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两个女人两台戏

国企老总 丁力 第2页,共2页

这种事情现在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笑,甚至会不相信,不理解,但当时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代新生资产阶级正是双轨制造成的。邓小平当年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真正凭劳动致富与普通人拉开差距很难,并且也不会把差距拉大,真正使差距拉大的,正是这种双轨制。

当时这种制度被称为改革,也确实是改革。双轨制是从生产资料的计划调拨向市场交换的一种过度。在这个过度时期,为了维持关系到国计民生主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继续维持原来的计划调拨价格,否则很多经济活动就没有办法运行了。

举个例子,当时市场上钢材的价格是一千五百元人民币一吨,而计划内价格是八百元一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么生产火车轮毂的工厂就要停产,而轮毂厂一停产,整个铁路就要瘫痪。原因是,轮毂厂供应给铁道部的火车轮毂价格就是一千元人民币一吨,而这个价格如果也调整,那么火车运费和火车旅客票价也必须调整,否则铁路部门就要关门。国家能让铁路也关门吗?而铁路运费和铁路旅客票价的上涨又涉及到汽车、民航、水运、差旅费报销标准、物价、税收甚至是国家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各种补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政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因此,“双轨制”其实也是社会转型期间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度政策。

“双轨制”虽然必要,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有人能利用特权特批到计划内物质,比如钢铁或煤炭,那么他马上就发财,就成为老板,就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人”。事实上,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人能够特批到计划内指标,所以就真的发财了,真的成了老板。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女。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有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苏联的改革是“休克”式的,一夜之间把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平均分配个全体苏联人民,每人分配七千卢布的“资产券”。说这种改革看起来合理,也比较公平,其实对社会稳定不利,对社会资产的最有效利用也不利。学者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成功,主要体现在渐进和优选两个方面。渐进不会引起社会的巨大震荡,优选可以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使这部分人成为中国改革的收益者,这样,他们就会支持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这部分被“优选”的人就是高干及其他们的子女。此种说法是不是科学值得商榷,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双轨制”发财的,发了大财。比如安小元。

安小元不是高干子女,没有办法特批到计划内煤炭指标,但是她又决意要跟能源集团建立商业关系,所以,她第一批供应给能源集团的煤炭只好按计划外的价格购买,然后用略低的价格再卖给能源集团。不过,这样的赔本买卖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偶然做一次。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陪了一点钱,但是她终于跟能源集团正式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且取得了劳天容的信任与好感,她要施展自己的第二步计划了,就是设法搞到计划内指标。

安小元虽然不是高干子女,但她是大同本地人,她能摸到路。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鱼路”是大路,就是直接从中央拿到计划内指标,这对于安小元来说,“鱼路”走不通,只能走“虾路”。“虾路”就是各产煤地自己都有“自留地”,是为支持地方经济服务的。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之外,多生产出来的煤就是“自留地”,归地方上支配。并且上行下效,地方上也在“自留地”上搞起来“小双轨制”。安小元现在就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因为打“小双轨制”的主意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上次回来她已经打探出“虾路”来了,目标就是自己以前的中学老师李必恒。

李必恒也算是高干子弟,严格地说是大同本地的高干子弟,或者说是“小高干子弟”。李必恒曾经在矿务局子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直接带过安小元的课,但安小元毕竟是文科班学生,而且后来考上大学了,加上安小元出类拔萃的漂亮,安小元相信李老师能记得她。

李必恒由于是“高干子弟”,所以早就不当老师了,调到矿务局总调度处。仿佛语文老师这类的工作只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做的,如果是高干子女做,哪怕是“小高干子弟”,当教师太委屈了。彼时,老师不如现在吃香,至少不如当官或当调度吃香。所以,李必恒在安小元上大学的时候就从矿子弟中学调到总调度室。

不久,李必恒的爸爸从矿务局副书记的位置上退居二线,李必恒被提拔为副主任。矿上曾经有人传说这是一种“交换”,但传说仅仅是传说,不可全信,因为李必恒后来又当主任了,而此时他爸爸已经退居二线好几年了,拿什么交换?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李必恒从中学老师调到矿务局总调室或许主要靠他父亲,但当上总调室主任则更多地是靠他自己。

李必恒当然主任后,赶上矿务局机构调整,总调室变成总调处,李必恒从主任变成处长。矿上认为这一个调整非常必要,这不是李必恒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矿务局的级别问题。之前,矿上各个部门叫“室”,负责人叫“主任”,对内无所谓,可对外的时候,就矮半截,因为“主任”很容易与“班主任”或“妇女主任”混淆,而“处长”则明显带有官方性质,很容易与政府各部门的“处长”平起平坐,所以,矿务局的本次“改革”,不花一分钱,就能对全矿的中层干部“全面提拔”,不仅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还能使本矿在今后对外的联络和和作用处于更加有力的位置,堪称一次“最成功的改革”,因为,之后的一系列改革都有阻力,都遭受诟病,唯有那一次,没有任何人反对,上上下下加大欢喜,据说很多中层干部从主任变成“处长”后,还弹冠相庆,轮流请客,不亦乐乎。

安小元去找李必恒的时候,并没有入乡随俗地说找“李处长”,而是说找“李必恒”。换上其他人,说不定连门都不让进,但安小元不一样。第一,安小元是美女,年轻漂亮动人的美女;第二,安小元虽然是大同本地人,但离开大同去北京来深圳多年,穿着打扮说话口音和整体气质像大城市人;所以,守大门的一看安小元在来头和称呼,不但没有轰她走,反而屁颠屁颠地把安小元带进去。

其实安小元是说漏嘴了,否则,她至少会叫“李老师”,“李必恒”是她们女同学背后的称呼,当面还是喊“李老师”的。背后称“李必恒”的原因是李必恒其实比他教的同学大不了多少,并且长的目清眉秀,象个书生,安小元她们喜欢对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目清眉秀的男性老师直呼其名。

安小元这次见到李必恒,发现李老师已经一点没有书生的味道,反倒象个杀猪的,整个人发胖了,脸盘变的贼大,胡子没刮,酒气没退,整个脸是泡起来的,象是刽子手上场之前抢着喝了一碗酒,或者象电影上的大刀会。

安小元不敢认。

“安小元,怎么是你呀!”刽子手叫起来。

李必恒这样一叫,安小元就确信此人正是李必恒,因为人虽然变了,但声音没变,还是当年李老师的音质,只是比当年洪亮了而已。

安小元见李必恒居然还认识她,就有点激动,差点又漏嘴。

“您好,李必……李老师。”

“哈哈哈哈……”李必恒一阵大笑,问:刚才你是不是说找“李必恒”的?

安小元红着脸点点头,算是说“是”。

李必恒自然又是大笑一阵。笑的非常爽朗,象领袖。

安小元发现,李必恒不但形象变了,连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变了。安小元记得,李必恒当年说话轻声细语,好象没有什么底气,而且笑不露齿,好象根本就不会这么大笑。

李必恒笑足了之后,说:“幸亏你找‘李必恒’。”

“为什么?”安小元问。

“如果你要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那么肯定被挡驾了。”

“是吗?”

“是,”李必恒说,“没办法,凡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的,准是要煤的。我手里哪有煤呀。”

“是吗?”安小元问,“那么我这次也是白跑了?”

“怎么,你也成了倒煤的?”

安小元一听,怎么这么别扭,真想回敬一句“你才倒霉呢”,但还是忍住了。

“你不要见怪,”李必恒说,“这里都这么说,就是倒腾煤炭的意思。”

“我不倒腾煤炭,我是政府采购。”安小元说。说着,呈上名片,自然还是“特区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那张名片。

李必恒接过名片,认真看了看,说:“好,政府采购好,政府采购你直接拿着煤炭部的批文到销售处就行了,用不着找我。”

“去过了,”安小元说,“刚刚去过。但是听说李老师在这里当大处长,顺便来看一眼。怎么,当上大处长了连看一眼都不行?”

安小元到底是从特区回来的,大人物见的不少,现在回到内地,对付处长一级的官员还行。再说处长也不是什么大官,安小元要是不下海,在秘书的位置上熬几年,下来至少也是办公室副主任,跟处长也就差不多。起码是副处。所以,安小元并没有把李必恒这个“处长”看的多了不起,要不是为了“倒煤”,还难得理睬他。

“厉害。”李必恒说,“到底是特区来的。好,中午我请你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安小元温柔了许多。其实安小元只要想温柔,还是很会温柔的。毕竟,有黄大卫那碗酒垫底,又在有钱的香港人里面逛过一圈,知道男人吃什么。

“您变了很多。”安小元说。

“是,变老了,变粗野了。”

“那倒不是,”安小元说,“其实您现在这样子倒更像个男子汉。哎,你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了?”

“你基本上没变。”

“一点没变?”安小元歪着脑袋问。

李必恒向后仰了一仰,仿佛是调整眼睛的焦距,调整好了之后,说:“变了,长大了,变洋气了,变富贵了。”

“老了。”安小元说,“难得你还记得我。我以为你不认识我呢。”

“怎么会不认识你,”李必恒说,“谁都不记得也会记得你呀。”

“是吗?”安小元说。

说着,脸红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不好意思。大约是没想到李必恒这么快就能把话往那上面引。这时候见李必恒竟然面不该色,暗想,真是士别三日呀。

“怎么不是,”李必恒说,“那年搞诗歌朗诵,你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整个子弟中学文科就你一个人考上北京,我这个语文老师难道还能忘记你?”

安小元记起来了,高二那年学校是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她是得了第二名,而且那次诗歌朗诵会就是李必恒组织的。想起来之后,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本来以为李必恒会说是因为她漂亮才特别记得她呢。

“当然,”李必恒说,“还有,还有就是你这么漂亮,是校花,谁都能忘记。”

这下安小元的脸更红了,仿佛是自己心里想的秘密一下子被人家看透了。

李必恒没有想到安小元在北京和特区呆这么多年反而变得腼腆了,听人家表扬漂亮就脸红,难道特区那边比大同还封建?

“你们当老师的也知道‘校花’?”安小元问。

“老师不是人啊?”李必恒反问。

“但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的呀。”

“我现在不老实吗?”

“你现在老实吗?”

安小元这时候给了李必恒一个媚眼。

借着媚眼的提醒,李必恒提议:喝点酒?

“好啊。”安小元说。

安小元知道,光凭师生关系是不会搞到计划内指标的,哪怕是“小计划”内的指标。要想搞到计划内指标,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比如加上钱,但李必恒现在这个样子显然不缺钱,小钱肯定打不动他,给大钱就意义不大了,两头一折扣,还有赚吗?所以,安小元决定加上其他东西。安小元觉得即使加上其他东西,只要能搞到计划内价格煤炭,也不吃亏。李必恒是自己的老师,黄大卫也是自己的老师,想当年,把自己的第一次都献给黄大卫了,结果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得到“小香港”的侮辱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今天,如果能得到计划内煤炭指标,跟李必恒那样了又怎么样?安小元已经彻底想开了,女人既然想开了,那么事情就简单了。漂亮的女人只要彻底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彻底地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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