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介绍一下集体上访这种事。不过，我要解释的不是这个名词，而是这种事件的严重性。

近些年，集体上访事件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年平均每天都有数万人在北京上访，特别是国家信访局外边，每天都是黑压压的人头，信访局不堪压力。实际上，这么多的信访案件，他们确实也接待不起，解决不了，而要解决上访人的问题，只能是他所在地的当地政府。所以，国家只能严令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信访案件，并实行问责制，也就是，哪个地方有人进京上访，就给你划个道儿，也就是记上一笔账，超过多少个道儿了，就追究地方领导人的责任，也就成了人们所说的“一票否决”。这一来，一级压一级，国家压省，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镇，压力最大的，是县这一级，而直接承受压力的，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所以，没有领导不重视集体上访事件的。

所以，汉英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给我打电话，说他此时还在省里，一时赶不回来，把这件事全权委托给我，求我务必妥善解决，不但不能让上访群众上火车，还不能采取太激烈的手段，以免引发冲突，导致不良后果发生。

听了汉英的话，我脑袋有点儿大，嘴上虽然答应尽力，但是，对如何操作心里有点儿没数。说来好笑，这么多年，我面临过多少大案疑难案件，还真没这么犯愁过，因为那面对的是刑事犯罪，只要细心侦查，找到蛛丝马迹，慢慢地总能查到线索，最后破案告捷。即使破不了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因为谁也不是神仙，保证什么案件都能破，破案率最高的日本，现案破案率也才百分之五十多一点儿，何况我呢。

可现在我面对的不是刑事案件，是群众上访，集体上访。

换个名词说，上访就是告状，也就是，有冤枉在当地解决不了，找上级领导部门申诉。古今中外任何社会，告状都是老百姓的权利，古代就有拦轿喊冤之说，也没听说哪个被杀头问斩的。我们国家也有上访条例，说这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无论是个人上访也好，集体上访也好，都是合法的，也和公安机关的职能没多大关系。可现在不行，我必须执行这项并不是职能范围的任务，而且不能有一点推托和马虎。

我来到火车站，还好，火车启程的时间没到，上访群众还没上车。由于这些日子抓了纪律作风，接到通知的单位动作都挺快，四十多个警察很快就来到了火车站，县信访办的几个人也赶来了，在他们的指点下，我们很快辨出了那些上访人，在火车进站之前把他们控制了，于是，候车室里乱成一团。我们先是劝他们跟我们回去，可他们根本不听，没办法，我只能一声令下，四十多警察对十多个上访者，拖拖拉拉就往候车室外走，上访者们当然不干，他们又喊又叫，连打带骂，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指着我大声叫着：“严局长，我们犯了哪一条，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上访，都说你是清官，你什么清官？你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大家快来看哪，公安局长镇压上访群众了……”这时候，我只能装作没听见，命令弟兄们抓紧行动，一通混乱，好歹把十几个人推出候车室，推进警车，推进了公安局会议室。行动中，好几个警察被打出了血，可上访人还不解恨，一个劲地骂活该，恨不得要吃了我们。

我把情况报告了汉英，汉英松了口气，说太好了，然后要我和信访办主任跟这些访民对话，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定让他们息访。我叫苦说，这不是我的职能，应该由县领导出面才对。汉英说，贺大中带着分管信访的常务副县长出外招商引资去了，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霍世原忽然发病，在家中输液来不了，所以只能由我出面。他授予我一个特别的权力，那就是，可以代表他这个县委书记，在一些可以表态的事情上表态。

汉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咋往外推？

可是，对话谈何容易？是我指挥警察截住的他们，他们对我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当我提出对话时，他们根本不跟我说话，直到我再三解释，表示歉意，并说明，我是代表县委书记汉英跟他们对话，可以代表县委书记回答、解释甚至解决他们诉求的承诺，他们的情绪才缓和了一些，并推举一个叫房启和的人代表他们发言。

这个房启和就是在候车室里，说我辜负了百姓希望，镇压他们的那个人。看上去，他要比我大上几岁，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一副倔强模样，我忽然想起，我刚来华安那天，在信访大厅的接待室里，汉英接待的那个人不就是他吗？

果然。他说：“严局长，咱们见过面，那天，我在信访大厅和夏书记谈话，你去找他了！”我说：“对对，看来，咱们有缘分哪，有啥话，就跟我说说吧！”他说：“严局长，你先回答我一句话行吗？”我警惕起来：“行，你说吧！”他说：“我就问一个事儿，我们上访犯法不犯法，犯了哪一条？”问题很简单，可我却回答不上来，我想了想苦笑一声说：“房大哥，你给我出了个难题呀。行，我回答你，不犯法，行了吧！”房启和说：“不行，既然我们不犯法，你们凭啥这么对待我们？你们这么干，犯法不犯法？”他这一问，好几个访民都逼问起来，我活了五十多年，还从来没让谁问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再次苦笑，迂回着说：“房大哥，我只能对你说，我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而且，我觉得这么做对你们有好处。”他们就叫起来：“好处？不让我们上访还对我们有好处？”我说：“是啊，你们好好想想，你们上北京能不能找到管用的领导不说，就是找到了，这么多人，人吃马喂的，得多少钱？你们找这个找那个，最后，肯定还得回华安来解决。我觉得，县委夏书记不是不关心群众的人，你们抛开他去北京，不等于去告他吗？有啥问题，可以跟县委、县政府反映嘛，为啥非得去北京呢？你们也不是一次两次上访了吧？北京要是能解决，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解决？我看，咱们就别斗气了，还是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们的忙！”

经过我这一番绕扯，他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不再质问到底谁犯法的事，而是让房启和抓紧说事。

怪不得房启和被推为代表，原来他表达能力很强，语言流利，条理分明，慷慨激昂。他先告诉我，他们的事情已经发生八年了，当年，县里以开发为名，硬把他们这些人从二道街迁到城郊，而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建起商服大街。可是给他们的补偿很少，导致他们生活水准大大降低，现在，有好多家庭陷入困境。因为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所以才决定集体进京上访。他还告诉我，他们十几个人是代表当时被强迁的八百多户居民。

八年前的事了，我能解决吗？怎么解决呀？

我感到头又大了。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而且还要表现得特别耐心。我问，补偿为什么太少，太少为什么他们同意动迁？

没等房启和回答，好几个人嚷起来。

“不同意行吗？再不迁就给你硬扒了，把你抓起来！”

“砸你玻璃，断水断电，不走咋活呀？”

“他们用黑社会来对付我们，谁不怕呀……”

什么？黑社会……

我急忙打断吵嚷，让他们好好说说：一、补偿是不是符合规定标准；二、黑社会对付他们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弄清了第一个问题。八年前，国家的补偿标准不像现在这么明确，也不像现在这么高，当时，也是规定每平方米补偿多少钱，这个规定表面上看也可以，但是，房子没了，建起了大楼，你想在原地用这笔钱买房子根本买不起，不但在这里买不起，在市区任何地方也买不到和原来条件相当的房子，没办法，只好迁到城郊居住。当时他们也算清这笔账了，所以坚决不搬，可是，不但断水断电，生活陷入困境，更可怕的是，天黑了，睡下了，忽然哗啦哗啦几声，玻璃被砸碎了，几块大砖头撇到了炕上。这还不算，那些骨头硬的，挑头儿的，等你落单，跟前没人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个蒙面人来，一顿毒打，指令你马上搬家，不然腿大筋给你挑了。这样一来，谁还能扛得住啊，就一户一户搬了，商服大楼也就建了起来……

我又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不由又问了一句：“真的，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他们七嘴八舌吵起来，显然是真的。

我问：“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有人说，黑天半夜，根本没看着人；有人说，看着人也是蒙着脸。我又问他们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他们就沉默了。好一会儿，房启和才问我：“严局，难道你真要管这事？”

我说：“跟你们说实话，别的事我不敢保证，但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确实是我的职权范围。你们说的这些事，都是严重犯罪，如果能提供线索，虽然事隔八年了，我仍然可以追查下去，查出是谁，肯定严惩不贷！”

几个代表互相望了望，不说话，最后，还是房启和叹息一声说：“严局长，要啥线索呀？这不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吗？和这事没一点儿关系的人能干吗？你就看看谁受益吧！”

对呀！

我说：“那好，谁受益？谁在你们拆迁中受益了？”

他们又沉默了。

我说：“你们放心，我以人格保证，今天你们对我说的话，只限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我换个说法，当年，商服街的开发商是谁？”

上访代表们又互视了一眼，房启和做了回答：“宏达集团。”

作者“朱维坚”的其他小说

《黑白道·终结篇:沉默》《黑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