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改革是什么？是只猫，一只花猫。
富贵人家没有鼠也养猫，是为了逗一逗，摸一摸，有时，一声“猫姐”，添几多雅趣，消几多烦恼。不过，“猫姐”也有失宠的时候，跳到饭桌上，乖乖的“猫姐”马上就变成了“砍脑壳的贼猫”，喝斥声中，满屋的巴掌都扬了起来。
据说河那边猫的身价看涨，一只猫卖到了四十多元，因为那里鼠辈横行……
——采访散记
成功与失败
他成功了，但因为成功，又失败了。对他来说，成功等于失败。
他的功劳是显赫的。
一九五八年，国家花三千万元建了个冷水江铁厂，投产后，阴差阳错，年年亏损，亏到八二年，亏了四千万！工程师雷动寿为厂里画了几十年图纸，一只铅笔，画了擦，擦了画，呕心沥血，寒窗苦画，每一笔都是财富。可这些财富到哪里去了呢？望着厂里的衰败景象，他气愤地说：“假如这厂子是私人的，这种亏法，老板早就上吊了！”可有人说：“四千多人的厂子，你听他不听，你来他不来，你干他不干，到处都是矛盾，时时都有矛盾，几千对矛盾一起闹，厂子还不瘫？这样的厂活象个晚期病人，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治。”
“没法治？哼！”雷动寿不信邪，“要是让我搞，一年就扭亏为盈！”
伯乐有慧眼。一九八三年，上面真的让他搞，要他当厂长。
“一年扭亏为盈？天方夜谭！”他上任时，几千张嘴议论纷纷，冷的，热的，软的，硬的，什么都有。可他装作没听见，和同伴们一起，咬着牙，拳打脚踢，没日没夜地干，到年底算：盈利一百六十万！
你服输也罢，不服输也罢，数字是无情的。
他要是见好就收，或者激流勇退，也许能立于不败之地。可他雄心勃勃，胃口越搞越大：
八四年盈利三百多万！
八五年盈利五百多万！
八六年盈利六百多万！
这串惊人的数字，耗费了他多少心血！谁料到，功绩惹来了麻烦；
“骄傲”，“霸道”，“阎王”，“野心”，加一条难以医治的断腰（因公摔伤的）。
当然，还有一枚国家发给的“五一”劳动奖章，只是这块小小的金属物不仅不避邪，反而招来了更多的嫉恨。
人言可畏，但他不怕。断腰常常错位，他也不怕。他是条汉子。
谁知，前不久他告诉我，“这厂长我无法当下去了……”
“上面有看法？”
“不是。”
“群众反对？”
“不是。”
“为什么？”
“说来话长。”他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然后点燃一支烟，拉开了长谈的架势。“我牵头搞了个扩建改造项目，经省专家顾问团鉴定，这个项目搞成了，每年可为国家增收四百万。四百万呀！”他使劲摇了摇拳头，加重了语气：“我高兴得几天睡不着，天天问省里要钱买设备，好尽快上马。好说歹说，省里硬是没钱，我只好派人跑广东跑湖北，求爷爷拜奶奶找需要铁的单位借钱，答应将来用铁还钱，这样，才筹集了上千万元的资金，订了一批设备。谁知，上面知道后马上下了道禁令，说我们省是个缺铁省，不能以铁换钱，至于买设备的钱，省里想办法解决。据说有位省长都打了招呼，我能不听吗？只好厚着脸皮废除‘以铁还钱’的合同。但一年过去了，上面一分钱没给，外面订的价值几百万元的设备又到货了，交不出钱，人家又吵又骂，还要加倍罚款！要知道，人家债主也是搞企业的，等着钱发工资发奖金发展企业，我拿不出，恨不得一口吃掉我。可我拿什么还？拿命还？！”
一只上了发条似的拳头，狠狠地擂在茶几上，两滴温热的泪水，从他眼窝里震落下来。
他怕事吗？
他撂担子，是怕事吗？
了解他的人都叫他雷大胆。为了企业，他常常玩命，死都不怕，还怕事？
一九八三年底，天上一阵炸雷，全厂突然停电，三号高炉内的几百吨矿石猛往下垮。炉膛下部是通红的铁水，由于矿石挤压，出铁口被堵死，铁水从不该流出的地方往外乱窜……
怎么办？在这突然飞来的大祸面前，许多人吓得傻了眼，只要有人带头，他们拔腿就逃。至于高炉，至于几百万元的损失，管他哩，那是国家的。但雷厂长站在炉前，他不作声，谁敢动脚？
雷动寿盯着出铁口，脑门突突直跳。良久，他大手一挥，喝道：“打开它！”
“那是铁的，怎么打开？”有人小心地问道。
“用氧气烧！”
“烧——？”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拢来，定定地望着他。大家都在想：炉膛里是一千多度高温的铁水，人躺在出铁口烧，烧穿了，受压的铁水喷涌而出，人——？！
炉前，一片灼热的目光。目光里只有两个字：
谁烧？
老雷咬咬牙，点将了：“我一个，总工一个，安全科长一个，加上车间主任、炉长。”
一声令下，被点的“将”都毫不犹豫地跟着雷动寿躺下了。氧气点燃了。一大团贼红的火喷在出铁口的铁板上，发出骇人的“吱吱”声……
全厂屏住了呼吸！人们焦急地望着厂长、总工……盼他们早点烧穿，又怕他们把铁门烧穿……
安全科长躺在出铁口旁边，望望被火舌舔过的铁板，又悄悄瞟一眼厂长，心想，我这个安全科长，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铁门一穿，人来不及打个滚，就会化成一阵轻烟……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不害怕。望着厂长那专注的神情，他反而向里靠了靠。
到了晚上，出铁口还没有烧穿，人们悬在嗓子眼里的那颗突突直跳的心，怎么也落不下。
雷动寿拉了拉躺在身边的总工程师，问道：“该炸了吧？”
“炸吧！”总工程师从躺下的那一刻起就明白，厂长要他参加，目的就是要他观察火候，决定什么时候动炸药。在技术问题上，他和老雷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知道，出铁口不能烧开，只能炸开，烧是为了炸。但烧也罢，炸也罢，都有很大的风险。不担风险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高炉毁掉？看着国家几百万元的财产丢掉？
炸药找来了。一声巨响，人们炸出了一身冷汗，出铁口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
“再烧！”雷动寿领着大家继续烧。
就这样，烧了炸，炸了烧，雷动寿三天三夜没上床。最后，出铁口终于被炸开了。望着奔涌的铁水，人们含着眼泪欢呼，可是，老雷却弯着腰，靠在墙上一动不动了。工人们奔过去一看，原来，他的断腰早就错位了……。
有人对他说：“你胆子也确实太大了，在那种情况下动炸药，炸了炉子，出了人命，是要杀头的呀！”
“管他哩！”老雷轻轻一笑，好象杀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他来说，为了企业，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八五年十月的一天，他到一号高炉去看望工人。路上，看到两个下班的工人步履踉跄，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他眼窝一热，紧走几步，扶住工人的肩头，动情地说：“走好啊。”他知道，工人累成这样，都是因为他。为了赶建一号高炉，他要求工人每天必须干十个小时以上，任何人不得提前下班。有什么办法呢？不这样干，年底就不能完工，第二年就要减产八万吨铁！
他边走边想，来到了工地，盯着几个眼圈发黑的工人，轻轻问道：“你们累成这样，需要什么吗？”
“厂长，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睡一个星期。”一个工人苦笑着说。
老雷心里一酸，说：“老弟，我知道你们连续干了很久，实在太累了。可是，我什么都好给，就是这时间……今年完不成任务，明年就要减产八万吨铁。八万吨，该要解决多少家工厂的燃眉之急呀！”回到办公室，他马上给党委汇报，提出给每个工人发五十元营养费，要求干部都到现场和工人一起干，后勤工作人员把糖开水、苹果送到工人手里……党委成员经过研究，同意了老雷的提议。但是，糖水、苹果只能掀起一阵小小的热潮，没有驱散工人精神上的疲劳。有些工人抓着苹果刚啃两口，头一歪，就睡着了……
望着这情景，老雷眼泪夺眶而出，他当即提出：给每个加班的工人买一两人参熬汤，滋补身体。
上班吃人参？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呀！这回，没人表态了，大家在心里嘀咕：这人参可不是好吃的哟！
有人悄悄把老雷扯到一边：“搞不得呀，伙计，这是典型的物质刺激，是资本家的搞法，上面知道了……”
“管他什么家的搞法，买！错了我负责！”
工人们听说厂长要给他们买人参补身体，急了，恳求说：“厂长，千万千万买不得，我们保证不打瞌睡了。买了你是要挨批的！”
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工人们人参没吃，瞌睡全跑了。大家一声“干！”居然干劲倍增，一直干到年底，按时完成了任务。
事后，有些工人说：“我们不是被厂长买人参感动了，而是被厂长的胆量吓醒了。我们再打瞌睡，还不知他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个雷大胆，我们要保！”
他是无能吗
有人说他撂挑子是无能的表现。“他那几招已经使完了，山穷水尽了，借债闯了祸，不下台行吗？”
对此，老雷付之一笑。
一笑，足以证明他的才能，证明他底气十足。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搞设计、画图纸，他有大学生的底子，是著名教授陈国达的得意弟子；打篮球、骑单车、游泳，他有运动员的风姿；在楚河汉界两旁，他用兵如神，只杀得许多高手狼狈不堪；年轻时，在舞厅里，他风度翩翩，吸引过不少妙龄女郎。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会飞针走线，能绣一手好花。
就连教育孩子的方法，他都高人一筹。
那还是他倒霉的年月。一天，厂福利科组织孩子到农场帮着拣红薯，他八岁的独生儿子雷鸣也参加了。收工时，福利科的人给每个孩子发几个红薯。有些孩子兜着发的，眼睛还盯着筐里的，大人稍不注意就往口袋里塞。可是发到雷鸣时，他却坚决不要。大人愣了：“为什么不要？”
“我爸爸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多乖的孩子！发红薯的回厂后特意找到老雷，赞不绝口。
老雷听说后搂着儿子，轻轻问道：“想吃红薯吗？”
“想。”
老雷心头一热，放下儿子，专程跑了十里路，到农村买了三十斤红薯送给儿子。小雷鸣高兴得骑在爸爸脖子上，使劲揪爸爸的耳朵。
雷鸣好象什么都懂，很少听过爸爸妈妈的重话，学习非常刻苦，去年，刚满十五岁就考上了大学。
其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能充分发挥别人的才能。
他说：“社会要进步，必须发挥尖子的作用。排球冠军就是尖子争的，没有尖子，十亿人都上场，行吗？袁伟民的才，就是会用尖子！”
他当厂长，第一件事就是用尖子，决不让笨手笨脚的人混上场。
有一次，上级调查厂里的班子，决定让几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层干部退居二线，老雷坚决不肯，硬是把这几个干部留下了。晚上，这几个人找到老雷家里，含着眼泪检讨自己在文革中整老雷的错误，请老雷千万别放在心上。老雷一听就冒火，怒冲冲地吼道：“讲这些干什么？还怕我报复？这是对我的侮辱！这点德性也没有，我还当厂长？告诉你们，我坚持留你们是舍不得你们的才干，至于文革中的事，一笔糊涂帐，怪你们有屁用！”
平时，他很武断，布置任务时，就象司令员下达命令一样，谁多嘴多舌，准挨一顿饱骂。
他有个理论：议而不决是无能的表现。“为什么老是议而不决呢？无非是怕负责任，怕丢了乌纱帽。要不，就是对议论的事压根儿不懂。现在，这无能的东西倒成了我们的‘国宝’，使许多宝贵的机会都白白跑掉了，让外国人捡走了，这样，中国怎么不穷呢？”
为了实践他的理论，他的办公室，一般人不准进，只有他指定的二十多个人才能进（厂长接待日除外）。他说，除了必要的请示汇报，他需要冷静，需要思考，需要运筹帷幄。扯皮，是一种极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