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天的高考，班主任为了增加我们的紧迫感，天天念叨高考就是百万大军挤独木桥，你们的升学率是七个打掉一个，生在东三省算幸运，中国的人口大省诸如四川山东的竞争更激烈，才子佳人众多的江苏浙江两省不能说激烈，简直是惨烈，十几个打掉一个。

回想起20多年前的高考，我的脑海中出现的并不是独木桥，而是年轻生命的绞肉场。我们之中的很多年轻人，搭上了人生整个青春期考上大学，但是，思想却直接进入更年期。

整个高中三年级，听到最多的就是老师描述上大学以后的各种好处。印象中，他从没讲过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考不上大学的人生还精不精彩，考不上大学的人生如何才能精彩。除了教我们挤过独木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就是一次挤不过去，一定要回头再来复读的励志。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学落榜后直接跳下独木桥淹死了，最早一个和我们告别。

比不起高考状元们的大步流星，我一路小跑，进了长春著名的马路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所谓马路大学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围墙围起来的传统意义上的校园，学校的各种建筑都散落在城市相对固定的一个范围之内。

我毕业后没几年的工夫，教委突然学习老外玩起了新花样，很多医科大学不复独立存在，例如我的母校，也是我们妇产科大主任的母校，也是现任协和医院第一大院长的母校，白求恩医科大学被合并到吉林大学，成为吉林大学医学院。同理，著名的上海医科大学也没有了，变成了复旦大学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也没了，变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后人和历史会有答案，我并不感兴趣，我只知道大学还是那个大学，医院还是那个医院，吉大和医大的学生也从来没有把对方看成真正的校友，老百姓看病还是那么不容易，而且好像还越来越不容易。真正让我这个杞人不忧天，分不清处级和局级干部哪个官儿大，不知道国家政治局常委都是谁，只想收好病人写好病历手术台上拉好钩儿的小大夫当时特别纠结的是，这么改名字得扔掉多少印好名头的稿纸信封，得换多少公章，重刻多少牌匾，多花多少真金白银啊。

还让我如鲠在喉的是，更名后我和大量老校友失去了母校的原名，以前在向各个部门递交简历时我还可以用键盘敲出我母校的名字，但现在不行了，尤其是最近，不论报考各级职称考试，还是注册搜狐校友录和新浪微博，都是电脑弹出对话框让你选学校，我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医科大学已经不在大学名列当中了，“娘亲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后来我想，那我以后干脆不提白求恩医大，干脆说最高学历，直接说自己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但又觉得是在哄抬自己，豁不出去那个脸。我始终认为，我们70后这群人，高中毕业后考进什么大学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至于毕业后又念了什么硕士博士，这个ba那个ba的都不代表什么，诸多虚假浮云在其中。后来听说京城某几个知名重点小学在面试学生的时候要看孩子母亲的学历，而且要看她们的初始学历，这校长实在是太接地气、太了解中国人关于学历那点事儿了。

在很多人心里，包括我自己，协和是高不可攀的医学圣殿。当年，招生都是和北大、清华同步录取，要是把卫生部几大重点院校包括北医、上医、中山医等等比作五星级酒店，协和就是七星级的阿拉伯塔，医学院校里的战斗机。更早些年，协和多在江浙、两广一带招生，一水儿的江南才子，压根儿不在东北地区录取学生，这导致1991年的夏天，我爸捏着厚厚一沓报考志愿为自己宝贝闺女的前途大费脑筋之时，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协和医科大学。

总之，白医大和吉大两个马路大学捏在一起，成了一个大马路大学。

很多同学烧了教科书，所有的题签和卷子，焚毁那些让我们苦恼、煎熬、让我们的青春岁月枯燥、单调、最终一无所长的化学、生物、几何、代数、物理、政治、语文，包括教了我们一口哑巴外语，或者说出来动辄被嘲笑为东北大碴子味儿的英语书。

文科班的王路也要烧历史和地理书，被我给阻止了，我说：“留着给我看吧，我妈说上大学就是踏入半个社会，掉进半个大染缸，我也读读历史，不为深究过去，只为以史为鉴，多快好省地对付人生路上层出不穷的地痞无赖。我也读读地理，不为观天论地万物起源，只为分清伟大祖国的东西南北，知道上哪儿游山玩水。”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男女同学在学校大门口洒泪挥别，各自骑上自行车，作鸟兽散。

大志说：“我会给你写信的。”

大一的迎新生晚会上，我和文艺委员马刚合唱《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上场前，我们在宿舍一遍一遍练习，还自己设计了一些舞美动作，我俩从舞台两侧分头出场，他唱的时候，我装作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我唱的时候，他装作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等到合唱的时候，我们正式对接碰撞，手拉手向舞台前面走，配合音乐的高潮装作迸发出全部激情的样子。

马刚说：“你一准儿没谈过恋爱，拉手都不会，手指头僵硬，一点儿不自然。”

我当然不愿意承认，并且气急败坏地说：“谁，谁说我没谈过？你的手还太软呢，像个女的，而且还特爱出汗，招人烦。”

“男人手软有福，你不知道吗？”

“你就臭吹吧，要不是为了演出和集体荣誉，我才不和你拉手呢。”

大志来信，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问我开心吗。

我回信告诉他，正为准备节目的事闹心呢，演好了就开心，演砸了就不开心。

他回信说，你可真好胜，别想太多，轻松演就是了，即使演砸了，我也喜欢你，即使你唱歌跑调，我还是喜欢你，我不在乎你学习好、跑得快、跳得高、三大球都玩得来，我喜欢的就是你。有时间来成都玩吧，天府之国可不是吹的，有个叫万夏的诗人在一首牛x的诗里这样写道：成都，仅它腐朽的一面，就够这帮孙子们受用终生。

读完信，我一把把这对我摆在眼前火烧眉毛的卡拉ok演唱事业毫无帮助、百无一用的信扔进装着生活杂物的抽屉，心想，这诗人也太能吹了吧，我还已是英雄懒得承认呢，我还浑身是伤懒得说疼呢。什么快乐，开心，有毛用？此刻，我什么都不想，就想在晚会上一鸣惊人。

那时候我们已经学会并且惯用“见字如面、纸短情长”之类的暧昧酸词儿代替冰冷僵硬的“同志你好、此致敬礼”，后来我才知道，并不是我们终于学会表达爱了，而是被资产阶级思潮给自由化了。

年轻总是少不更事，多年以后，当我和大志尽情嘿咻同时达到各自的妙不可言、浑身是汗像两只青蛙一样恣意张开手脚搂抱成一团的时候，我想，原来做爱竟然可以如此火爆和劲爽，这傻小子写几百封情书多年如一日地追一个其貌不扬的姑娘累不累啊？写那么多纸短情长有毛用？还不如直接写“纸短屌长”来得实际和高效呢！

我和马刚一直搭档唱歌，从班里唱到系里再唱到学校，最后唱到附属医院的新年联欢会上，唱完了舞台下面哗哗鼓掌，我俩各自收获自己的虚荣谢幕而去。

马刚因为在主持和拓展文艺工作方面业绩骄人，从班里干到系里，最后到学校文艺部去了，毕业之前还入了党。除了唱歌和考试，我和马刚从来不在一起玩。

每次考试，马刚都负责给我占座，目的是让我永远坐在他前面一排。

越是平时不努力学习的、上课经常迟到缺席的，考试这天来得越早，当然，也有学习特好来得又早的，那是想拿年级第一的精英选手。更多同学不靠天时地利人和，就靠自己，开考之前早早占座，把答案的关键点抄在阶梯教室的桌子上。白求恩医科大学阶梯教室的桌面没有一张是没有字儿的，还都不是文科学校常见的涂鸦、骂人或者打油歪诗，全都是从基础到临床最难背的稀奇古怪的提纲、单词和字眼。

我总是几乎最后一个进考场，在大家的注视下享受那几秒钟有文化有知识乐于奉献被人需要的快感，坐到马刚给我指定的座位上。那一刻他看我的眼神，比任何对唱时候的眼神都亲切。

考试多是一半选择题一半问答题。我把abcd写得超大，写在每个题干的最前面，马刚天生一副好眼神，从来都能一个不落地抄去。然后，我再把问答题的答案写个要点，想方设法传给他，他根据这个纸条自己添皮加肉，都能糊弄个大概及格。

当年白医大的规矩是作弊当场被抓的话，要给处分，功课补考，而且补考的时候不管你考多好都按60分计算。最坑爹的是，人家别的大学本科都是60分万岁，念四年毕业，我们医科大学至少念五年，课业又重，从生化、生理、生物，到系统解剖、局部解剖和断层解剖，每一门都要死记硬背。江湖上都说，学数学的学好数学就可以了，学物理的要学数学和物理，学化学的要学数学、物理和化学，而学生物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都得学。学医的够苦逼吧？我们学校偏偏规定70分才算及格。

那次我们正遇教务处四大名捕之一的魏胖子监考，四大名捕的厉害在于每场监考都能抓出一个作弊的现行出来。

前面的选择题我和马刚照常行事，顺利转移了答案。鉴于名捕在场，我一直不敢把写好的纸条传给他，眼看考试还剩30分钟了，我向后溜了一眼马刚的卷子，后半部分大半还是空白。我收拾好文具和书包，拼死一搏把纸条丢给他，然后拿起屁股下面的坐垫，头也不回拔腿走出考场，生怕被魏胖子揪住。

中午，我在食堂门口碰到马刚，问他：“最后弄得怎么样，能过吗？”

他一脸沮丧地说：“这回死定了。”

“你老兄不会一眼书都没看吧，还是时间不够了？”

他把烟头儿用惯弹吉他练得准确有力的手指弹出去老远说：“纸条儿倒是顺利拿到，可你走后，魏胖子一直站在我身边儿，我攥着纸条的手一直都没敢动，后来好不容易把他等走了，我打开纸条一看，字儿都模糊得看不清了，哎，我手出汗确实太厉害。”

我说：“还老说什么手软有福，我看是的卢妨主，赶紧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