰说这是一种通俗说法,或者说只是一种被媒体不断炒作因而广为人知的传说,其准确性有待研究。人们所说的喀纳斯水怪应当就是湖里生长的大鱼,俗称大红鱼,学名哲罗鲑。他亲自研究过。
小黄姑娘大笑,她说袁先生这么有把握啊?听说水怪怪可怕的,爬上岸能吃牛吃羊,人那当然也吃得下去。它藏得可深,多少人到那里去找它,至今还没有谁真正看到过。据说有一年人们运去几条大船,在喀纳斯湖里撒大网捞它,网全破了,却没见到个水怪的影子。还有一回人们把十几架电视摄像机放到水下守候,想把它拍下来,机器全都进水啦,水怪还是连个影都不现。
袁传杰干巴巴道,他知道它在哪里。
“我是研究员。”他说。
袁传杰按对方要求出示了身份证,让两位姑娘将证上的号码记录于合同书上。他签了字,按照双方约定立刻交纳部分款项,并得到小黄姑娘开具的一纸收据。他说行了就这样吧,明天一早动身。
他提了个要求,请旅行社给他安排一位合适的导游,会不会捉鱼不计较,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必须是男性。
“我这人很无趣。”他说,“别给我找多嘴的,太好奇的也不要。”
两姑娘顿时不自在了,她们面面相觑。
“袁先生,您是,这是……”
袁传杰一声不吭。
袁传杰在消失的第三天才引起注意。
袁传杰精心策划了自己的这一次消失,其要点是不让人及时注意到。他选择的机会很特别,以前往北京参加活动为由离开。行前他依例向市长齐斌报告,说自己参加画展开幕式后要利用一点时间,到国家几个部委联系工作,因此得晚几天回来。市长想也没想就满口应允。副市长们到首都出差,通常都不会只办一件事情,袁传杰买一张机票,千里迢迢赶赴首都,只到中国美术馆挺胸背手去背诵一段讲稿,未免成本太高,顺便多办一些事情符合提高行政效率的精神。谁能想到袁传杰是另有图谋。应当说袁传杰机会挑选得很准确,如果他在本市忽然不见,不出几小时就会满城声响,因为身边尽是眼睛。去了北京就不一样,那里的眼睛比这里多得多,但是有的看天,有的看地,少有看着他的。袁传杰选择的时间也颇见匠心:他消失的那一天是星期五,接下来是双休日,不上班,一般不找人,找不着一般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也有意外。星期日下午,有人找他了。
那一天市长齐斌在省里开会,他从省城挂来电话,要政府办公室主任张耀急找袁传杰,让袁赶紧给他回个电话,有事相商。
“他可能还在北京办事,跟我说过的。”齐斌说,“也不知道怎么搞,手机就是挂不通。奇怪,难道是丢手机了?”
市长以为袁传杰在北京碰上了双休日,办不了事情,因此滞留不归。问题是再怎么有事,联络渠道也应当保持畅通。如今街上走来走去拾破烂的都知道在腰间别部手机,下载几条彩铃,以备开展业务。袁传杰身为副市长,担任一定职务,负有一定责任,分管的工作不少,找的人很多,下级有难题要请示,上级有指示要下达,都需要联系。这人以往一向很注意,除进入一些规定必须关机或者手机信号给屏蔽掉的重要场合,手机总是开着,半夜三更亦不例外。这回让市长找不着,还真是挺奇怪。
政府办主任张耀不敢误事,赶紧亲自打电话联系,这一联系即让他目瞪口呆:袁传杰果真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本市驻京办得到了袁传杰的最后踪迹,那是一个电话。上周五上午,袁传杰从中国美术馆返回后不久就自行离开驻京办,没有谁看到他。但是并非不告而别,他给该办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动身,有重要事情要处理,就此离开,不回来了,驻京办不必再操心安排他的各项事务。主任不禁发急,说市长去哪儿呢?司机还在这待命哪。袁传杰说不用了,有车,现在就在车上。主任猜想袁副市长办的事可能比较敏感,因而叫了北京哪个朋友或单位的车用,这种事主任当然就不好多问了。
袁传杰这个电话非常有必要。一声不吭悄悄消失掉可不行,驻京办立时就会闹腾开来。所以这个电话也属精心策划。此后袁传杰再无音讯。
张耀询问了可能知道袁传杰行踪的每一个人,包括政府办负责处理袁副市长工作事务的副主任、相关科长和袁的秘书,每个人都知道袁副市长去了北京,行前均有若干工作交代,却没人知道他此刻何在。张耀给袁传杰的妻子打了电话,小心翼翼地询问袁副市长可能什么时候回来?副市长夫人在本市教育局工作,她对其夫行踪也不清楚。她说袁传杰星期五上午来过一个电话,问了儿子学习的一些情况,他们的儿子今年读初三,下个月将参加中考,袁传杰挺留心这事,怕儿子不认真学习,偷偷玩电子游戏。袁传杰告诉其妻,他在北京还得待几天,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让妻子不必给他打电话,因为会议比较特别,手机不能开,开也没用,信号全都屏蔽掉了,联系不上。等可以联系了,他就会打电话告知情况。
“你管好儿子。”他说,“其他的别操心。”
市长夫人显然还是有点操心的,没人问起可能不注意,政府办主任一打电话,除了问袁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还打听他电话里都说了些啥,问得太细致太过头了,不比平常。市长夫人有些不安了,她在电话里询问说,袁传杰到北京开的什么会议?牵涉国家机密?是不是临时通知的?怎么原先只听他讲过画展,没讲还有会议?
张耀支支吾吾,只说是啊是啊,很重要的。他打电话也没什么大事,就因为市长有个批示要办理,想知道袁副市长什么时候回来。
张耀立刻把情况急报市长齐斌。齐斌还在省城,听完主任报告,他在电话那头好一阵不出一声。
事情挺棘手。袁传杰不是一般人物,一个设区市的副市长,重要官员。这样一个官员突然找不到了,这可比一个初中男生挨老爹一掌拿了几块钱离家出走要复杂得多。袁传杰这一级别干部是省管干部,如确实意外失踪,无论疑为何故,都应当立刻向上级报告,否则万一有事,责任就大了。但是如果他只是由于出差在外,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无法及时联络,这时候匆忙报告就属极不慎重。袁传杰是去北京联系工作的,北京是首都,大地方,大领导多,会不会还真是碰上了某个特殊事情要处理?要是他在那边忙碌,这边报称失踪,笑话就大了。类似消息只要一出去,立刻就会沸沸扬扬、传闻满天,人们马上会问他怎么啦?被犯罪分子劫为人质,还是自己犯事了?如今报纸上常有类似报道,某*官员在落网之前听到风声,远渡重洋逃之夭夭,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等等。袁传杰来的是这一手吗?他犯的案子一定够大了,是单纯的经济案吗?有没有女人掺杂其间?也许还不止一个女人?
所以齐斌会在电话里沉吟,说不出一个字来。
老半天,他问了件事:“你找过安办刘志华没有?”
张耀说没有,不敢惊动太多人。
“问他。包括台风前后的情况,让他想一想,袁副市长是不是说过些什么。”
张耀说好的,立刻就办。
齐斌让张耀迅速搞清情况,内紧外松,千万不要弄得到处声响。等情况明朗些,比较有把握再决定如何处置。
“记住了,”他特别强调,“安办,还有台风。马上给我搞清楚。”
市长齐斌为何如此关注安办?这有原因。安办即“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同时挂安监局牌子,为市政府辖下处理相关安全事务的工作机构。该办职能范围很宽,任何地方发生大宗矿难,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一定有该机构的官员。其他如重大车祸、厂房倒塌、锅炉爆炸,甚至歌厅失火伤人之类事件,他们均参与处置。此刻袁传杰虽失去踪迹,却未发现涉嫌重大伤亡,尚未牵扯哪条人命,包括他自己,为什么找他要查至安办?原来袁传杰在本市管这摊儿,他是分管安全工作的副市长。
本市安办主任叫刘志华,跟其他相关人员一样,他对袁传杰行踪一无所知。但是他提供了一些情况,比较特别。
“感觉有点异常。”他说,“台风来之前,跟以往就不太一样。”
他说袁传杰。袁传杰哪里让他感觉异常呢?交谈,还有情绪。
半个月前,本市经历了一次意外的台风袭扰。说其意外,是因为来得特别早。本市地处沿海,难免受台风眷顾,每年都得迎接几场。历年侵扰本市的台风多在七月之后上岸,今年奇怪了,五月中旬,台风就从太平洋直跑过来。气象台预报台风可能袭击本市之初,几乎没人相信,都觉得那些再世诸葛一向“狼来了”,这狼远在太平洋里,哪一年都一样,得在那里头使劲扑腾扑腾游一阵子,哪可能“早上好”说来就来。因此一些领导层层开电话会议,发明传电报,极其严肃地部署防风抗灾,调门很高,其实心里大多没太在意,只因气象部门“狼来了”,再怎么也得跟着一起喊喊。袁传杰却不同,他没太吭声,但是脸色变了。
“真是,”他说,“妈的。”
细论起来,台风、地震、洪水之类都属天灾,归老天爷直接安排,袁传杰够不着的。虽然他管安全,台风惹的祸性质略有不同,不像矿难等重大责任事故多属人为,这一点袁传杰比谁都清楚。但是他骂娘,极不高兴。袁传杰为人比较沉,笑容不多,平时却很克制,很少有人听他骂过娘。
他叫了安办的刘志华,还有数位相关官员去了东屿湾。东屿湾位于本市北部四都河的入海处,海湾宽阔,两侧丘陵环抱,外海有东屿等小岛和礁盘耸立,断断续续联为一线,组成天然屏障遮挡风浪,湾内水深潮缓,水质优良,是一个极好的渔场。东屿湾北侧为邻市的辖区,不归袁传杰操心。南侧则分属本市两个辖县,为全市范围内最大的海水养殖区,沿岸渔排延绵,网箱相接,纵横数里,有“海上渔村”之称。
袁传杰说,这种地方最薄弱,全是木头房子,绑在泡沫浮子上。这里水下网箱里养的鱼可能数十万数百万计,水上木头房子里少说住着几千个渔工,有的拖家带口,连同他们的家当和狗一起漂在水面。渔排上连歌厅饭馆都有,够热闹的,却都胶水粘的一样,最经不起台风。用不着十二级,有个*级就一塌糊涂了。
“咱们让台风别往这边来,别那么大,做得到吗?”他说,“无能为力。”
“袁市长放心,没有问题。”
林和明郑重表态。说他们绝不会掉以轻心,全县上下已经做好准备,严阵以待,一定把灾害损失减到最低程度。林和明是副县长,个儿瘦小,模样精干,也就三十出头。他们这个县占据了东屿湾最好的几片海域,渔排最多。他在县里分管安全,袁传杰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专程从县里赶来陪同袁传杰做防灾检查。袁传杰一行驾到那天,艳阳高照,天气闷热,气温很高,不像通常的五月天。袁传杰说这天气不大对头。
“最怕的不是天气不对头。”他说,“怕人不对头。”
林和明说袁市长指示非常重要,他们已经开过动员会了,从上到下,县乡村层层动员,县里提出口号,叫做“高度重视,紧急行动,秣马厉兵,全力以赴”。不容许有丝毫的懈怠。他们制订了几套应急预案,把东屿湾这一带的抗灾作为全县重点,要确保渔排和渔轮人员的安全。台风不来便罢,一旦来袭,紧急处置机制马上就会启动,渔排和渔船上的人员会立刻撤离,各项安全救援措施会一一落实到位。
袁传杰在镇上开了个短会,听了县里、镇里的汇报。其他不议,就讲渔排人员安全。林和明以及县里镇里有关头头,包括该县公安、卫生、交通、渔业部门的领导一一介绍了情况。场上基本都是负责官员,见多识广,水平不低,经验很丰富,表达很清楚,有关措施考虑得相当细,有措施有保障,讲得都不错。
林和明说:“袁市长给我们指示一下?”
袁传杰睁着眼睛盯着与会者,一声不吭,就像没听到一样。
“市长,袁市长。”
袁传杰这才回过神来。
他说了句话:“咱们受不起的。”
没有指示。他说走吧,看看去。
袁传杰颇显失态,在众人面前。但是不仅就此。离开会场后,袁传杰带着县里镇里六七位官员,上了停在码头边的一条快艇,是当地公安边防水上派出所的警务艇。靠码头这一侧有大批渔排,袁传杰却不看,他让警务艇离开渔排,往外海方向远远开去,有如准备远遁。
海上泊着几条船,是运输船,载运养殖饲料的。袁传杰说:“靠上去。”
那时候海上没有风浪,水面平稳。但是毕竟是在水中,两船相靠也不容易。驾驶快艇的警员减速,倒车,侧身,小心翼翼往运输船舷上挨。袁传杰在那时问了句话:“有麻烦时,你们怎么要求这些船只人员撤离?”
镇里书记镇长立刻报告,说他们研究了多条具体措施,老办法之外有新办法,例如采用现代通信手段,用手机群发短信。
警务艇靠上运输船,袁传杰说过去看看,随行的几个官员一起拦他。警务艇与运输船间有高差,把一条长踏板搭在警务艇上部和运输船舷间,有如一条天桥可容通行,但是船身在水里晃,天桥不过一板,如此狭窄,让人看了头昏,哪里敢走。副县长林和明说不行,太危险了,市长不能动,有什么事把船老大叫过来问问就行了。
袁传杰不听,非上那船不可。他说:“你们不知道我干什么出身的?”
于是无话。袁传杰抓着绳索,走过踏板,上了那条运输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