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啸风下午刚刚上班，就接到市委书记程万里的来电，要他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郑啸风心想，上午散会时就没说下午要商量事啊，什么话电话里不能说，偏要见面说。不过程书记叫他去，他就不能不去，这接近于一种君臣关系。既然是君臣关系，那就只能服从。所以古人很早制造了“臣服”一词，这词就是专门用于官场的。在一般人的视线里，党委一把手就是比政府一把手大一些，尽管他们行政级别相同，但程万里是脑袋，郑啸风是肢体，脑袋总是指挥着肢体的。

市委和市政府以前是在一幢大楼里办公，由于机构在改革中迅速膨胀，机关干部越改越多，人丁兴旺，场地爆满，办公大楼不够用，后来市委单独建了办公楼，分开了。两家相距不到五公里。郑啸风让司机把他送过去也只需几分钟。他估计说话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便让司机吴江在下面等他。吴江跟市委的司机很熟，他们常常在一起挖坑斗地主玩麻将。这些近似于赌博的游戏他们没一样不会的。市长让他等着，他也不甘寂寞，又是刚发工资，身上还有些银子，便跟郑啸风同时下车，走进了市委大楼，然后找小车班的哥们挖坑去了。这伙司机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领导出门我紧跟，领导说话我傻等，领导收礼我托运，领导开会我挖坑。

程万里已经泡好了茶，满腔热情地等待郑啸风的到来。郑啸风的烟茶嗜好是很有名的。别人茶瘾再大，晚上也不敢多喝，害怕失眠。但郑啸风睡前一定要喝杯浓茶才能入睡。他的神经系统仿佛就浸泡在茶水里，就熏烤在烟雾里。郑啸风一进门就盯着茶杯目不转睛了，接着就眉开眼笑了。程万里说，啸风，这可是特级西湖龙井，一般人我还不给喝呢。郑啸风笑笑说，此茶喝至地师级。然后仔细端详茶叶的品相，的确非常不错，可爱极了，全是两叶嫩芽，象是一种观赏植物，让人不忍下口。郑啸风呷了一口，说：“书记大人找我什么事？”

程万里在身子往前倾了一下，有点拉近距离的意思。程万里说：“咱们开门见山吧，我就不绕圈子了。今天上午的常委会，好像你对人事安排不太满意对吗？叫你来就为这事。本来是要尽快下文的，又怕不妥，准备先压着，听听各方的意见，特别是你的意见。”

郑啸风呵呵一笑，猜想是程万里开会时看得很真切，他在江河县县长人选郑永刚表决时没有举手。如果是普通常委倒也罢了，可郑啸风是市长，他不同意的县长人选就非同小可了。这不仅涉及到以后的工作，也涉及到班子的团结和集体意志的问题。郑啸风说：“我是不同意让郑永刚去江河县当县长。但是，组织集体决定了的事，我们就要执行，这样才能要维护组织的威信。我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

程万里说：“那你说说不同意郑永刚的理由。”

郑啸风说：“这次江河县县长的人选是两个。比起郑永刚来，我是个人更看好罗小理。郑永刚是公安局副局长，熟悉公安工作，可对农村工作并不熟悉。他在公安上是一把好手，但放在县长的岗位上就未必能发挥优势。而罗小理呢？他是江河县的常务副县长，江河县是比较复杂的地方，罗小理在那里镇得住台，群众基础好，对各部门，各乡镇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让罗小理当县长比较合适。第一次讨论人事时，我也表明了我的观点。这次表决我就是坚持以前的观点。”

“你说的有道理，我陪你抽支烟。”程万里从抽屉里取出烟来，递给郑啸风一支，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说：“可就是这两个人选，也是从几个人选中遴选出来的。组织程序上应该没问题吧。”

郑啸风说：“这我知道。”

程万里若有所思地站起来，踱了几步。因为他块头大，长相蛮实，尽管脚步很轻，但落脚却是很重。程万里坐下去，说：“啸风，那你说怎么办？是拖一拖再发文？还是马上发文？还是重新调整部署？这事我们两个头头要商量好，要拿出一个主导性的意见。”

郑啸风看出程万里的态度是诚恳的。依照常委会的一般情况，凡是会上定案的人事问题，结束时程书记都要有一个表态性的意见，比如任职和发文的时间等，要么马上发文，要么过后再定，困为还涉及到省委组织部的最终考察这一关。有些重大问题，尽管常委会定了，公开前处于保密阶段，在此间也容易发生一些变故。一般地说，常委会定下的事还是不会变动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推翻重来，重新表决。可是，今天上午在开会结束时，程书记只是说，先按这个定吧，有的意见下来沟通。然后就散会了。好像他已经注意到郑啸风的情绪，留了变动的余地。郑啸风觉得，程书记叫他来，不是带着情绪的，是真正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妥当一些。郑啸风也就诚恳地说：“我看还是发文吧。既然常委会已经定了，就不要变动。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是否正确也很难说。更不能因为我个人有看法就推翻集体决定。”

程万里大幅度地点了点头，硕大无朋的脑袋在横行霸道的身躯的支撑下显得壮实而威猛。程万里说：“那就这样吧，既然你也无异议了，就马上发文件，人员要到位。江河县是人事调整的重点，由你给郑永刚谈话。”

“我谈？”

“你谈！你是市长嘛！”

郑啸风很清楚，县长和县委书记上任前，一般都是由组织部长或市级的副职领导跟他们谈话。现在却要市长跟郑永刚谈话，规格就很高了。但程书记这样说了，他就得照办。两人说完这事，话题就扯到近期工作上去了。郑啸风告诉程万里，说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山南县的一个六十来岁的妇女在体检时，一次查出来四个避孕环。这是一个大家庭，她有四个儿媳妇，每回搞计划生育动员时，这位婆婆都会自告奋勇地替儿媳妇去上环，完成村里规定的节育指标。十多年来，他们家四个儿媳妇，一共超生了五个。这个儿孙满堂的老太太，身上就一直带着四个节育环，要不是身体发炎了，至今都不会被发现呢。程万里听后直乐，连连说，荒唐，荒唐。这都是工作不细致导致的，形式主义的恶果。看来好多领导都是在群众和干部的欺骗中成长和提拔起来的。

说到这里，程万里突然收敛了笑容，板了面孔说：“这事要彻底调查，严肃处理！”

郑啸风轻描淡写地说：“算了，领导都换了几届了，还怎么查啊。”

程万里瞪大眼睛看着郑啸风，似乎对郑啸风的态度表示不满，有些激动地说：“我亲爱的市长啊，这么严重的问题不查怎么行？时过境迁了也要查办。你给我查，我支持你！”

郑啸风哈哈大笑起来，他本不想说出实情的，想想也没关系，就说了：“下边查过了，十多年前，你就在山南县当主管计划生育的副县长，这个县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年年先进，我总不能把你抓出来处理吧？再说，这种事也不能光怪县上领导。领导都只有两条腿，能千家万户都跑到？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有个特殊规律——问题都出在乡村这个环节。”

“你说什么？是山南县的事？”

“是的。”

程万里想起来了，十多年前他就在山南县当副县长。他是十分敬业的，一心一意要做出一番事业来。那时的计划生育的难度确实要比现在要大的得多，农村的难度更大。农民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检查可以钻进山洞里去，情绪激烈的农民可以明火执仗地跟乡镇干部对着干，甚至有人对下乡的女干部说，你再要管我们生娃娃，就让你怀上我们的娃娃！女干部一贯自信而泼辣，以为对方是在威胁她，便对他们说：愚昧，不是以为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我可不是吓大的。话音未落，几个男人就一一涌而上了，抱住了女干部，有的就开始拉扯她的衣服，有的试图涉及禁区，看样子真想要她怀上他们的娃娃。刚才还信心百倍的女干部迅速将身子缩成一团，放出几声凄历的惨叫，招来了其他村民，几个放肆的农民才把她松开。自此，女干部再也不敢单独下乡了，就怕一不小心激起了农民的野性。所以，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县长程万里也清楚，干部很辛苦，抓得也很严，但农民意识顽固不化，早生超生的死角仍然很多。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出现一个妇女身上戴着几个节育环的怪事。那里不就成了仓库了！

此时，程万里有点脸红，但他很快从内疚中返回了从容与自然的样态。之后，他自己也忍不住自嘲地大笑起来，说：“看来我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欺骗中提拔起来的呀！我就想不通，那个地方怎么能装上四个避孕环呢？奇迹！奇迹！”

郑啸风说：“奇迹往往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可见糊涂的不仅仅是基层干部，还有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程万里说：“下午我请你吃饭，就算对我的处罚吧。”

郑啸风说：“晚上老婆回家，我得陪她吃饭。在工作上，你是我的领导。在家庭里，她是我的领导。她半月才回来一次，我不能旷工呀。”

程万里连连点头称是，说，“优秀丈夫就是要时时处处让老婆给他打满分。”

郑啸风从程万里办公室起身时，就给司机吴江打电话，告诉他要回家了。下楼之后，发现吴江正从市委办后勤科的小车班往外走，脸上挂着一丝不悦。吴江跟市委的司机既是哥们又是牌友，好久没赢到他们的钱了。今天玩着玩着，一位领导突然要出门，领导的司机刚刚输一把，趁机起身就跑了，钱也没付。于是缺人，就去叫程万里的秘书邹秘书。秘书跟司机的工作性质不同，他是不能随便离岗的。吴江好说歹说，邹秘书才答应玩半个小时，身上只有几百元，准备输光就走。结果邹秘书赢了三百多。今天挖坑，吴江一上场就出手不凡，运气极好，可他赢牌不赢钱，市委另一个小子口袋空了，还欠了他三百元，这三百元永远就是呆帐了。吴江窝了一肚子气，心里正在埋怨这些家伙输不起，打牌赖账。就把三百元债权挂在了脸上。郑啸风走过来，关切地问，小吴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吴江说刚才有点头昏。郑啸风笑而不语，径直往车里去。郑啸风知道，机关里酷爱打牌的干部职工很多，官民同乐，屡禁不止。司机是机关里最普通的职工，出车之余就很悠闲，特别是领导的司机，自以为身靠大树，对挖坑、斗地主、投骰子、打麻将一类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更是有恃无恐。但郑啸风是不批评司机的，司机由办公室负责管理，轮不到市长来批评他们。

郑啸风回到家里的时候，保姆帘子正在紧锣密鼓地做饭，把厨房搞得轰轰烈烈，爆出一片菜与油的煎熬声，生动而活泼。因为老婆祁洁要从省城回来，郑啸风清早就特意嘱咐保姆要烧几个可口的菜。尤其是清蒸鲈鱼，是老婆最喜欢吃的，说是吃了对皮肤有好处。他让帘子一定要从海鲜市场买一条活鱼回来。帘子瞪着大眼说，市场上的活鱼能活到什么程度？全是半死不活的。郑啸风很喜欢帘子的这种喜欢质问的性格，郑啸风说，那你就从半死不活的鱼中挑选一条最有精神的买回来。帘子眨眨眼，算是明白了劣中选优的意思。现在，帘子听见郑啸风下班回来了，便从厨房里出来，先给郑啸风泡了茶，然后端出鲈鱼向他展示，鱼在盆里一动不动。帘子说：“叔叔，根据你的指示，我挑了这条最有精神的，可一回家就没精打采了。”

郑啸风瞅了一眼，感觉帘子是在嘲笑他似的。因为祁洁不在家的时候，他每天下班回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全然没了在机关里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更没有了虎虎生威的领导派头。回家了，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了，他所面对的就是家里的保姆。儿子在上大学，妻子在省城，他们回来一次就做一次客人。

郑啸风以前并不在北安市工作。他是异地提拔，在本省另外一个城市当副市长，妻子祁洁在市国家税务局任副局长。调过来时，郑啸风任常务副市长，祁洁也跟着平级调到北安市国家税务局任副局长。儿子那时读高二，是副班长。儿子说他们一家人都从政，郑啸风就笑儿子官瘾大。儿子说班长身体不好，总是生病请假，很多时间由他主持班上工作，所以他是常务副班长。这个一家三口、三个副职的家庭就这么整体迁居到北安市了。郑啸风心想一辈子可能就在北安市定居了，所以就很快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商品房安顿下来，一副扎根不动的样子。新房刚住一年，祁洁就调任省国税局当人事处长，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就扔下了郑啸风一个人在北安。祁洁调走时，郑啸风当初是坚决反对的。他希望夫妻在一起过，祁洁还可以一心辅佐他的仕途。可祁洁正好相反，任职通知一下，她就欣喜若狂，就执意要去赴任。由市国税局副局长变成省国税局人事处长，本来就是提了一格。这提格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人事处长这个职务属于官场精品，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祁洁不求而得，她当然不能弃之如弊帚。再说儿子在省城上大学，她正好可以照顾。祁洁是个女强人，在她看来，政治舞台并不一定就是男人的天下，从古到今都有女人主政的时候，为什么女人为了男人的事业就非要牺牲自己的事业？祁洁言之凿凿地说，在当官的事上我纯粹是歪打正着，我讨厌买官卖官，可我也没有资格拒绝到手的职位！夫妻俩靠在枕头上，呈现出两军对垒的态势。正在争执不下之际，刚刚成为大学生的儿子半夜醒来，听他们还在争吵，便敲开父母的房门，双手叉腰往卧室门口一站，威风凛凛地说：“郑市长，祁处长，你们听好了：一切服从组织！既然你们都是能干人，就应该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发挥作用！”儿子一上大学就是班长了，说话一言九鼎，说完就来了个军人般地转身，威武而去。夫妻俩噗哧一笑，也不再吵闹了。这回听了儿子的，儿子就是他们最大的组织。郑啸风自嘲说，这个家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官小的管官大的，班长管市长，处长也管市长，市长成了家庭地位最低的人。

可祁洁一走，郑啸风的生活起居都成了问题。他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早晨总是睡过头，只好让秘书每天早晨专门负责叫醒服务。虽说常务副市长经常有公务宴请，平时在机关食堂吃饭也不错，但家里没有女人照料，就象空气缺氧一样，没有了活力。衣服穿脏一件放一件，直到没有换洗的衣服了，才急着到商店去买。祁洁调走的第三周回家看了一下，郑啸风堆积的脏衣服都变味了，象从美国运回的垃圾服，使整个家里笼罩着被污染、被损坏的气氛。祁洁看着看着就唉声叹气，觉得这样下去必然导致市长不长，家将不家，堂堂常务副市长，过这种日子太窝囊了。她决定拯救丈夫于水火之中，打定主意要找一个聪明贤良的小保姆。先后从职业介绍所挑了一个排的兵力，一个都没看上。后来听说北安市有个烹饪学校，祁洁就跟学校领导联系，从实习生里找了一个各方面影响都比较优秀的学员帘子。帘子是个农村女孩，朴素，勤快，聪明，又烧得一手好菜。有这么一个保姆在家，祁洁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