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来看病的时候正赶上五一，回东北的火车票根本买不到，我劝舅舅干脆等几天再回去拿切片和病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还不带着舅妈到天安门故宫颐和园走走。
舅舅说：“小羽别开玩笑了，你舅妈刚开完刀，哪儿能旅游啊！再说了，也没那个心思。没生病的时候，多想来北京玩玩，紫禁城北海颐和园都是我们这辈人心之向往的地方啊。”
我说：“舅舅，这个您就得听我的了，舅妈手术后都一个多月了，早就能下地了，只要别太累，基本的生活早该自理了，出去走走散散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不了走累了歇一会儿呗，快出去透透气吧。”
临出门的时候舅舅一个人送我。我说：“舅妈卵巢切了以后相当于提前进了更年期，身体和情绪上都会有很多不舒服不稳定的地方，您要学会理解，更加关爱她，多和她聊天，到外面走走分散一下注意力，有好处的。等病理会诊完了再说看病的事儿，现在整天犯愁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么年轻的人哪儿那么多癌症啊，您别光往坏的地方想。”
两周后，梅花给我打电话说：“哥们儿，你和我舅说的那几句话还真管用，他们两口子情绪好多了，我舅妈有空还替我去幼儿园接孩子呢。两人也把北京的名胜古迹走个差不多了，我舅把切片也带回来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你把切片送我家里来吧，病理会诊的事儿我就全权代办了，等出了结果再让舅妈看一次我们老板的专家门诊，弄清楚下一步怎么办就齐活了。我们协和你还不知道，全国人民蜂拥而至的地方，没病的都能挤出病来，而且从来不分年节和冬夏，没有淡季和旺季。病理科在老楼，好几层呢，每一层都是干不同事用的，跟迷宫似的，要是误入常年都诡异阴湿的大体标本室可能会吓个好歹的。别说你舅舅了，我刚来的时候一进去就转向，快别让他一个人去了，还不够我替他操心的呢。”
梅花不无喜悦地说：“我还真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关键时候总能派上用场，这么多年来你动不动就损我没有医学常识的那些话我就既往不咎了啊，咱俩来日方长。”
我鼻子一哼：“什么来日方长？以后再有这类事情，要不是你亲三舅、亲二姨少来找我，我这是替你尽孝呢，你知不知道？我要是不指点你的迷津，排队你都找不着队尾巴，扛着猪头你都找不到庙门，瞎耽误工夫还干着急，连请几天假你们老板就得给你白眼，你欠我的呀我都给你攒着呢。”
不一会儿，梅花送来了病理切片和蜡块，还拎了舅舅从东北带回来的一小袋大米，一纸箱子鸡蛋。她指着纸箱子对我说：“真正的柴鸡蛋，我舅舅带给我那箱我妈已经拆开了，每个鸡蛋都不一般大，红皮白皮的什么颜色都有，好多还沾着鸡屎呢，纯天然绿色无污染，每只母鸡都是我姥姥亲自用高粱和小米喂出来的，你可别吃白瞎了。”
纸箱子里，每个鸡蛋都用报纸包裹着，一个挨一个码得整整齐齐，这是天底下最让人感动和温暖的礼物了。
吃着每一粒米都泛着油光和香气的黑龙江五常大米焖出的大米饭，我心满意足地给发小发了条短信：“东北大米，好7好7，谢谢咱舅。”发小马上回短信：“好7你就多7点儿，还有，我丫爱你丫。”笑死我了，北京人都是拿“丫”骂人的，还没见过拿“丫”称呼自己的。
朋友对于整天在协和忙碌并且时时处于重压之下的我来说，是坚持下去和保持淡定必不可少的一剂良药。
很多医学大家站在领奖台上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都说是凭着救死扶伤的理想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工作，我觉得多半是胡扯，很多人成名成家后就再也说不出接地气的话了，他们已经习惯言不由衷，或者一张嘴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套话，这种话说给普通人听要么人家不信，要么根本不往心里去，说给尚未入行的莘莘学子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我就胸无大志，将来也不想成名成家成院士，但我是个好大夫，也立志做一个越来越好的大夫。至爱亲朋是我把每件小事做好的最大动力。我追求清新的思路、善良的心地，还有宁静的心灵，为人生快乐、身心自由、养家糊口的同时献身于让自己心灵满足的工作。
小时候，我语文数学都考一百分是为了让我妈高兴，我要做个让她骄傲和抬得起头来的好孩子。进了协和以后，我做了一年全科轮转的实习医生，面对各路高手，我根本谈不上优秀，只能算是比较踏实、只知道傻乎乎干活的平庸之辈，但是妇产科的大当家郎景和主任却在诸多竞争者中选了我这个唯一的本科生进入妇产科当住院医师，我认认真真地管好每一个病人，写好每一份病历，为的就是不辜负他老人家当年的信任、看重和给予的机会。
我穿上白大褂第一天开始独立看门诊的时候，甚至还不能灵巧使用妇产科最基本的阴道窥具时，就有老年病人坐在我的对面，面对一个黄嘴丫儿还没褪尽的小姑娘医生，那么真诚并且无比信任地告诉我她的难言之隐；或者平时在商场官场多么叱咤风云的凌厉干将在我面前放下身价，告诉我那些独属于女性私密处的困扰；还有那些老实本分的外地病人，把一本本历经风雨周折倒手数次揉搓得不像样子的病历手册用沾了唾沫的手指一页一页捻开给我看，在我记录病历时，甚至帮我按着纸角，怕被风吹乱了。每当看到她们无助和求助的眼神，我都会告诉自己，一个人这么信得过你，她把健康交给了你，把生命交给了你，把女性最无法向外人诉说的私密事情告诉你，你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能做些什么就为病人做些什么吧，能给病人提供什么方便就提供什么方便吧。
做住院总的时候，病房的教授，我的老板，我的博导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中心。医院里动不动就拉横幅写标语提口号，什么“以病人为中心”，要我说管理者就应该“以临床大夫为中心”，别临床大夫给病人开个化验单，一预约就把病人支到两礼拜之后去了，一竿子支到3000年就不用看病直接作古了；别临床大夫手术台上吃不到中饭，下了手术台食堂都关门了或者只剩残羹冷炙，医生饿着肚子都不下台，厨子凭什么不能轮流值班？别临床大夫申请出国开会或者短期进修交流的时候，好不容易从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抽身片刻，结果到了出国管理办公室遇到的马脸比签证的外交官还傲慢和难看。“以病人为中心”那还用强调吗？管理者把大夫伺候舒坦了，大夫自然好好看病，自然以病人为中心。
读博士做课题的时候，我整日埋头在协和老楼实验室里，不知寒暑地养细胞、喂小白鼠踏踏实实做实验，认认真真写论文，就是为了不给我的博士生导师丢脸。我的博导属于年少有为、意气风发、年纪轻轻就破格提拔的人才，当年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虽然他不说，但是我知道他也面临很多瓶颈问题，英才有英才的烦恼，很多同年资甚至老资格的教授并不是特别服气，还有人当着我的面指责我老板的不是，我因身轻言微，无法直面抗衡这些并不中肯的流言蜚语，只能暗中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起码不给我的老板脸上抹黑，不让我的老板操心，不让别人觉得他的研究生烂泥扶不上墙而影响对他的看法。
谈理想谈道德总是很空泛，就为伴我一生的亲人，宽容纵容我的爱人，生命转折处总能拉我一把的贵人，对自己言传身教的能人，还有那些生活中总会出现、让人不愉快的但也时时提醒自己小心谨慎、尽量不要授人以柄的小人，都让我觉得自己要是不好好当大夫活得像个人似的，得多让他们失望。我为爱活着，为爱工作，而且是一个需要很多爱才能活下去的小女子，这导致大志常说：“这世间唯细胞和女人难养也。”
拿到病理切片那天是礼拜天，我查了一下协和病理科分管院外会诊的教授轮值表。
郭教授是协和医院对妇产科病理研究最多最透的，对于我们妇产科的疑难杂症，尤其是最容易引起争议至少有100多种以上病理诊断名词，包括上皮性肿瘤、生殖细胞肿瘤、卵巢性索间质肿瘤、脂质细胞瘤、性腺母细胞瘤、非卵巢特异性软组织肿瘤、未分类肿瘤、转移性肿瘤以及瘤样病变等等大类，每一大类还分无数小类，每个小类还有多种分型的五花八门的卵巢肿瘤家族，她最权威。
病理医生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是站在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他们不为大多数患者所知，却肩负着指导一个病人治疗方向的大使命，他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显微镜前面，注视着显微镜下不足1mm2的区域，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运用所学的知识、所见病例的经验、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检测手段，对疾病的本质做出判断。病理诊断工作虽然没有手术台上惊心动魄，但它需要海量的知识信息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应该说病理医生的成长过程毫不逊色于外科医生，也是漫长而艰苦的。据说一个合格并能胜任一般常规诊断的病理医生起码要训练五年，每年要看至少5000例病理切片，这是一项沉重的、寂寞的，甚至需要苦行僧一般的修行才能让自己坐在显微镜前完成的训练。郭教授之所以成为妇产肿瘤医生集体信赖的病理医生是有原因的，一是得益于她早年曾在国外著名病理学专家旗下工作和学习过，二是她本人长期专注于妇科肿瘤病理学的研究，三是善于交流和沟通，很多病理医生只是坐在显微镜前工作，从来不和临床医生沟通，郭教授定期参加妇科肿瘤专业组的看片会和月报会，和很多妇科手术大刀都是好朋友。
病理科的主任是个全才，无论是血液病、肝胆胰腺肿瘤还是妇科肿瘤都看得不错，人家的名字取得也好，就叫全才。行政大主任永远是一个科室里最忙的人，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最难找到的人，我从这个礼拜的会诊表上也没看到他的名字，可能是出国开会了或者在忙别的什么。
另一位是中国病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刘院士，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宝刀未老，每周会抽一定时间进行全国疑难病症的病理会诊。再怎么有争议的病理标本拿到刘院士的显微镜下，得到的都将是定锤之音。她是图书馆、病案室、老教授这“协和三宝”中最为瑰丽的一宝。
全才主任不在家，郭教授是星期五会诊，刘老是星期四会诊，都让人觉得等不及。片子必须让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看，最好两个人都看而且得出的意见一致，才是当今中国最可信的病理诊断。
星期一早晨查完房，我就带着切片和蜡块去病理科找方崖，他是和我同一年进协和实习的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到病理科，是个非常爱较真甚至有些苛刻的男生，做事古板不懂变通，时常让别的医生吃闭门羹，但他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听我的话，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哥们儿。虽然他还是主治大夫，但是小鬼办大事，把片子交给他，再通过他找上级医生会诊就容易多了。
我总是逗他，说你干病理科这个工作最合适，玩的是一锤定音。那群内科大夫大查房的时候，总是关于病因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谁也不知道最终谁是对的，谁也说不上到底是谁下的药治好了病人，就是一部悬疑推理片。我们外科大夫手术前也是争来争去、面红耳赤的，其实都是瞎讨论，瘤子切下来是个啥东西都得听你的，你说是啥就是啥，谁都没法跟你病理大夫争高下。
方崖很少说话，他的眼睛里都是he染色后病理切片中细胞质的粉紫，细胞核的湛蓝，写出来的文字都是非黑即白，从不含混，也含混不得。
我把病理切片交给方崖说：“你先帮我看个大概，有可能的话拿给郭大夫或者刘院士过过目掌个眼，病人是我发小的亲舅妈，全家人都等着这病理报告决定下一步咋办呢，拜托了。”
快下班的时候，方崖给我打电话，说结果出来了，让我过去一趟。我问：“结果怎么样？你快告诉我。”“你过来再说吧。”方崖总是多一句话都没有。
“张羽，病理切片我看了，郭教授和刘老也都看过，我们三个人的结论是一致的，没有争议，这就是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根本不是恶性的平滑肌肉瘤。”
我连呼：“我的老天爷上帝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啊，竟然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当地医院误诊了？冰冻错了，石蜡也错了？”
“对，冰冻是一种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但是没有高收益的活计，是极其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玩意儿，病理大夫每天把眼睛瞅成斗鸡眼儿，也只能保证冰冻报告95%的准确率。你们这些临床大夫和病人都觉得我们报对是应该的，要是报错了这5%，都觉得病理大夫罪不可恕吧？”
“这些我作为医生的都能理解，可病人不理解啊，就因为这么几个字的差别，人家的子宫和卵巢都切了，没了月经，没了生育能力，还提前进了更年期，够可怜的吧？这事儿怎么说呢，方崖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倒霉啊？难道是天意？”
方崖不理我的大呼小叫，接着向我讲学术问题：“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一眼看上去就是很像肉瘤，四十到五十岁年龄段有子宫肌瘤并且有症状的女性病人中，特别容易发生子宫肉瘤。术前诊断为良性，手术中发现为恶性肿瘤的几率是0.23%，也有报道0.49%的。你要是熟悉平滑肌肉瘤的病理学特征，就会理解确诊真正的肉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了，尤其是富于细胞性平滑肌瘤，第一眼看上去甚至和肉瘤完全一样，本质性的区别在于肌瘤没有大量的有丝分裂相。还有就是手术中的肿瘤的外观特别重要，肉瘤一般发生在巨大肌瘤的内部，血液供应很差，不像一般的肌瘤那般坚硬，用手术刀的刀背刮组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软，并且非常容易出血，形象地说有点像生猪排。”
“这些当地的病理大夫应该懂啊，怎么就报错了呢？”
“这不怪当地的病理医生，我们整个病理学界对于子宫平滑肌肉瘤的诊断标准还没统一呢，有的病理学家主张依靠有丝分裂相做客观指标，如果十个高倍视野中发现十个以上有丝分裂相就定义为恶性，如果少于五个有丝分裂相就定义为良性，五到十个之间的定义为有潜在恶性可能的平滑肌瘤。我说的这个标准也只是大多数病理医生接受，还有一些病理学家认为有丝分裂相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宁愿选择细胞核染色过度、细胞核异型性、巨大细胞及其他形状怪异的细胞，以及凝固性坏死来做诊断。甚至，还有病理学家提出，病理学诊断并不可靠，只有肌瘤发生转移或者不断复发才提示恶性的可能。”
“唉，病人和临床大夫要的都是非黑即白，今儿我算知道了，其实你们这些大判官的笔也是游移不定的，原来这些重要问题在你们判官那里关于善恶忠奸还没有统一标准呢，甚至还弄出什么潜在恶性可能这样暧昧的字眼，唉，你说科学是什么？医学是什么？”
“医学本来就不是万能的，金标准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只是尽量接近真理罢了。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更何况我们一个大夫、一个协和医院病理科。浩瀚星河中的这一瞬间，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对的，诊断的金标准无非是目前这个时段全体病理科医生的一点共识罢了，我们永远围绕在科学和客观的周围，想要完全重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是啊，病人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就拿良性的平滑肌瘤来说吧，有的良性肌瘤野草一样地疯长，切了还长反复复发，有的却是几十年没有变化，稳稳当当地跟着主人一起入土为安了。恶性肿瘤也并非全恶的不行，有的手术后多少年不复发，有的这边切着、打着化疗、做着放疗，那边一照片子，瘤子又鼓出来了。”
方崖摘下眼睛，朝镜片上使劲哈了一口气，一边撩起白大衣的一角擦镜片一边说：“是啊，疾病的面目千差万别，有绝对的良性，也有绝对的恶性，还有很多中间性质的，谁也不知道它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没法预测，也没法改变。而当这些千差万别落实在病理医生的笔下，我们就必须通过客观标准的界定将它们分成良恶性，要知道，标准永远是针对大多数的，难免有个别特殊病例会被硬性划分为良性或者恶性，客观上，误判永远存在。”
“你说这些我懂，可是病人不见得理解啊，就算临床大夫懂，都不见得会愿意理解吧？要是打起官司来，一准儿把屎盆子往你们病理大夫头上扣，都赖你们病理报错了，我们的手术刀才跑偏，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
“说得对，所以，我都不想再干下去了，别说冰冻病理5%的误差率，就是石蜡病理也有1%的误差率，我们的社会和人民，甚至你们临床大夫都不允许。”方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的四角还有很多长年积攒的迸溅性污点，也许是他从标本桶忍着刺眼呛鼻不免掉眼泪流鼻涕捞出各色肿瘤准备做大体诊断时迸溅的福尔马林，也许是制作冰冻切片时迸溅的组织液，或者是在免疫组化[3]染色时一遍一遍将切片架子在各个不同流程的桶里捞出放下时溅出的各类染色液、固定液、洗脱液。
镜片的中央被擦得锃亮，露出他冷静、单纯又略显执拗的目光。我劝他：“方崖，你就是想得太多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你太理性，结果苦的是自己，那么多病都治不好，甚至大夫根本都不知道那些稀奇古怪的病是怎么来的，即使是常见的临床疾病误诊率还不下30%呢，但是全中国上上下下多少大夫还不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嘛，全中国那么多病理科大夫，我敢说一大半都不如你，不也是拿着判官的大毛笔白纸黑字地判着吗？就你想得多。”
方崖不说话。我又问方崖：“为了那5%，你还真不想干了怎么着？你妈这么多年白供你念书了。”
“若是迷途，何时知返都为时未晚。”
我说：“不理解就不理解吧，不能指望谁都理解，老百姓也都不容易，钱都花了怎么别人都治好了，我就栽在你这个大夫手里了？你们手里这只判官笔就算好用的了，你瞧瞧我们妇产科那些武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冷兵器时代。就说做人流吧，吸管就是一根头上有孔的铁管子，子宫有前挺的还有后撅的，而且姿势形态各异，但铁管子永远是直的，我们大夫就靠一把宫颈钳子矫正子宫的位置。子宫腔里头一片黑暗，铁管子前头既没眼睛又没探照灯，我们妇科大夫做人流做刮宫那都是盲刮，相当于一个睁眼瞎子，全凭手感。子宫穿孔的发生率是千分之二，你做一个人流没事儿，做一百个也没事儿，等做到一千个就有两个会出事儿而且是大事儿。病人甚至会因为一次几秒钟的高潮、一次意外怀孕、一个小小的人流弄到开腹手术切掉子宫的地步。简单穿孔还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穿孔后医生没有意识到，带着负压的铁管子会穿过子宫进入腹腔，把大网膜和肠子通过子宫和阴道拽出来的，除了切子宫还得补肠子，要是伤的小肠还好办，当场缝上就行了，要是伤了直肠和乙状结肠，有的还得先做造瘘，造瘘懂吧？就是把肠子接到肚皮上，大便改道从肚皮排出，没有了肛门括约肌，粪汤子随时产生随时往外流，网民没事就调侃‘菊花’，殊不知这‘菊花’对人类多重要。一个月以后还得再开一次刀把肠子还纳[4]回去，悲剧吧？谁摊上谁倒霉，病人大夫都倒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是还得照样干下去吗？你们的这个1%和5%就算不错了，就让他们不允许去吧，总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民众懂了最基本的医学知识，说不定就理解了。”
方崖浅笑：“我等不及了，历史车轮的大概方向是滚滚向前，但有时候也会暂时地倒退和犹疑，目前的中国医学举步维艰，甚至说就在倒退，病人不信任，医生不担当，谁都不冒险，大夫都想着宁可不给病人治病，不接手这生意，不挣这份钱，也不能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星河浩瀚，我们都太渺小了，有时候，历史晦涩的瞬间已然是我们的一生，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在这个犹疑不前甚至可以说正在倒退的车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