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定要努力，而是必须努力，否则到了协和也混不下去，早晚被淘汰。前两年我妈得了心脏病，曾经在协和的心内科病房住过院。我前前后后整整护理了一个月，和我老妈亲眼所见那里小住院大夫的辛苦。教授查房前小大夫都要自己先看一遍病人，自己管的病人一律亲自量一遍血压数一遍脉搏再进行心脏听诊，教授查房问什么答什么，每个病人的化验结果检查值都记在心里，绝对不能去翻病历，平日里写病历，记病程，开化验，追化验，追片子，各种操作忙得不亦乐乎。你知道吗，协和内科的值班医生夜里忙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还得负责给全病房的病人抽血。护士倒是发一遍体温表，记录一圈吃喝拉撒，换换引流袋冲洗一下导尿管就ok了，比咱们医大附属医院的护士清闲多了。想想也真有意思，估计全中国只有协和一家是这么对内科大夫进行劳其心志苦其体肤的。怪不得待了那么久没见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胖子，小大夫们各个精干伶俐，走起路来都是嚓嚓嚓小碎步紧迈、脚下生风，各个都跟练过凌波微步似的。”

虽然从魏老师对协和的切身感受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将来会很累，但全然没有往心里去，我只是想，累怕什么，别人能坚持我也能，再累还能比打一个全场的篮球、连续两个小时只做一个正手击球动作练习乒乓球基本功累吗？我年轻，最不怕的就是累。

我们一起走出食堂，魏胖子黑咕隆咚的哈雷摩托车就停在食堂外面裸露着红砖的墙下，两个车把上套着同样颜色的皮套，坠下来重重长长的皮质流苏随着微风轻轻摆动，轻飘却不轻佻，非常迷人。

我说：“魏老师，这就是您那辆传说中的哈雷戴维森吧？我还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真家伙。”

魏胖子一边用手套敲打车座上的轻尘，一边说：“行啊，你丫头还认识哈雷？”

“当然认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不是那个意思，认识名牌手表、时装、挎包的女人不计其数，认识哈雷的女孩子不多。”

“我在杂志上看过这种摩托车，不知道我这辈子是不是有机会拥有一辆。”

“那可难说，在中国做一个好医生，可能不会太穷，但也不会太富。”

“为什么？”

“买哈雷在国外应该不算个事儿，主要看你是不是真喜欢。在美国、欧洲那些发达国家，医生和律师都是最受尊重的职业，薪水自然也是令普通白领望尘莫及。医生是托付生命和健康的人，律师是托付财产和信誉的人，这是成熟社会中一个人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把郎中这个行当太当回事儿，位列佛祖、仙姑、皇帝、官吏之后也就罢了，连商贾、当铺、庄主、农夫都不如。郎中当到头也就是太医，还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跪在殿前哆哆嗦嗦地望闻问切，看不好病说拉出去砍了，脑袋就搬家了。不过，医术高明的郎中自然生活不愁，即使在物质极度匮乏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人们也会把最珍贵的口粮送给医好自己或者家人的大夫，有钱的送金条一根或者大洋两块，没钱的送小米一袋或者鸡蛋十枚。所以，真正会看病的好大夫什么时候都穷不着、饿不死。你去协和做医生也一样，收支平衡还能略有结余，基本生活自是不成问题，成了大专家以后会更好。京城里都是全中国的大官儿、各种官儿、各种圈儿，人吃五谷杂粮就要生病，不生病还得生孩子，不生孩子还得做人流，等到不能生那天还得闹更年期，等更年期闹完了，别看你们女人身上那些特殊零件一个都不好使了，又开始闹癌症了，宫颈癌、卵巢癌、子宫癌，都得找你们妇产科大夫。等当了大大夫，在协和要是混得不好，只能怪自己没真本事。但是单纯靠行医谋生的好大夫也不会太有钱，尤其是超出常人想象的那种有钱，在现有的医疗制度薪酬体制下，多数是良心出了问题。”

“魏老师，您这通话把我的哈雷梦想说得稀里哗啦——粉碎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中国现今的医疗体制不改变，你肯定买不起哈雷，除非昧着良心开大处方狂拿回扣，或者雁过拔毛每台手术都收红包，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带着油水儿的坏事儿年轻的时候根本轮不着你干，据说协和主治大夫以下的小医生都没有固定的门诊时间，大专家还挤一张桌子坐对面儿呢，还有红包，你不当主刀谁给你送钱啊！而且，真要这么干就没劲了，把这么崇高的职业当成攫取钱财的手段，还不如学魏哥去做黑白两道的生意呢。永远不要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梦想并且去追逐梦想更重要，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到极致，你想要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包括哈雷。”

“投胎中国真就那么悲催？梦想好像总是和清高、穷酸画等号。”

“年轻肯定是要坚守贫寒的，白居易写过‘纵有宦达者，两鬓已成丝。可怜少壮日，适在穷贱时’，这《悲哉行》里头的话同样适用于医生这个行业。年轻的时候又苦又累，没人把你们当回事儿，熬到越老越值钱，可钱又没什么意义了。”

“那要贫寒到什么时候？”

“没本事的终生贫寒，本事大的很快找到致富捷径，都看你自己了。总之，有钱不是坏事儿，中国有苏轼、柳宗元，国外有拉斐尔，都是有钱又有造诣的主儿。不说过去，现代的很多文化人也很有钱啊，我有很多诗人朋友，不光会大把赚钱，还能保留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怀，最深刻的思考，他们散落在中国地图的每一个部位，或声色犬马，或醉生梦死，或红袖添香，似乎生活在宋朝腐朽奢靡的空气里，但是仍然保持着80年代民间诗歌的气质，他们像罂粟花一般隐秘地怒放和灿烂，归隐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宠辱不惊。我说这个你可能懂一些，但是无法深刻地理解，这些个大道理你也不见得不知道，以后的路长着呢，慢慢体会吧。”

那个夏日的晌午，我们挥手告别，没有假惺惺地互留通信地址和电话，也许我们都相信，若有机缘，不远的将来，总会再见。

1996年6月18日，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夏日午后，在外语楼下和班花、文艺部长等同学依依惜别后，大志把我送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坐了差不多一天一夜的硬座，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城。

一下火车，让喉咙喘不过气来的一股子闷热扑面而来，我抬头，北京的天空竟然是灰色的。

出站后，一辆黄色面的装上我的行李，带我奔向从未谋面、传说中医学的殿堂北京协和医院。我住进位于东单和王府井之间、金街和银街之间的这片深宅大院，在19号楼住院医师宿舍的208房间一住就是7年。

到协和以后，我才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太牛的地方，没法不让人自惭形秽。

将要和我并肩实习的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的学生，都是当年高考的天之骄子，每个班都有若干各个省市的高考状元，凭着甚至超过北大清华分数线的成绩招录进来。

他们先在北大生物系读医学预科，再回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读医学基础，最后进入协和医院学习临床医学、进行临床实习，最后还要跟导师进行一年的科研训练，完成8年学业后直接拿博士学位。要是他们不高兴当大夫，白大衣一脱走到社会上，说不准社会主义国家就又多了一个会写《协和医事》的女作家讴歌，会写《北京三部曲》的男作家冯唐。

冯唐的博士毕业课题是研究卵巢癌的发病机制，对象自然是卵巢癌病人，这些病人中，发现的时候70%以上都是晚期，70%的病人活不过5年，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虽然他的导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妇科肿瘤斗士，除了手术台上奋力歼灭肿瘤，还有化疗和放疗一左一右在手，但病人的前景大多不怎么样。冯唐每次打电话随诊老病人，听到的十有六七都是去了、走了、长眠了、升天了之类中国人对死亡各种隐晦的说法，使他开始对医生这一行当治病救人的能力彻底产生怀疑。

协和八年制的毕业生大概一半留在协和当大夫，另一半直接出国。如果按照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划分，大概也是一半当大夫，另一半转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起来像牲口，做起事来像妖怪。再向前几届，冯唐有位大师哥周文武，是牲口加妖怪的典范，学习起来完全是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绝对不像我们这些普通医学生只是考试前突击一下重点，考完试一交卷子临时背过的东西全忘了。此人读书时就将医学知识融会贯通，协和历届学生里，只有周文武他们班在考试前一个礼拜有一次全班大集合，这一天，周文武同学带领大家提纲挈领地复习一遍各科考试的重点和要点。

据说周文武从来考不到第一，但是包括班里的第一名都竖着大拇指说他才是真正的牛x。

进临床实习，正当同学们跟在老师屁股后面，唯老师马首是瞻，不时拿出小本本记下老师谆谆教导的时候，周文武俨然是一名成熟的执业医生了。轮转重症监护病房（icu）时，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恰巧病房的主治大夫出国开会没在家，他就带着整个病房的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查了一个礼拜的房。结果主治大夫回来重操旧业时，跟在身后的住院医师、进修医师队伍中时常有人发呆、走神或者哈欠连天，更有甚者还故意把哈欠的尾音儿拖得老长，抗议主治大夫知识见识的双贫瘠。

还有和我们一起轮转的进修医生，别看其貌不扬，或者穿着略显土气，说话口音浓重，但是完成一年的学习后，回到当地多是很快提拔科主任或者业务副院长。

更有其他少年的传奇故事，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协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一块天花板掉下来，砸到10个人里头一半以上是博士，不是博士的，还有可能是博士后或者博士导师，随便一个拎着饭盒跟着人群挤电梯的清瘦老头都可能是全国知名专家，随便一个愣头青的实习大夫，兜里都可能揣着国外某牛x医学院的入学通知。

住进宿舍的第一晚，我认识了住在对面床来自北京医科大学的北京姑娘石琳琳。

她非常大方地跟我搭话：“很高兴认识你，收拾一天累了吧？”

我说：“是啊，全身是汗，都黏糊了。”

“来，请你吃江米条，吃完了我带你洗澡去。”她随手递上一个扁圆形的丹麦蓝罐曲奇饼干盒子。饼干盒子的深蓝相当的皇家，里面的江米条浑身裹着白砂糖，咬上去脆脆的，在嘴里咯吱咯吱作响，又甜又油，高热量高糖分，解饿解馋，极大安慰了我刚刚落脚陌生地惴惴不安略显焦躁的小情绪。

我们各自端着装有洗发水、沐浴露，还有毛巾、牙杯的洗脸盆，一起到走廊尽头的浴室冲澡，然后回来躺在各自的床上继续聊天。

睡之前，我拿着刚买的200元电话卡到一楼收发室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我一切安好，让她放心，我说协和特棒。

我妈问：“好在哪里？”

我不假思索地说：“24小时都有热水可以洗澡。”后来我才知道，24小时热水是有24小时住院医师工作制度在先的。

关灯之前，我习惯性地找出小本子，写出明天要做的两件事，这都是琳琳在公共浴室里扯着脖子喊给我的最高指示。第一，北京的蚊子厉害，要买蚊帐，才能不喂蚊子安稳睡觉；第二，协和的蟑螂厉害，老楼里有长着翅膀的巨型家伙，要弄一个饼干桶密封我们的零食，防止一切偷盗和不劳而获。

那个晚上我才知道，整个1996年，协和从卫生部直属重点院校共招收了10个本科生做实习医生，准备培养后留下当住院医师。那个晚上我才知道，琳琳的英语三级98分，六级99分，据说这些变态试卷拿来考美国人也就凑合得个80分。那个晚上我才知道，华西来的同学门门专业课考试都98分以上，名副其实的牲口型考试倔将。那个晚上我才知道，上海医科大学来的同学父母是北京高干，北医另外一个同学的爸妈都是协和的知名专家。我倒吸一口凉气，深感作为一个纯草根能来协和是多么的幸运。那以后的日子，我不再自认优秀，抛掉曾经仅有的优越感，把自己打到谷底，低进尘埃，也不管是不是欢喜，并且，不指望能开出一朵奇异的花来。

第二天，蚊帐和饼干桶都搞定了，我仍然和自然界最不招人待见但生命力异常顽强的两个物种发生了亲密接触。

清晨睡起，浑身大包，定睛一看，蚊帐白色的网眼上赫然趴着一只硕大的蚊子，它薄薄的肚皮被我的血液撑得饱满乌黑，肥重得飞不起来，因为颜色的关系被我一眼发现，恨恨地将其一掌拍死。都怪那个琳琳，昨晚只是提醒我要把蚊帐开口的地方拉严实，别让蚊子半夜钻进来咬人，却没有提醒我还要检查一下这个密闭空间里是否已有蚊子潜伏，害得这只蚊子整个晚上就忙活我一个人了。

去水房洗去一巴掌血污后，我习惯性地照镜子梳头，我的妈呀，额头正中小拇指甲盖儿大小的一块皮不见了。我自言自语道：“完了，好端端地出现一块皮损，是不是得了什么皮肤病？”当时我正处于医学生对临床疾病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动辄拿自己对号入座的“疑病症”阶段，于是扔下镜子，赶紧翻书架上的皮肤科图谱。

琳琳正端着脸盆从水房回来，看了一眼我的额头说：“别翻外文图谱了，翻了也找不到，这完全是中国特色和北京风格，蟑螂咬的，只啃一层皮，皮损不深，但是血红一片。”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是老北京了，小时候常挨蟑螂咬，但是啃下去这么一大块皮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估计只有协和才能养出这么大个的变异蟑螂。你丫睡得也太死了吧，你哪怕翻个身或者说几句梦话，也能把它吓跑啊，怎么就老老实实挨了这么一通咬。”在凭着自己多年挨咬经验给我做出粗略诊断并且外送一顿数落之后，她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起来。

实习工作的第一天，我顶着脑门上莫名其妙人人见了觉得惊诧，我却不愿为外人道的皮损和浑身奇痒无比的大蚊子包，时不时东抓西挠地上班去了。还没正式工作，先被蚊子喝了血，被蟑螂啃了皮，从不信命的我走在路上，内心盘算着，唉，初来乍到就遭喝血剥皮，真不是什么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