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告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几个信得过的同村。

“啊？！”村民中有人发出惊叫声，“你气糊涂了吧？你能去哪儿告状啊？到处都是卢守云的亲戚和亲信，告到哪儿还不都一样。”

“我要去北京。”

“北京？”

屋子里顿时发出一阵倒抽冷气的声音。

“卢守云和曹子彬为非作歹，祸害乡里，毁了我们一家子，也毁了咱们的村子，我们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

苗小梅愤怒得无以言表，可村民们却被吓着了。

“可是你一个人怎么能做到呢？”

“是啊，你打算怎么告他们啊？你手里什么证据也没有啊！”

“两条人命就是证据。”她眼里迸出愤怒的火花，使劲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我已经把家里能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如果我回不来，就请各位把我的孩子接回来，送到我父母那里，就算我拜托各位的唯一心愿了。”说着，她跪下来给众人磕了个头。

看到苗小梅的态度如此坚决，几个同村也没法再劝了，他们私下里凑了一些钱给她，在一个清晨，送他们母子上了路。

苗小梅带着孩子偷偷跑出了村子，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她拖着儿子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

这个陌生的城市太大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有的楼盖得比大青山还要高，纵横交错的马路和一眼看不到头的车海搞得苗小梅晕头转向。她在北京举目无亲，该去哪里落脚呢？

到了晚上，她搂着儿子坐在马路上，望着一户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的明亮的灯光，每一户窗户都洋溢着家的温馨气息，她更加觉得自己生活的悲惨和暗无天日。她低头看看儿子，儿子的小脸上满是污垢，已经好几天没洗脸了。“我不想和任何人作对，但是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这世道究竟怎么了？”

四周一片黑暗，没有人回答她。她抬起头来，仰望着头顶的上方，祈求着说：“长龙，你能听到我吗？你能帮助我讨回公道吗？”她无处可去，又不舍得花兜里的那点钱，就在街上流浪了几天。她不敢问别人到哪里去告状，怕别人把自己当疯子。渴了，她就带着儿子去公共厕所里喝点自来水，顺便把孩子脸上的污垢洗掉。有一次她趁人不注意，还偷偷给儿子洗了头，把他纠结成团的头发洗干净。

北京的夜晚是多么好看啊，到处都是光彩夺目的灯光。不像她们老家，到了夜晚就觉得阴暗凄冷了，只有寒碜的老屋、泥泞的土路和幽暗的灯光。可是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苗小梅只能如蚂蚁一般爬动着，饿极了，她就在垃圾桶里翻搅着所有可吃的东西填补着饥肠辘辘的肠胃。她挑出那些好一些的东西递给儿子，儿子已经饿坏了，也不管香臭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看着儿子饥不择食的样子，苗小梅心里很难过。到了晚上，她和孩子走到了一个破旧的小棚子前就再也走不动了。“妈，我想歇会儿。”苗小梅点点头。她搂着儿子，又累又饿，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哎！你谁啊？干吗躺在我家门口？！”

突然，一声断喝，把娘俩儿惊醒了。苗小梅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小儿子吓得躲在她怀里瑟瑟发抖。一个上了年纪的流浪汉正在看着她，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颤抖。

“我……”

她赶紧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这就走。”

她抱起儿子刚要走，“嗳，你等等！”那个流浪汉叫住了她。“你们没地方住吗？”

“不不……”苗小梅怕遇到坏人，赶紧带着儿子要走。

“哎，你等等！”

苗小梅怔怔地望着眼前的流浪老人。

“我不是坏人。看你们也不像坏人。你们刚到北京吧？”

“嗯。”

“来干吗？”

“告状。”

“哦，”流浪老人点点头，“那你找错地方了。”

“那您……知道我该去哪儿吗？”

“现在这么晚了，人家也不开门啊。你跟我来吧。”

流浪老人带着苗小梅母子到了棚子里面。苗小梅迟疑地走进去，发现里面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没有床也没有家具，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堆着一些肮脏破旧的被子，散发着臭气。旁边放着一堆一堆生锈的废铁皮、木头板子和很多塑料瓶子

“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

流浪老人指了指墙角一处简陋的地铺，“明天我再告诉你怎么走。”说着，他一头倒在脏兮兮的地面上，一会儿就发出了鼾声。

“谢谢您啊！”

整晚，苗小梅都辗转反侧不曾入睡。

第二天，流浪老人告诉了苗小梅她应该坐什么车去哪里，苗小梅感激不尽，带着孩子走了。

她果然找到了上访的地方。但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地方住下来。于是，她找到了一间最便宜的旅馆，花了20块钱租了一个大通铺的床位。第二天，她就赶紧出去找工作。她买了一张报纸，挨个给需要雇人的地方打电话，可没有一个人肯用她。她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大通铺旅馆，咬咬牙又租了半个月。后来，同屋的好心人给她介绍了一份零工，苗小梅很珍惜这个机会，做得很认真。主顾看苗小梅有知识，人又很勤快，就介绍她去当钟点工。苗小梅终于能赚到点饭钱了，虽然紧巴巴的，但也够她和儿子吃饭的了。

刚刚站住脚，苗小梅就不停地给所有相关部门打电话询问，对方无一例外地让她准备一套非常详细的材料和举证的证据，否则无法受理。这对苗小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怎么准备材料呢？没有钱，她就跑到书店，抱着笔记本扎到书堆里，一边研读有关的政策一边做笔记，没日没夜地琢磨起来。可是她越熟悉那些政策，心里就感到渺茫。卢守云和曹子彬很擅长钻法律的空子啊。

一想起这两个人，苗小梅就咬牙切齿，眼睛都要喷出火来。她不停地给自己鼓劲，你到北京来不就是要个说法吗？必须坚持下来。于是她偷偷打电话给同村，同村说拿不到证据，可征地的事情是确切无疑的，也有上面的红头文件。这提醒了苗小梅，她让同村想办法弄到了一些征地材料。接下来怎么办？她找到了汪长龙的病历，和同村患此类病症的人的病历都复印好装订成册，也附在材料里。她还给所有矿难矿工家属打电话，让他们把自己的情况都写下来按上手印寄给她。可是当她拿着这些东西去上访的部门打听，人家却说材料还是不够。还要充实。这下，苗小梅又陷入了绝望。她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要不要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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