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解决判官大人马后炮的问题，避免疏漏呢？
让医生把眼睛锻炼成可与显微镜pk的火眼金睛？不现实。让病理医生加班加点出石蜡病理报告？更不可能。切下来质地各异的肿瘤标本，需要经过大体检查、固定、取材和包埋，变成坚硬的蜡块后，再像切涮羊肉的肉片一样把蜡块切成若干薄片，最后进行染色。从一块人体切下来的活体组织到一张可以放到显微镜下出病理报告的石蜡切片总共需要40多个步骤。要是古代有此等高科技，皇帝老儿也别跳着脚着急，没用，唯有等待，等待一步一步的生化反应，等待一步一步的真相逐渐显现在病理医生的显微镜下。
在协和医院，从手术结束到出石蜡病理报告至少需要7个工作日，这其中除了一些生化处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必要程序，还有严格的小组讨论和上级医师审核制度，这都需要时间。技术工人良好的切片制作工艺，病理医生高超的分析辨认能力是保证石蜡病理诊断99%的准确性的两大必要条件。
那么，能不能又快又准地通过显微镜看清肿瘤细胞的真实面目呢？历史证明，只要有迫切的需求，就会产生伟大的发明。1818年，里梅尔创立冰冻切片法。冰冻切片是指将手术台上切下的病变组织在冰冻切片机中迅速冷冻后制成切片用于显微镜下观察，得出病理诊断。一般四十分钟左右就能给出诊断意见，是协助主刀医生指挥整个手术方向的重要凭据和法宝。
凡事可谓有利就有弊，冰冻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字“快”。但最大的弊端是准确性不如石蜡，仅有95%。这种求快的冰冻切片主要受制于切片的制造工艺，组织速冻后会有冰晶形成，切片的质量和石蜡根本没法比。同时，冰冻状态下的组织图像与石蜡切片的图像也有差别，所以冰冻的误诊率至少在5%，在很多情况下，仅能给主刀医生提供参考性意见。
缺点还不止于此。例如，病人的肿瘤可能很大，大到像橄榄球，像篮球，但是病理医生只能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冰冻，妄图以点代面。甚至有时候，在同一块肿瘤中，不同部位的病变性质还可能各不相同。就拿地球仪来比喻卵巢肿瘤，亚洲板块可能都是良性的，非洲板块可能是交界性，也就是良恶性之间的，仅有欧洲那一块是恶性的，但外观上它们长得都差不多，病理医生通过肉眼取材的时候，很难一下子就命中性质最差的欧洲板块进行冰冻。有慧眼取到一块最能代表病变严重程度的组织，需要病理医生具有极其深厚的内功。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至少需要专业病理医生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和见识，需要这医生在刺眼呛鼻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无数次地捞起各种肿瘤组织观察其大体外观，再走到显微镜前凝视镜下每一个细胞的显微结构，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反复进行验证和记忆。这需要病理医生出具过大量病理报告，遭遇过若干次误诊漏诊的滑铁卢，走过无数次刚愎自用的华容道，才能历练出一双准确取材的好手，一双立辨真伪的火眼金睛。
如何克服取材片面无法代表整体的问题呢？答案很简单，尽量多点取材，多点冰冻。理论上可行，但是客观上没法操作，因为时间不允许，手术台上的病人不可能敞着肚子、吸着昂贵的麻药无限制地等待下去。所以，冰冻病理注定是不尽如人意的。
即使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冰冻仍具有95%的可靠性，仍然算得上手术室里的“高科技”。中国很多基层医院因为考虑到冰冻切片机等昂贵医疗设备的购入，没有足够的使用流量，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没有能看切片会出报告的病理科医生等问题，仍然不能开展术中冰冻病理诊断。
舅说：“我熬过了有生以来最难熬、最漫长的四十分钟，真像四十年那么长。”
我问：“那冰冻病理的结果是什么？”
舅说：“冰冻说不能除外恶性平滑肌瘤，大夫说这个冰冻病理的好处是快，但最大的缺点是有可能不准。大夫又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相信冰冻结果，把子宫和两个卵巢都切了，还要切除淋巴结看看是不是有转移发生。另外一个选择是反正现在已经切完瘤子了，子宫也整形缝合好了，可以马上关肚子，等一个礼拜左右石蜡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怎么办。如果石蜡说是良性的，就算捡了大便宜，如果石蜡仍然说是恶性的，没办法，就得再开一次刀。我看着大夫，她全身遮盖得严严实实，帽子和口罩之间只露出一双眼睛，我真希望从那双眼睛中找到答案看到希望，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有惊人的镇定。”
医生的镇定是好事，说明一切在可控范围内，要是医生也跟着病人家属慌了神儿，大呼小叫一惊一乍的，可要真正的大事不好。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就问大夫怎么办。大夫说毕竟有95%的准确性，赌博不都是把宝押在胜算比较大的一边儿嘛，还是应该采取相信的态度，况且病人已经完成生育了，根治性手术对她来说不是大禁忌。要是没生过孩子的大姑娘，怎么也要等到最后的石蜡病理出来我们才敢下刀的，就是您要求我们切，我们也不敢切。道理是这样讲，最终的主意还得您自己拿。”舅说，“我真不愿你舅妈再做一次手术了，她真的遭不起那罪了，你不知道动一次手术全家上下都跟着剥了一层皮的感觉，我自己也快受不了了，就签字同意全切了，就算你舅妈怪我，我也认了。”
我问：“那最后的石蜡病理结果呢？”
舅说：“最后的结果也是恶性的。大夫说还要化疗，怕将来转移。你舅妈现在的样子，真像风中的树叶，我怕她经受不住，就想来协和会诊一下，看看到底还要不要化疗。”
我问：“您把舅妈的病理切片带来了吗？”
“带来了，是那张有彩图的写着恶性诊断的病理报告单吗？”
我一听这回答，他肯定压根就不知道还有病理切片这回事，肯定没带来。这么重要的会诊资料不带来，却把术后初愈的舅妈给折腾到北京来了，还口口声声说奔着我来的，来之前怎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呢？或者和当地医生打个招呼也行啊，就说自己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有个外甥女，想让她帮着找个教授会诊一下，看看到底需不需要化疗，只要好好说，当地的大夫一定也会支持他的，肯定会提醒他带上病理切片和手术记录的。不知道这舅舅是不是又犯了旧毛病，是不是又跟大夫吵架了，是不是又不欢而散摔门而去才来的北京。总之，不管怎么样，他们这趟北京算是白跑了。
我说：“舅舅，您先别着急，病的来龙去脉我大概都听懂了，咱们要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最关键的是要把病理切片拿到我们医院，请我们医院的病理科教授会诊。起码先看看这病诊断得对不对，再谈别的。您说的那张纸应该是病理报告单，而病理会诊需要把肿瘤制成的玻璃切片放在显微镜下看，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
“啊？！还要玻璃切片？那东西在哪儿啊？从来没见过啊！手术后都这么长时间了，估计早都找不到了吧！”
“不会的，切下来的瘤子已经制成蜡块了，连同做好的病理切片都在咱老家医院病理科的库房里存着呢，这是手术病人最重要的医疗资料，医院是有义务长期存留的。我给您写个借阅病理会诊的证明，盖了公章以后您给带回去，您就在家等着我吧。您凭这个证明先回老家把东西借来，我再帮您找教授看片子，其他的回家再聊，我得上手术了。”我挂了电话，赶紧回手术室，又一台手术马上开始。
麻醉师已经开始诱导麻醉了，病人整个瘫软下来，闭上警觉和紧张的双眼，不再机警和好奇地审视手术室里陌生又可怕的一切。麻醉医生插入气管插管后，病人入睡安然，麻醉机有节奏地鼓动病人的双肺均匀地呼吸着。此刻，无论她是处事精明做事老辣在中央后勤部门干了一辈子的老油条，还是没心没肺不谙世事的大学生，或者成熟沉稳略显腼腆的少妇，不管好看不好看，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有势没势，都暂时告别了这尘世的喧嚣，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一个手术小组，手术中任何差池都可能让她再也醒不过来。
手术台上的医生也是尘世俗人，刚才的电话让我时而厌烦愤懑，时而同情怜悯，想到医学的种种不确定性，想到我们在和死神的争斗中总有一天要败下阵来，想到医生和病人之间永远说不清理还乱的矛盾更是感慨无限。但是只要上了手术台，打开肚子的一刻，这些烦恼事都要暂时搁置一边了，看到肿瘤的我们目露凶光，只想图穷匕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