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风一样传开，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要知道，公安局拘的可是宏达集团的人，是他们的保卫处长，而且是刑事拘留，这在过去可是从未有过的，何况，这里边还含有很多让人想象的味道。一时之间，我接到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核实这个情况，其中就有房启和，还有好些东风机械厂的原职工，他们纷纷对我表示感谢，给我鼓励。

贾老大没有再来找我，这里边有两个可能：一是胆虚了，二是在想招儿对付我，而且两种可能都有。说实在的，我也有点不安，因为华安的情况太不正常，贾氏兄弟也不能用正常人去衡量，我猜不透他们会怎么对付我。我想，不外乎找后台，给我施加压力，或者暗中使坏吧！

霍世原也很重视这个事，亲自来到公安局，问我黄鸿飞都交代了什么，我刑拘他是否有确凿证据。我说，黄鸿飞已经承认两年前组织人恐吓威胁参加拍卖会竞买的商家。他又问我还掌握什么证据。我说有好多人提供了证据。他又问都有谁提供了证据。因为我必须对三榔头和黄毛负责，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否则不但给办案带来麻烦，对他们本人也非常不利，所以我只含糊地说有好几个人证明，没再说具体的。霍世原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又问，此案是否和宏达集团有关？我故意含糊说，目前还没有证据，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他听后想了想说一定要慎重，这件事社会影响很大，搞不好，会损害宏达集团的形象。然后就离去了。

汉英也关注这个案子。我向他汇报时，说得就详细多了，汉英很受鼓舞，他指示我一定要顶住干扰和压力，坚决把案子查清楚。我把霍世原找过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他听后说我分寸掌握得挺好，一些机密绝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庄为民就会知道，贾氏兄弟就会知道。然后才告诉我说，霍世原是庄为民当年提拔起来的，肯定跟宏达集团关系非同寻常，而市委只让我当公安局长，没兼任政法委书记，就是庄为民在后边做了工作，目的是让霍世原当政法委书记来挟制我。之后，汉英对我说，师傅，你还得向市公安局彭局长汇报一下，争取他的支持，万一出点儿什么事，他可以帮你扛一扛。我叹息说，刑拘一个小小的黄鸿飞，就这样大动干戈？汉英叹息说有什么办法，黄鸿飞是宏达集团的人，就得想得周全一点儿……

还没等我汇报，彭局长就把电话打了过来，他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把情况向他详细地汇报了一遍，请求他的支持。他想了想说，既然华安县委书记态度这么鲜明，我还说啥，刑拘就刑拘了吧，不过你们办案速度快点儿，尽快查到更多的证据，不然大家都有压力。他的话使我想到，贾氏兄弟一定在背后做了工作，也由此意识到，如果没有汉英和彭局长的支持，我一个人恐怕很难顶住。

各位读者看出来了吧，当一个公安局长真不容易呀，想公正执法，难哪！

按照彭局长的指示，我加快了办案进度。周波亲自带人赴省城，可是却扑了个空。他打电话告诉我，按照黄鸿飞提供的情况，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查到尤子辉这个人，可是，他最近却突然在省城消失了，家也搬走了，谁也不知他去了哪里。至于他的公司，在工商局也查了，只是个空壳公司，因为一年多没登记，注销了。而更为可疑的是，据他们调查，尤子辉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根本不可能买得起东风机械厂。我听了亦惊亦喜，惊的是这个人为什么忽然失踪了，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消息在躲我们？喜的是，虽然没找到这个人，可是，查出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参与竞买东风机械厂并获得成功呢？

其实，读者可能早就看明白了，尤子辉是替贾氏兄弟出面的，目的无非是避免贾氏兄弟的嫌疑。可是要把真相查清，拿到铁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告诉周波，和当地的辖区派出所联系，请他们帮我们盯着尤子辉的家，一旦发现他的踪迹，立刻替我们控制住他。周波处理好这些后，从省城返回。

案子陷入僵局，一时查不下去了，而且，我一时也顾不上这案子了，因为我成了被告。

告我的是季仁永。他从拘留所一出来就去了检察院，告我对他打击报复、非法拘禁。对，他告的既是我个人，又是华安公安局，所有参与抓捕黄鸿飞和季仁永的人都卷进来。

那天，我突然接到周波电话，他急促地告诉我，检察院法纪科的检察官来到刑警大队，要带他和两个弟兄去检察院。我急忙赶到刑警大队，两个检察官对我说，季仁永把我们告到他们那儿了，他们奉领导之命来调查，所以，周波他们必须去检察院。我既意外又气愤，可是，人家是检察官，我这个公安局长管不着，所以我只能让他们等一等，然后给检察长费松涛打了电话。他听了之后一愣，说让我等等，一会儿再跟我联系。我从他的口气中感觉到，他好像不知道这事，如果他真不知道，那肯定是哪位副检察长的指示，我一下想到了是谁。果然，一会儿费松涛把电话打回来，说他问过了，这是屠副检察长抓的案子。费松涛问我怎么个情况，我把拘留季仁永的经过说了一遍。费松涛听完后说，如果是这样，没什么事啊。我说既然没什么事，你们为什么大动干戈？费松涛有些为难地说：“这……既然他们要查，就查查吧，你们既然没事，怕什么？”我听了心里来气，向他指出，这事传出去影响不好，损害公安机关形象，还干扰我们办案。费松涛听了苦笑说：“严局，你这是自作自受，当初我不要他，你非把他推给我不可，现在尝到滋味了吧？对不起，我暂时不能过问这事，要不，你亲自找他谈谈？”费松涛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气得差点把手机摔了。

费松涛这种态度，我只好找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霍世原，他态度更暧昧：“你们没事怕他们查什么，要是查不出啥来，不恰好证明你们是正确的吗？严局，我听说，你过去最反对政法委干预你们独立办案，你说，这种事我咋干预？等等再说吧，等他们查不出什么，我再找他们算账！”

霍世原指望不上了，我只好找华安的最高领导、县委书记，也是我的徒弟汉英。他听完我的话，好像牙痛似的吸了几口冷气说：“这……屠龙飞怎么能这样……可是，师傅你知道，我是县委书记不假，可我不能啥事都管。何况，这关系到你和屠龙飞的矛盾，他们又刚刚开始查，还没个说法，我怎么过问哪？还是等等再说吧！”我气愤地大声说：“那好，就让他们查吧。对，我也是这个案子的当事人，而且是指挥员，是不是也得被他们传去调查？”汉英一愣，想了想说：“这可不行，他们调查下边行，调查你绝对不行，这要传出去成什么了。”汉英说完就给费松涛打了电话，费松涛答应了，这才作罢，我也只能无奈地回局。

我避免了被查，周波他们就没这个待遇了。参与那天晚上行动的弟兄，逐个被传到检察院接受询问，而且，一问就是一天，多咱到十二小时了才放回来。很明显，查案是假，整人是真。屠龙飞还对周波他们故意放风说：“给严局捎个话，看在夏书记的面子，我们就不查他了。不过，他应该接受教训，今后不要再随便抓人。”这时我忽然觉得，搞法律的都反对行政干预，可是，像屠龙飞这样的，要是真没人干预还真不行，这不无法无天了吗？通过这个事，我再次感到，在司法机关中，检察院是权力最大、最不受监督的地方。就说我们公安局吧，属于行政机关，政府直接领导，上级领导说的话，必须认真对待。在执法上呢，又有检察院、法院制约监督你，他们可以退卷，可以纠错；法院比我们好一些，但是也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独检察院高高在上，虽说宪法规定他们受人大的监督和领导，可这种监督实在太有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需要党委和政府干预他们。

检察院虽然没查我，可是，我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这天，法制科带着一个男子进了我的办公室，介绍说，这个人是季仁永聘请的律师，来找我调查当时的情况，原来季仁永还准备提请民事赔偿。简直翻天了。我极为气愤，对律师说，我没什么可提供的，就等着上法庭了。律师离开后，我和梁文斌分析了一下，都觉得，这是贾氏兄弟在后边操纵的，他们是通过这种手段向我们反扑，并以此打乱、干扰我们对东风机械厂拍卖案的侦破。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案子本来难度就大，这么一闹，更不好查下去了，参与办案的弟兄情绪都受到很大影响，社会上也什么传言都有，对我们公安局的名声很不利。

事情还在继续，检察官们还在一遍遍地找周波等人，有一天，居然还要拘留一个态度不好的刑警，是我找了费松涛才把人要回来的。周波告诉我，他们每次被找去问的都是那些话，有时去了，办案的检察官甚至不问话，就让他们一旁坐着。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想干什么？我再找检察长费松涛，告诉他，他们这种做法是刁难我们，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公安局开展工作。费松涛还是一种为难的语气，跟我商量说：“严局，要不，你找屠龙飞谈一谈，把矛盾化解一下，他也许就……”没听他说完，我就气得摔了电话。

看来，这事情是没个完了，怎么办吧？

在我一时想不出好办法的时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促进了事情的解决。

霍世原给我打来电话：“严局，你有空吗？能不能来我办公室一趟？”

“霍书记，有事吗？”

“有，怎么，严局，你还不知道吗？”

“霍书记，你说的什么事啊？”

“严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的呀……那好，你就来一趟吧！”

我带着心里的一团疑惑，走进了霍世原办公室，他把几张打印材料递给我：“严局，你先看看！”

嗯……

我的眼睛一下睁大了。

是一篇文章，题目是：《公检较力为哪般》，文章详细地披露了我们拘留季仁永的经过，然后写到检察院如何介入，对周波等人的审查，而且迟迟不予结案，导致公安机关陷入被动，公安民警情绪受到影响等等，义愤和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文章的最后还辛辣地发出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作为检察机关，有权力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制约，但是，这种监督制约是正常的吗？当今，华安政法机关中存在多少腐败现象，有多少比这严重得多，他们为什么不去监督？在警察队伍中，有多少与黑恶势力勾结，他们为什么不去监督？为什么偏偏盯住了这起案件？我们还想问一问，为什么这种事没人过问，任公检两家扯皮，扯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结尾的署名是：群生。显然，是群众声音的意思。

但是，写这篇文章的人绝不是普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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