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电话，尹峰要开门下车，司机关切地说：“尹总，您一个人去不安全，我陪您一起吧。”

尹峰心里一热，点点头，两人一道下了车，朝着民工聚集的地方走过去。民工们往往架势拉得很大，但说话却没什么底气。见有人走了过来，正在牌局中鏖战的一个方脸的站起身来，警惕地问道：“你们是谁？”

“我是江南集团汉江分公司的，听说这里的项目出了问题，上面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尹峰说。

民工们听说是江南的人来了，扔下手里的牌就凑了过来，将尹峰和司机围在了中间。司机凑到尹峰身边，紧紧贴住尹峰。尹峰回头看他一眼，微微点点头，示意不必担心。

“情况就是，老板跑了，我们现在拿不到工钱；拿不到工钱，我们就不会上工。”最先走过来的方脸说。

尹峰说：“我们事先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被包工头坑了，上个阶段的钱都给他打过去了。”

“怎么回事我们不管，反正我们辛辛苦苦给你们修楼，如果拿不到工钱，那我们图什么？”说话的还是之前那个领头人，周围的人也纷纷附和，说拿不到工钱就不会上工。“反正我们是给江南集团修楼，江南就必须给我们钱，不给钱，我们就在这儿抗议，大不了闹到政府、闹到公安局去，谁怕谁，大伙儿说对不对？”这句话煽动性不小，周围的民工们一听，群情激昂，都嚷着要去找政府讲理。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尹峰使劲亮起嗓子，但是人群嘈杂的声音将他的声音完全淹没。民工们说到激动处，纷纷指着站在中心的尹峰和司机，你一言我一语，唾沫星子乱飞。尹峰感觉有种被大山压住的感觉，快喘不过气来。司机一面护着他，一面向外退，人群随着他们的后退而后退。圈子越来越紧凑，他们可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逼仄。

大喇叭嘶哑的喊声招来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堵在了通往外面道路的门口处。

这时候突然有人将圈子撕开了一条口子。尹峰抬头一看，撕开圈子的，是急急赶来的副总，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人他认识，是报社的记者周正。

我承认，那个年轻人跟我说的话不无道理。

从咖啡馆回来，我叫上宋一歆去找戴森，想从他那里得到些线索。宋一歆问我：“上次不是说暂时不去吗？怎么现在去？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线索？”

我简要将事情向她叙述了一遍。她看上去有些兴奋，脸红彤彤的：“好啊，这事一看就不简单，肯定是个大新闻。”一路上，她都像是被注射了肾上腺素，周身散发出了迫不及待的气息来。

我感受着她的热情，忽地想起几年前的自己。我也曾那样激动过。

一路走来，满面风霜，吃亏，然后渐渐成熟。

有什么比热爱更值得珍视的东西呢？我热爱这个世界，即便在我促狭的人生里充斥着失望与忧伤、苦痛与难堪，即便我在每个日落之际就注定要步入黑暗，即便我终得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个世界不安地搅动，但我还是热爱。我喜欢阳光喷薄的温暖，喜欢两只手紧紧相握的信任，喜欢一切美好而光明的东西，就如喜欢那残酷的真相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还活着，都源于我执着着、热爱着。我多少次想放弃，最终又放弃了放弃的念头。于覆灭中重生，这便是更深层次的热爱。

我这样想着，不自觉咧开了嘴。宋一歆以为我在笑她，怪怪地看了我一眼，问道：“怎么了？”

我挠挠头，掩饰道：“没什么。”

戴森在家里等着我们。女主人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去，端上茶后便退入卧室。

戴森问：“周记者，事情怎么样了？”

“有人告诉我，这套房子是江南集团的人为了拉拢陈厅长而送给他的，事情和六七年前的汉水花园有关系。”我说。

“怎么可能？”戴森惊呼一声，“表哥跟我说这房子是他朋友便宜卖给他的。”

“嗯，其实我对这个说法也有疑问，你三年前搬到这里的时候，这房子建成还不到一年，那会儿汉水花园那个项目早就过去了。”时间差的问题是我早晨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想到的，就是这个细节，让原本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不成立。

“对啊。”戴森点头道，“我三年前住进来的，那个项目都过去好几年了，这怎么可能？”

宋一歆问出了我想问的话：“戴先生，你一直都知道这个项目？”

“知道啊，”戴森说，“这个项目在当时挺有名的啊！”

“陈厅长有没有说过一些与这个项目有关的话？”宋一歆继续问道。

戴森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

线索又断了！

“不如你们去问问我表嫂吧。”戴森说，“很多事情，表哥都不会跟我说。”

我一想也是，戴森毕竟只是陈泽兴的表弟，这些事情他不知道也能理解。我于是请戴森给陈泽兴妻子打了电话。

因为事前打过电话，所以陈泽兴妻子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意外。简单寒暄了两句后，她说陈泽兴确实对她提过汉水花园的项目，但只是简单提一提而已。

“他经常出去应酬，大部分是乱七八糟的局，是没有什么意义但又不能不去的那种。我也习惯了。有段时间他的应酬特别多，连着几晚都出去，回来都是夜里一两点。有天晚上他回来后，半天没有进卧室，也听不见洗澡的声音。我起床披衣来到客厅，看到他一手支着头，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我坐到他身边，轻轻碰了他一下，他睁开眼睛，我问他是不是累了，他点点头。我说累了就上床睡吧，他应了一声，然后去洗了澡。躺到床上后，他一直没睡着，不停地翻身，搅扰得我那天晚上也没睡好。第二天他说最近上面在规划一个叫汉水花园的大项目，有两家公司在争这个项目。我问他这个项目与他有什么关系。”

“他怎么说的？”宋一歆问。

“他好像只说这个项目与水利上面有点儿关系，他没说具体是什么关系。”

我问：“那他有没有提到江南集团或者万华地产之类的词？”

“好像没有吧，”她不确定地说，“他在家里很少谈工作。”

我们又围绕着陈泽兴聊了聊。从女人的嘴里，我们得知她丈夫是个温和的人，懂得照顾家人，与同事相处融洽。这些和我从付雪霏嘴里听到的相吻合。她还谈起子女的情况，儿子在欧洲留学，马上就要毕业了，女儿刚刚嫁为人妻，总之听上去一切都挺圆满的，除了陈泽兴的死亡。

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我和宋一歆对视一下，决定起身离开。

“好的，谢谢您。”我说，“那我们就先走了。陈太太，您节哀顺变。”

“节哀顺变。”宋一歆也跟着说

我和宋一歆起身，要告辞。

她怔了一下，也站起身来：“其实我们几年前就签了离婚协议，早就分居了。”

这次换我和宋一歆怔住了。我马上想到了付雪霏，同时想到的还有我的未来丈母娘。

她见我们发愣，进一步解释说：“别人都不知道这事，我们原本是打算等孩子都工作了再跟他们说，没想到他会……唉！”

宋一歆碰碰我的胳膊。我纠结了一下，壮着胆子问：“方便告诉我们离婚的原因吗？”

她微微笑了一下，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感情淡了，就离了。不过我身体不好，他为了照顾我，还住在这边。戴森也不知道。”

大约是怕我们以为戴森有所隐瞒，所以她帮着解释了一句。女人送我们到门口，临出门的时候，她又说：“周记者，我也很希望你能查清楚真相，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我真的想问一下她是否知道陈泽兴和付雪霏母亲的事，但宋一歆在场，我只得作罢。

当晚我原本打算给戴森去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但转念一想，既然当事人没有说给戴森听，那我又何必多此一举。我又想着给付雪霏也去个电话，告诉她其实我未来丈母娘从来就不是第三者，但想了想还是掐了这个念头。这事当面说更合适。正准备收起手机睡觉，手机却响了。

陌生的号码，是固定电话打过来的。我接起，陌生的声音传来：“是周记者吗？”

我应了声“是”，对方又说：“明天江南集团下属的臻园项目的工地上，会有新闻，你有时间的话，过去看看吧。”

“请问你是谁？”

没人回答，电话被挂断了。“精神病！”我忍不住喃喃自语了一句。然而第二天早起，我还是坐上了去臻园的车。真是可笑的职业习惯！

拐过一条弯，前面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带，透过车窗我看到不少人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司机停下车，说了句“到了”，并指着人群团成一团的地方说：“那就是臻园。”

我问司机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师傅说他也不知道。我下车后，出租车打了个转向，屁股后面冒着一溜儿青灰色的烟开走了。我想过去问问是怎么回事，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转身，我看到一张陌生的中年男人的面孔。

“周记者，是周记者吧？”他问我。

我点点头，开口问道：“您是？”

中年男人说自己是江南的副总，上次我和老唐去江南集团的时候他碰巧看到了，所以记得我。我问他面前是怎么回事，他恍然大悟，想起什么似的，急急拉着我就往前走。整个工地吵成一片，人群闹哄哄的声音夹杂着嘶哑的“还我血汗钱”的声音。中年人奋力往前突，我来不及问情况，只好跟着他，一路挤了进去。等进去了，才看到尹峰被围在了最中央。

中年男人拉着我和尹峰站到一起。围着的人见中间多了两人，停止了说话。一个方脸的站出来问：“你们是谁？也是江南集团的人？”

我看到尹峰狠狠剜了副总一眼。尹峰大声说道：“这位是《汉江日报》的记者，我请他来做个见证。臻园是我们江南的项目，请大家放心，无论如何，大家的工资我们一定照发。所以，咱们先把活儿干起来，好不好？”

方脸问：“谁是记者？”

我只得往前一步，拿出记者证来：“我是。”

“不会是他们找来的托儿吧？”我听到有人在小声问着。

“我是《汉江日报》的记者，这里的情况，谁能说一说？”

又是方脸站出来：“我相信你。情况是这样，我们盖的楼是江南集团下属的臻园项目的，前几天到了我们发工钱的时候，可工程队的老板怎么都联系不到了。那我们不能白干吧，所以只好停下来，先要到工钱再说。”

我点点头，又转头望向尹峰。

“之前的工程款我们已经结过了，他们老板带着钱跑了。”尹峰说。

方脸说：“反正我们没有拿到工钱，你们给没给过那狗日的老板钱，我们哪知道。”他又将目光转向我，“记者同志，你说，这事怎么解决？”

他以为我是能为民发声的人，是能解决问题的人。

可我没什么办法，只看得到眼前乱糟糟的一片。江南集团拿不拿钱，我没办法，民工们复不复工，我也没办法。或许我能做的，仅仅是用我这个还算说得出口的身份，平息双方这躁动的心绪。“这位大哥，你们这样在这里抗议，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看不如大家先冷静下来，坐下来好好谈谈。尹总，你说呢？”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本来今天过来，就是想解决具体问题的。”

方脸迟疑了一会儿，说：“我们需要商量一下。”

“可以。”尹峰说。

我点点头，带头的方脸连着身边的几人退到了圈外。我想问尹峰那个电话是否是他找人给我打的，但又觉得时机不对，只得作罢。尹峰这时候逮着机会，问副总去了哪里。副总惶惶地说自己只是去吃了个早餐。尹峰叹了口气，也罢，反正人多也不一定管用。

静默了一会儿，方脸又带着几个人挤进来，径直对我说：“记者同志，我们同意你的说法，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但是我们需要你在场。”

“可以。”是我提出的意见，我义不容辞。

尹峰问方脸：“能不能先让你的人撤了？这么闹哄哄的，也解决不了问题。”

方脸转身看了看，扬了扬手，喊了句：“大家都散了吧。”

十分钟后，在一楼内架起了两张桌子，作为临时的谈判桌。桌子一侧坐着方脸和两名民工，一侧坐着尹峰、那位副总。我被安置到了他们之中的另一侧。这个画面多少有点儿诡异，作为仲裁人的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仲裁这场争论，唯一的倚仗便是他们双方同样具有解决问题的愿望。

透过空洞的窗框，我看到外面的人群渐渐散去，吼着“还我血汗钱”的大喇叭也被掐了电，宛如烦人的公鸡被割断了喉咙。

顾卫东的电话打来时，尹峰刚刚从臻园的施工现场回来。

工人是稳住了，臻园也重新复工了，但事情并不算就此归置妥当。卷款跑了的那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他不得不重新联系与江南有合作的施工公司，请人家接下这摊子。但是进行到一半的工程，谁接手都是一件棘手的事。另外，寻找的接收者还得接收原来的那一拨工人，这就更加大了难度。

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正因为人人都聪明，都懂得计算和算计，许多事情才会变得难缠。

尹峰交代副总去公安局报案，自己坐了车回来了。

在回程的路上，他接到了高远的电话，高远在电话中向他详细说明了臻园更换施工方的原因。一席话说得尹峰连火气都没有了。

高远也冤，臻园的事情，真怪不了高远。并不是他愿意把合约给那人，实在是上面有人在施压。尹峰问是谁在施压，高远叹了一口气，说是此人的能量更在刘小姐之上。尹峰听到这话就蔫了。刘小姐在江南集团的能量很大，大到自己这个汉江分公司的总经理都得让着她，那在刘小姐之上的人，用脚指头都能知道是谁。

“知道我为什么被调回总部吗？就是因为我不够听他们的话。一个他们不能控制的人，他们怎么会放心放出去掌管一方大权呢？”

高远长长叹了一口气，这口气让尹峰也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事情是怎么解决的？”高原又问。

“还能怎么解决，先把人稳下来，其他的走一步算一步吧。”

“给你添麻烦了。”高远带着抱歉说。

尹峰苦笑一声：“算了，说这话没意思，这也不能怪你。”挂了电话，他将头靠在车背椅上，突然就想起了周正问他的那个问题。

处理好事情，他邀请周正一同回去，周正却问他：“尹总，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安排的吗？”

周正这话问住了尹峰，他回问周正：“什么？”

周正道：“昨天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这边有新闻，所以我早起就赶了过来。”

尹峰没料到周正会来，他根本就没打过什么电话。那句“请他来做个见证”，是他看到周正的时候灵光一闪才说的。

有人事先就知道这边会有事情发生！是谁呢？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到。

刚到办公室坐下时间不长，顾卫东的电话就到了。三天时间倏忽而过，顾卫东那边也真能沉得住。尹峰用指腹揉了揉有些发麻的眉心，按下了接听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