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有时我在想，虽然因为家庭出现困境，很辛苦的环境中我开始帮家里烤酒，每天真的很累、很辛苦，但也得到很多人生经验和做事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特别是帮着母亲当家以后，责任心促使我要担当很多事，性格上也修炼了好多。一个人小时候的环境的确很重要，老话都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小时候的经历，无论好好坏坏，都会给以后的人生经历带来很大影响。

那一年我还差点放弃读书上学。1943年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不多读完了小学，我读书读得晚，15岁才把小学读完。学习成绩马马虎虎，也就过得去而已。我经常要逃学回家帮母亲做事，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对付功课？所以我没考虑太多，小学读完就辍学回家了。母亲大概还是想让我读书的，但我是老大，她也希望我帮她，看我自己没上学的愿望了，也没有管我。

不读书以后家里有很多事要做，农活儿、家务活儿、烤酒的活儿，也要照顾弟弟妹妹们。有点空闲的时间我就去家门前的南盘江拿鱼（捉鱼），一个是为家里添一点荤菜，另外我也喜欢拿鱼。

村子里很多差不多大的少年娃和我一样，十五六岁都在家帮忙干活儿，再长大些，十八九岁就该讨媳妇生娃娃了。我父母也给我订了一门亲事的，是一个亲戚家的女儿。但我当时年纪不大，这些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也很少想到未来的事，家里的困难不允许我想太多，能帮母亲把家里的事情干完干好就很不错了。我一直记得我自己是家里的老大，母亲只有我一个帮手。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条铁路，现在大家都叫它米轨铁路，是法国人修的，我父亲就是搭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去开远和个旧做生意。这条铁路对于我来说就代表了外面的世界，父亲是我们家和外面世界的联系。我曾经也想到再大一些可以和父亲一起到外面去闯一闯，也和父亲一样做做生意，看一看村子外面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但是父亲的去世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好好在江边这个小村子一直生活下去也很好，有山有水，有地种，还可以烤烤酒。我和母亲努努力，把家境搞好一点是有可能的。

但人的命运有时就是很奇妙，一个念头就会让人生的路转了弯。有一天，我大伯的儿子、堂哥褚时俊从镇上来村子里。大伯是我家很有出息、很有威望的一个长辈，堂哥像他的父亲，书读得好，很有思想。他每次来我家都是我特别欢喜的事，这次他来，正是天热的时候。我拉着堂哥去了江边拿鱼，那天运气还特别好，一连拿了好几条大鱼。我们兄弟两个高兴得不得了，在江边架了个柴火堆就开始烤鱼吃。正是高兴得嘻嘻哈哈的时候，堂哥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不能在家待着了，你要读书去。"我没有应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很信任这位堂哥，他读书好、有出息，对我也一直很好，所以他说的话我一直很重视。"你这么聪明，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堂哥又说。

时俊堂哥几句话，搅动了我本来已经深深藏在心里的想法。他说得对，外面有多大我都不知道，父亲去过的地方我都没去过，堂哥正在读书的省城昆明我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堂哥经常和我说起的北平、上海、法国、英国......

我后来才知道，堂哥那一趟，是专门为了劝我重新读书而去的。他又找了我母亲，我母亲自然不会反对，她本来就希望我多读书，只是因为家里境况太糟糕，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随着我的意思了。

于是，第二年秋天，在短暂辍学后，我重新开始读书，而且离开了我自小生活的村子，到了昆明。

我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偶尔回想这段生活，才知道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我从小生活、没有离开过的村子之间的联系就不再紧密，我和它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缘分似乎也越来越淡。但是，人生走到晚年，越来越感到故乡与别的地方不同，毕竟生我养我，我的根在那里。曾经有几十年，因为工作繁忙，个人境遇也不太好，我很少回华宁老家给父母、其他亲人扫墓上坟，但是这十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去给过世的亲人们上个坟。都说故土难离，云南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但往小了讲，华宁那个小山村我也很牵挂。现在家乡和我生活在那里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七八户人家变成了40多户，100多人，热闹了很多，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以前在烟厂的时候，我请技术人员教他们种点烟叶，想办法帮他们增加收入。90年代的时候，有个港商想在云南投资，我就介绍他在我家乡附近办了个柠檬酸厂，解决了点附近几个村子里年轻人的就业，后来听说没办了，很可惜。现在我个人有了点钱，就帮他们搞点水，搞点路。有一年冯德芸（村委会主任）来我家和我聊天，说起村子前面的南盘江涨大水，他们撑船过江差点被冲走了的事情。我自己掏了些钱，又找几个朋友募捐，总共筹集了220万元给村子修了一座桥，这样就解决了好多问题，起码出行的问题是不用愁了。

我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穷，让人心里难过。江边可耕种的地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还在山上，灌溉是个问题。我给了他们70多万，让他们架一条水管，搞一台水泵。听说他们架了20多公里，可能管子还是小了点。现在卫生的水能进厨房了，也能帮到一点灌溉，山上的地不至于说荒就荒了。

去年省里要帮村子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他们的住房问题，省里拨100多万，这个数已经不容易了。但我估算了一下，40多家人，100多万可能搞不美丽，到时就成了拿石灰刷刷外墙就算了。一幢房子，只是穿个衣戴个帽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说还是要把以前的土墙房子拆了，重新建。我靠自己的老面子去省里争取了一下，他们说要重建的话，省里就出300万。民革的人也帮忙，拿了100多万。我个人出个200多万，这下有了600多万。40多户人，一户出8万，差不多就能重砌新的砖房子了。我跟冯主任说了，重新修的房子必须钢混结构，要保证8级地震来了也不垮，不然就不合格，就算不上美丽乡村，我这个钱也就白出了。你看前段时间昭通地震，6.5级的地震，房子噼里啪啦地倒，那叫什么房子？

现在老家的人除了冯主任他们几个，我基本上也都不认识了。不过每年我会去附近的大黑者村上一次坟，老乡们见到我都还是蛮高兴的。

从1943年我父亲过世，我在老家念完小学，到1944年我到昆明，我远离那个小村子已经70年了，不想还好，一想起来觉得岁月真的是很漫长。我很少回忆以前，往事太多了，回忆不过来，做人要朝前看。要不是你们问起，我不太愿意对人讲起过去。如果有人还愿意听一听这些陈旧的故事，希望能给他们带去一点人生的参考，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