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调查组来了，想不到，居然由两名常委亲自带队，一个是屠副书记，一个是关副省长。关副省长兼着公安厅长，又主管政法工作，而且也是省委常委，来了很正常。屠副书记则声明说他自己是不愿意来的，但是，省委主要领导非派他来不可。相信读者能从中看出猫儿腻：两个省委常委在为人、立场上是相左的，我想，省委派他们来，肯定是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

调查组来到华安后，最初并没有和县委、县政府及华安公检法三机关接触，而是独立进行了调查。他们深入到居民区、居委会，跟一些基层群众进行座谈。几天后，调查组才坐下来，召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和公检法司四个部门的有关领导及部分老干部举行座谈会。我到会后，发现庄为民也来到会场并坐到前排醒目的位置上，感到有点儿不妙。

会上，屠副书记和关副省长分别讲了话。他们说，几天里，他们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和群众，掌握了很多信息，现在想听听与会者的意见。庄为民最先打破了沉默，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在华安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实在太让人痛心了，上万群众围攻公安局，公安局武力镇压，出了人命，又闹到了省里，怎么能出这种事啊……”

他开口这几句就把我气坏了，因为这是公然的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尽管他没有明确指责我们错了，但是，口气里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二皮脸的母亲明明是回家后心脏病发作死亡的，在他嘴里出来，就像死在我们公安局一样，而且是我们警察导致她的死亡。像他这种在官场上历练了几十年的老家伙，应该懂得绵里藏针、韬光养晦才是，想不到他居然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我想，一定是一种特别的力量促使他赤裸裸站出来吧，而这种力量就是，他意识到了某种危险，因此急于把我或者汉英借机整掉……

庄为民继续说：“对此，我们不能不问几个为什么，人民群众如果不是有冤无处伸，能做出这种事吗？我们的党委、政府和公检法机关该负什么责任？警察为什么用镇压的手段对付人民群众，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我真没想到，过去那么稳定的华安，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庄为民说着，居然哽咽起来。可我心里却暗骂：妈的，你说怎么到这一步的？就是你那时积累下来的矛盾到这时候爆发了，你培植起来的黑恶势力向党和政府挑战了，你装什么装？你才是这起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我们公安机关是镇压了，但，镇压的不是人民群众，是黑恶势力的挑战，对他们，我就是要镇压。

庄为民说完，霍世原开了口。他也是一副感慨的语气，不过说得挺巧妙：“听了老书记的话，我很受启发，跟老书记一样，华安发生这样的事，我也很痛心，在这件事上虽然是严局长全权负责，但是我分管政法工作，所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起事件，教训是深刻的、惨痛的，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如果能挽回损失，就是免我的职，我也心甘情愿。”

听出来没有？首先，他发表这些想法，是受老书记庄为民的启发，所以，一旦说错了不怪他，而是怪庄为民；其次呢，态度好，主动承担责任。可是，谁都知道，要追究责任，第一个是我，然后是汉英，有我们俩在前面，他还有什么责任？对，第三，他提出追究责任了，而且主动请求组织处分，甚至提出了免职的说法，这是不是在提醒，我和汉英更该受处分，不是免职就是撤职了……

这两个人打了头炮二炮，等于给事件定了性，接着两个发言的随之附和了他们，但是，多数人却保持了沉默。于是，在简短的发言之后，会场就静下来。这时，汉英说，我这个公安局长是处置这起事件的指挥员，能不能让我说说。关副省长说他觉得可以，但是，因为他兼任公安厅长，不想袒护下属，所以就征求屠副书记的意见。屠副书记说不出反对理由，于是我开始发言。

我说：“尊敬的屠副书记、关副省长及调查组的各位领导，我相信，通过三天来的调查，你们已经对这起事件和处置过程有了一定的印象。可是，不管你们得出什么结论，作为这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平息事件的指挥员，我都要明确地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这起群体事件的原因很复杂，极可能有人背后操纵，我们公安机关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我个人及所有参与的公安民警都认为，我们的反应是迅速得力的，措施是正确得当的，效果也是好的，如果当时犹豫不决，拖延时机，只会酿成更大的事端，造成更加不可估量的后果。下面，我就整个事件的起源、发展和处置过程汇报如下……”

发言时，我看到了与会人员震惊的表情，他们是为我态度的明确、强硬而感到意外和惊讶。因为两个省领导还没有表态，调查组的结论也没拿出来，我这么说实在太不合适。不过没什么，就我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顶多也就是不当这个公安局长罢了，难道还能把我抓起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或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真的这样，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而且更要说……

虽然这么想，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涌起一股苍凉，一种悲壮，也就更加豁出去了，我在说话的时候站起来，其间，汉英几次示意我坐下，我也没有理。谈完后，我又总结说：“或许，我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有偏差，可是，我敢对我说的每句话负责，因为它都是事实，而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我们抓安佩廉（二皮脸的名字）是依法履行职责，他在逃跑中发生车祸身亡，是他咎由自取。执行任务的警察不能为此负责，他的家人由于情绪激动，有一些过激的做法情有可原，可是，我敢以个人名义保证，他们是在别人的鼓动下，才来公安机关闹事的，以达到他们——我说的是背后指使者——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我对这起群体事件的看法。如果领导一定要追究责任，由我个人完全负责，但是，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

因为这些话发自内心，所以，我说得慷慨激昂，与会所有人都被吸引了，有的人脸还涨红了，显然是被我感染了。我也注意到庄为民镜片后面不屑的目光，但是，他的脸也有些涨红，大概，是我说到背后有人操纵的话触动他了吧。

我把要说的话说完了，仍然没有坐下，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倔强的、不服的，我的目光一定也是挑战的。还是在关副省长的提醒下，我才坐下来。

我坐下来后，好一会儿没人说话。关副省长的目光看向屠副书记，屠副书记咳嗽一声，转向他人：“好，严局长已经说完了，大家都谈谈，有什么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还是庄为民。他说：“严局长，听你这么说，这起事件背后有人操纵？”

我说：“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庄为民问：“我听清楚了，你是说，当初，这个安佩廉被你们公安局的人打伤，是因为他们寻衅滋事，而这个寻衅滋事又是要逼你们犯错误，并以此诬陷你们？”

我说：“对。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证人的笔录是费检察长亲自取的，你可以问他。”

于是，费松涛就把三榔头如何作证的事讲了一下。听完后，庄为民还是一副不相信的口气问：“这个人的话就那么可信？他会不会在谁的指使下，被迫向你们提供这个所谓的证据，以洗清他人、陷害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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