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诀窍”，安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劳天容送礼，反而还给劳天容添“麻烦”。

这次临走的时候，安小元对劳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什么事情？”劳天容问。

劳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事实上，轻易承诺的人，也往往轻易爽约，当领导的，不能轻易承诺，这样他们才能一诺千金，才有威信。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安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劳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劳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安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劳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劳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这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或者说，是比较谨慎的领导的共性。比较谨慎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安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现在劳天容就是这样。劳天容是个不想占别人便宜的人，现在安小元帮能源集团跑煤炭，而且价格比市场价低，等于是帮了能源集团的忙，也等于帮了劳天容的忙，所以，如果反过来能够帮着安小元做点事情，劳天容反而安心一点。另外，既然安小元要去北京“麻烦”儿子，就等于替她看望了儿子，劳天容当然高兴。所以，劳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安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安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安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安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安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劳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安小元。

劳天容在把信封交给安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安小元的一个托付。

劳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时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安小元问。

劳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劳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买吧，”安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安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劳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劳天容被说动了，因为安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劳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安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俩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安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劳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

在超市出口买单的时候，本来安小元站在更方便买单的位置，要是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买了，但是今天她没有。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安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当然就没有做母亲，但是作为女人，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母性，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劳天容作为母亲为儿子买东西的权力。

到了北京，见到郑小彤，安小元才发现郑小彤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郑小彤并没有考上正规的本科大学，只是在社科院内部办的一个电视大学的教学点上了三年的电视大学。其次是他现在的工作也不理想，只是在社科院系统下属一个相当于照顾家属性质的家用电器维修部搞电器维修，所以，一看就是不顺心。

但是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即使不富贵，不顺心，也还有一种皇城根脚下八旗子弟固有的豪气和大气。接收了母亲千里迢迢从特区代来的一大堆慰问品，又扫了一眼母亲写给他的信，郑小彤坚持要请安小元出去吃饭。

“可以，”安小元说，“你请客，我付帐。”

“凭什么？”

“凭我比你大，”安小元说，“凭我比你有钱，凭我是老板。”

比他大自然不用说了，一看就比他大。比他有钱也能看出来，参加工作比他早，再说特区这边的工资比北京高，当然比他有钱。但是说到“老板”，郑小彤就不明白了。难道是特区那边的新说法，说“姐姐”是“老板”？

“你不是我妈同事嘛，”郑小彤说，“什么时候成老板了？”

“那是以前，”安小元说，“以前我给你妈当秘书，你妈是老板，现在我下海了，自己开公司了，所以我就变成‘老板’了。”

“下海？真的？”

“当然真的，”安小元说，“这还能骗你？”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有骗这个小弟弟，安小元还掏出一张名片。但是这个名片跟上次在大同的时候给李必恒的那张名片不一样，但都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老板”身份。上次给李必恒的名片上印的是“特区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头衔是秘书，因为政府机关的首长秘书相当于是“老板”，这次给郑小彤的名片上面印的是“特区能达贸易有限公司”，头衔是董事长，因为企业里面董事长是老板。

“真是老板呢，”郑小彤笑了，“行，你请客。你请客我就要往大的点。”

“可以，”安小元说，“把女朋友也叫上吧。”

郑小彤难堪了一下，脸都红了，摇摇头，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安小元的心突然紧了一下，有点同情起小彤来。她没有想到社科院的子弟也有考不上大学的，她没有想到小彤连女朋友都没有，她甚至不理解像劳天容这样风光无限的人，家庭生活这样的糟糕。说实话，郑小彤目前这个样子正是安小元原先所希望的，因为越是这样，就越便于她的计划顺利实现。但是，当她真的发现郑小彤的生活如此糟糕的时候，安小元似乎又忘记自己原先的计划了，又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她突然感觉，自己的下海是对的，要不然还在政府机关，或者还在国营单位，将来做的再好，充其量就是达到劳天容这个水平，那又怎么样？

这次来找郑小彤其实是安小元事先策划好的，安小元打算把郑小彤带到特区去，作为“大礼”送给劳天容，给劳天容一个意外的惊喜，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和劳天容的关系。她知道，劳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少亲情，具体地说，就希望儿子小彤能在她身边，但是儿大不由娘，郑小彤不知道是对特区有偏见，还是不想让母亲在身边管着自己，反正死活就是不愿意跟劳天容来特区，劳天容也不能强迫儿子，因此，儿子的事情一直是劳天容最大的心病。如果安小元能够帮着劳天容消除这块心病，那么她们的关系就更不一般了。

安小元策划郑小彤去特区的另外一个打算是让郑小彤跟她一起做生意，这样，她就把自己的利益和郑小彤的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与郑小彤绑在一起，也就等于是间接地跟劳天容绑在一起，只有跟劳天容的利益绑在一起，她的生意才能做大，才能做长久，才能做的不费劲。

应该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安小元还是比较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想办法把自己跟劳天容绑在一起，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牢靠。靠送礼，靠讲贴心话，当然也可以建立一定的关系，比如目前这种关系，但是，目前这种关系是脆弱的，是经不起风浪的。如果市场形势发生逆转，煤炭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安小元还能够凭她跟劳天容的关系让能源集团继续买她的煤吗？或许可以，但只能照顾一单两单，绝对不能长久。这种市场发生逆转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安小元知道，根据市场规律，正因为现在煤炭是紧俏商品，所以各地煤炭工业都在大干快上，小煤窑如雨后春笋，将来煤炭市场实现供销平衡甚至煤炭生产过剩也完全有可能的，而一旦煤炭生产过剩，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倒了过来了。所以，安小元必须趁早跟劳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什么叫“牢不可破”呢？利益绑在一起的关系就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凭安小元对劳天容的了解，她要想直接跟劳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安小元太了解劳天容了，或者说她太了解像劳天容这样当领导的了。凡是当领导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为了事业，他们不惜大义灭亲，不要说一般的朋友了，而对于领导来说，所谓的事业，就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是绝不会为了朋友而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的。所以，安小元必须在她和劳天容之间添加一种强力粘合剂，这个强力粘合剂就是劳天容的儿子郑小彤。

能够在卖方市场的形势下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买方市场局面，并且提前做好准备，说明安小元大学没有白上，说明“小香港”给她的教训没有白费，说明她这些年在特区政府机关没有白干，说明她在香港商人圈子里面没有白混。总之，说明安小元现在已经具备一个成熟商人的必要素质了。

安小元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郑小彤跟她南下。她知道，在说服郑小彤去特区的问题上，劳天容那一套不行。劳天容的基本思路是她为郑小彤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让郑小彤衣食无忧，让劳天容天天能够看着他茁壮成长。总之，一切由劳天容安排好了，儿子郑小彤就等着去享福吧。但是，郑小彤是那种等着靠父母的照顾去享福的人吗？说到底，这是代沟问题，是劳天容这一代人不了解郑小彤这一代人真正的想法的问题。但是安小元不一样，安小元跟郑小彤之间没有代沟，至少没有很深的代沟。

虽然还没有谈实质性问题，但安小元已经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比如吃饭，如果是劳天容回来，郑小彤可能不会跟她出来吃饭，就是跟她出来，也是勉强的，至少不会这么开心，这么随便。而现在，郑小彤就非常随便，非常开心。看着郑小彤开心，安小元也开心，因为她知道，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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