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戴了个什么帽子，被单位清洗的，以前的女人为此和他离了婚，他的命够苦的……”
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仿佛与这个没有见过面的、无法幻觉出形象来的男子，在一步一步靠近。
“只怕年纪大了点。”
“多大？”
“四十挂零了。”
“……”
“你愿意见见面吗？”
“……”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解放初期就大学毕业了。知书识理，待人谦和。”
她终于点了点头，点得很艰难。心里惶惶然，不踏实。
四
她来到了石山脚下，一个陌生的家庭，一个陌生的男人身边。
山顶上的女儿，是她头顶上的月亮。
一切都很生疏，又一切都似乎很熟悉。那五类分子的会议，那牛鬼蛇神的义务劳动……她觉得这里比她家乡的空气还稀薄。只有在回到那间矮小的房子里的时候，她才感到温暖，感到有两颗心在体贴她。一颗是年迈的婆婆的心，一颗是比自己年长十五、六岁的男人的心。
她婆婆象她母亲，也象她。
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外出了，后来竟混了个大官，成了一名旧军队里的少将。她想他呀，念他呀，盼他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来，来看看自己，看看这个他没有见过面的十来岁的孩子。
那一年，他回来了。办了好几桌酒席，请来了亲朋戚友。就是在这筵席上，他断然宣布：终止他们的婚姻关系，将她“休”了。并将他在家分的财产，除留极少一点给儿子外，全部送给他的哥哥。
这就是那个时代里另一种女人的命运！
这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儿子，哭成了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铁了心：她不走，她要和这石山做伴，在这石头山下做祖母，做太婆！她含辛茹苦地送儿子读书，读了小学，中学，又读了大学。儿子大学毕业后，到了中央某部门做了工程师，住到北京不回来了。好几次接她去，她都不去。她只盼着儿子给她生一个孙子。哪知，儿子娶的那个北京女子，却是只不下蛋的鸡。一直没有生育。前两年，儿子走麦城，她却拱拱手走了。唉，女人还是本地的靠得住。这一次，儿子娶了这位彭家女子，老太太自然高兴，非常的体贴这位儿媳妇。这位落难的工程师，看到这个年轻、聪明的女子，在自己最困难、最难熬的时候，勇敢地走到自己的身边、给自己以慰藉，给自己以女性的温情，他自然会用同样的感情来回报她……
两颗苦命的心相偎在一起，也会是甜蜜的。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了转机，北京给谭工汇来一笔款子，说是给他“落实政策”，按退职处理。接到这笔钱的时候，他对女人说：“快到山上去把女儿也接来吧！”
“接她？”
“嗯。”谭工停停，又说：“他不是说要灭了你的种？我看，一个人活着，要给世人留下善良，给别人留下温暖。小女儿生活在我们身边了，现在把大女儿也接来吧！”
“这……”
女人感到为难。
“有什么，你痛快地说。”
“我们快有自己的宝宝了。”
“喏，你、你有喜了？”
男人真是喜出望外。
女人点点头，又点点头。
“有了自己的，也去把她接回来。无非是苦一点吧！他亲生父亲不认她，我认她。”
女人感动了，两颗热泪淌了出来。
“只是、只是……”
“说呀！”
“我去探过口风，人家要一笔抚养费。”
“多少？”
“至少要伍佰元。”
“伍佰就伍佰吧！”
男人慷慨地从刚刚收到的退职费中拿出了伍佰元钱，交给了女人……
五
一九七四年，末月。
冬天里从北京刮来一股春风，单位上为谭工彻底平反了，请他回北京复职。党籍、干籍，所有的“籍”，都为他恢复了。工资，也补发了。石山脚下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人们，由衷地为这个有学识、有才华的工程师高兴。
然而，他没有走，他不愿走。
他舍不得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以温暖的乡亲，舍不得二十多岁守寡、抚养自己成人的老母，更舍不得有一颗金子般亮堂堂的心的妻子。他决心留在故乡的土地上，他决心留在老母和妻儿的身边。
于是，他来到了这座从自己的故土上兴起的工业新城，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单位做了工程师。按照政策，市委为他的农村妻子及四个女儿，全部解决了户口，年轻而能干的妻子被安排在市公共汽车公司当调度员。他们的父亲，那位药店的老店员、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大孙女儿，退休了，和女儿住到了一起。
只有谭工的老母，那个终生守寡的老妇，没有福气，在这时候谢世了。
“那么，你前面那位男的呢？情况怎么样？”
我突然记起那个想入党、想当干部的运输工来了，忍不住问面前的这位走过一段不平常的路的女人。
“还在钢铁厂的运输部呀！”
“当了干部？”
“屁！他那点文化，认得几个字？怎么当得干部？还是一个押车工。”
“那么，一定是党员了？”
“也没有。”
“结了婚没有？”
“女人倒是找了一个。不过，尽是病，又是扯猛风（癫痫），又是牵花（支气管炎）。他却在她面前服服贴贴了。人啦，真怪！”
“离婚后，你们见过而吗？”
“见过。”
“见面时讲话吗？”
“讲。”
“那一阵子你的心里有些什么感受？”
“说不准。”她低下头笑起来，“就是你们这些作家，爱咯样挖根！”
“每回是他来找你？还是你去找他？”
“当然是他！”
“都到你这屋里来？”
“不，在我上班去的路上等着我。”
“他找你做什么？”
“求我，要我不要再给女儿讲他的过去了，希望我原谅他，派女儿回去看看他。”
“那你怎么对待呢？”
“唉！”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要我的感情转这么一个弯，真难啦！我这一生，找了两个男人，他比我小两岁，算是嫩男人吧，算是年龄相当吧！老谭比我大十五、六岁，是老男人，可是，他们两个带给我的，完全是两个样！看来，女人找男人，不在什么年龄相当，全在看有没有一副好心肠啦！他、他可是太没有良心了！”
“也不能全怪他，那年月，许多人都象癫了一样！”我这样劝慰她。
“我还是那句话，人活着，给世人多留点善良，多留点温暖，对己严格一点，对人宽容一点。我主张让女儿去看看他，他毕竟是她们的亲生父亲！”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默默地吸烟的谭工，忍不住插进嘴来。我侧头望了他一眼，他微微仰着头，看着窗外，一脸宽厚的长者神态。
我信服了：彭姓女子的眼睛真亮，这位工程师确是一个好人，有一副好心肠。
“妈，妹妹哭了。”
突然，二妹子款款地走过来，轻轻地对妈妈说。
“她的作业做完了？”妈妈问。
“早完了。”女儿答。
“那她为什么哭呢？”
我坐在一旁，忍不住地插进嘴去问。
“也许是饿了。”女人告诉我，接着向我发出邀请：“谭书记，到我家再吃点饭吧！”
“不了！不了！”
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下罪孽了。只顾在这里漫无边际地扯谈，害得他们全家拖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把个小女儿饿哭了。我看看表，九点了，便连忙起身告辞。
他们夫妇俩送我到门口。
我默默地下楼，默默地穿过街道，又默默地爬上了自己在六楼的那处居室。
心里堵得满满的，很充实。
我立在阳台上，举头眺望着满城的灯火。刚刚访问的那个家庭，藏在哪一盏灯光里？它是小城数万个、乃至上十万个家庭中普通的一个。这家人家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缩影？不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缩影吗？
我返回住室，来到案头，摊开自己的日记本，想记点什么，极想记点什么。
我想记点什么呢？
1987年5月9日，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