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赤塔市郊的莫洛阔夫卡/h3我由通辽飞到苏联的赤塔以后，天气差不多就要黑了。从东北起程时，所穿的衣服，当快到赤塔的时候，便觉得单薄起来，越往北飞就越觉得寒气加重。这时苏联军官便把皮外套借给我穿在身上，这才使我渐渐觉得有了一些暖意。当这架飞机飞到了赤塔机场之后，便在机场附近停留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坐上了给我们特意准备好了的小汽车，于是两个人一辆车从赤塔市出发，这条小汽车的长蛇阵便驰向愈走愈荒凉的原野。这时，在我们这一行人之中，便有一位不大沉得住气的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是不是要把我们拉到无人之处去枪毙？"
固然这句话引起了车中同伴的笑声，但是在这种比较沉得住气的笑声中，也是含有几分不甚摸底的成分在其中的。等到这些汽车在黑暗中穿过了树林，爬过了小山坡，驶过了平坦的汽车路，钻过了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渡过了木船摆渡之后，忽然一辆辆汽车，便一个挨着一个地停了下来。这时，忽然听到一声很清晰地道的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车在这儿小便！"
我不觉大吃一惊，不由得心中又忐忑不安起来，想道：
"莫非是蒋介石派人来接我的？这可要糟！"
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那位说中国话的人姓李，是个苏联籍的中国人。军队中的阶级是个中尉。这个人一直在赤塔照顾我们多少天，等到由莫斯科派来的专门负责人渥罗阔夫中校到来以后，他才离开我们。
解完手之后，又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开进了一个山环，从这里又走了一段比较宽阔的路，才开到一幢明灯辉耀的楼房前停住。
这时我们这一行人中，又有人小声地说：
"这是一家饭店啊！"
进了这所楼房之后，便有一位四十多岁身穿洋服的苏联人和不少身着军装的人在等着我们，我就想，这穿西装的大概是这家饭店的大掌柜。
这位大掌柜便庄严地向我们宣布说：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进行拘留！"
然后又和和气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在这里住，并指着桌上的一个盛有满满清水的玻璃瓶子说：
"这是这里有名的矿泉，喝了可以增进人的身体健康。"说着就倒了一杯，一扬脖子喝了，并劝我也尝尝。我喝了一口，觉得它的味道和苏打水差不多。乍喝有些不大受用，后来简直爱喝得不得了。在这所风景幽美的莫洛阔夫卡疗养所内，有两种有名的矿泉，一个就是这个含有苏打成分的，对于胃病很有益，另一个则是含有铁质成分在内，说是常喝可以使身体健康。
经过了这位饭店掌柜----赤塔市卫戍司令官少将某简单对携带物品检查后，便在深夜大约两点钟的时候，给我们准备了一顿极其丰美的俄国饭。我们是正在跋涉了好几小时的夜路之后，正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忽然吃到了这样美味，每一个人都像是把刚才的紧张不安以及疲乏等忘了个一干二净似的，而有说有笑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了这顿夜宵之后，便一个个地被分别领到预先准备好了的房间之中，立即躺到那平软舒适的铁床上，钻入到轻暖洁净的俄国长毛毯子之中，入了梦乡。
第二天差不多到了九点钟以后，我们才一个个地睁开了眼睛。吃完早饭之后，又洗了一个痛快的淋浴，并换上了所内准备的新内衣，从这天起便开始了有规律的"疗养生活"。
按照苏联当地的习惯，早晨十点多钟吃早饭，下午一两点钟吃午饭，还有一顿午茶（牛油面包等），到了八九点钟还有一顿晚饭。
我们到了赤塔的第二天，因为在我们头脑之中，是有一个"一天三顿饭"的影子，所以在吃完了那顿茶点之后，便认为一天的三餐已毕，所以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脱衣上床睡下了。等到开晚饭的时候，那些照顾我们的苏联姑娘，便来叫我们吃饭，有不少人因为已经躺到床上，甚至也有的已开始做着好梦，所以就纷纷说"我们不吃了"，当然这些姑娘很觉得奇怪并扫兴的了。第二天李中尉听到了此事，便笑着对我们说：
"我昨天忘了对你们讲，我们苏联是照例每天吃三顿饭的，你们因为不知道这种习惯，所以昨天晚上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吃晚饭......"
有的人便抢着插嘴问道：
"我们昨天不是已经都吃了三顿饭的吗？加上晚上那一顿，不就是第四顿了吗？"
李中尉越发笑了起来说：
"不是的，你们所说的那个第三顿那不是晚饭，是一顿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的吃茶......"
又有人在抢着说：
"我们不知道那是吃茶，所以就大吃了一顿面包牛油，到了真正吃晚饭的时候，简直是饱得吃不下去了。"
自从经过这次"老赶失败"之后，才习惯了吃茶的事情。
在这两个多月的莫洛阔夫卡的生活中，苏联当局真是对于我们这一帮人，给予了极温暖的人道主义宽大待遇。先就精神食粮方面来说，不但是急急忙忙就给我们安上了广播收听器，有时，还有苏联军官把广播中的事情消息择要地译给我们听。此外，还经常给我们报纸和介绍苏联事情的小册子看。在衣、食、住方面，尽管苏联正当艰苦的卫国战争初告胜利，对日寇的正义战争甫告结束，人民一般的物质生活，还未脱离战争状态的时候，却对我们做了极其丰裕的待遇。不仅衣食住方面如此，就是在医疗卫生方面，也都是做了十二分的关怀，有医生护士，经常和我们住在一个角落内，甚至连牙医、专门治痔疾的大夫等，也都特意从远处接到这里来给我们医治。洗澡理发等等方面，真是专人专职地分别被派到这里来。日用品以至纸烟等，更都是从来就没有缺乏过一次。可是我呢？却是在这种仁至义尽照顾下，仍旧面从心违地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做着专门替自己一身做打算的卑鄙事情。例如，我曾屡次上书于斯大林元帅，求允许我留住苏联，不愿意回国；还在每次写有关自己罪行材料时，不但经常避重就轻，并且一贯地抱定了推搪遮盖的不老实态度，企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蒙混过关。
就拿我请求留住苏联这件事来说，难道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对苏联有了相当正确认识，致愿意永留苏联，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些力量？难道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到反动国民党的反动罪恶，而不愿意回到它的势力下面来？难道是真个地不愿意重回生身祖国的怀抱，而偏偏愿意永住在在一个当时来说一无认识二无情感的苏联国土内？
当然不是的。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厚着脸皮死乞白赖地去做苦苦哀求，简单一句话，就是害怕回到祖国之后，会被治以叛国的重罪。所以既根本不是对于苏联在当时就有了什么憧憬，尤其不是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有什么在政治上的正确认识，更不是甘心情愿永离祖国而葬身于外国土地之上。而只是为了自己的这块臭皮囊----这个无可原宥的万恶大罪身子，才这样违反恒情去做这样请求的。乍一看似乎奇怪，为什么愿意留住苏联呢？其实是说破不值半文钱的事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怎样违背本心的事情都能够像是变幻术似的在人们面前干出来。除了当汉奸出卖自己可爱的祖国以外，还宁愿在平素毫无认识甚至是一贯抱有阶级反感的苏联内了此一生，不充分说明了我这是为了自己利益的私心吗？另外，由于我那根深蒂固的剥削、寄生反动思想的严重存在，所以我对美、英资本主义的腐朽寄生骄奢淫逸生活方式，总是有些留恋，所以在我当时的心中就曾这样想过：
"如果能够被允许留住苏联，首先我的这条命是可以平安保住的；还说不定有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去住的哩。"这就是我要求留住苏联的终极目的。
总之在那个时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一不是从为了自己不顾其他的一点自私自利观点而来。当反动统治者失败的时候，在外形上是看不出他的本性来的，即使是怎样奇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都会怡然地做得出来。不是在马列主义科学分析眼光下，是不会也不可能洞烛其隐而把他的反动阶级本质暴露出来的。我真是由于学习改造才真正认识了什么是反动阶级本质，才真正认识了我自己。
固然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为了怕死而愿意留住在苏联，而那帮伪大臣呢？他们也同样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认为他们的罪恶比较小，或者不至于回到国内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所以又产生了另一种看法来。那就是他们认为回国以后，不但不会有性命之忧，甚至还可以借着他们自己认为的"声望地位"，说不定还可以钻着"国共矛盾"的空子，能够捞一把也未可知，于是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三人便代表着这帮伪大臣全体的意见，要求我向苏联当局替他们说说情，快些把他们放回去。不但我对于渥罗阔夫中校曾先后两次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就是他们自身也曾在临离赤塔之前，于赤塔市卫戍司令官的晚餐招待会上，纷纷表示了愿意早得释放回国的心情。当然是苏联当局对于自我以次的这帮汉奸的利害不同而愿望各异的意见，认为是一丘之貉般同样肮脏的东西。既是我的请求永住在苏联是个不屑作答的龌龊事，当然对于他们的"别具慧心"的请求回国，也同样是得不到人家理睬的。
这就是这帮汉奸由于自己的利害不同，而产生出来的不同意见。尽管反动本质----为了自己不顾其他的阶级本性，是同出一源的货色，可是在实际表现上则发生了两个绝对相对的愿望与要求，我认为这件事实中，也可以证明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当反动统治者失败了的时候，在外形上是见不出他的本性来的。
那位渥罗阔夫中校，平日对于我们，当然是在阶级感情方面，把是非爱憎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例如，对于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于这帮伪满的汉奸傀儡，即在他言谈中，也能充分看出了这一点来。但是在对于我个人和这帮伪大臣则是极鲜明地表现出对事不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温暖情谊。例如，替我们准备各人的房间，布置家具，供给我们娱乐用的苏联棋、苏联牌以及钢琴之类，还经常拿来各种的酒菜罐头、糖果等物特别地招待我，还有时带着我们到附近的高峰丛林中去散步，等等。真像是待客那样地招待我们，使我在这段时期中，没有感到过什么不舒服不愉快的地方。特别是他那种豪迈诚恳公平无私的态度、作风，自然使我会对于他生出一种信赖的心情。h3二、红河子/h3到了十月初，赤塔早就变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但是自从我们到了赤塔第二天的各个房间内，便都在早晚烧起了俄国式的火墙，一直在过着室暖如春的生活。到了十月底，渥罗阔夫中校就对我们宣布说：将要把你们送到离中国近的地方伯力地区去。于是我们这一行人，便又坐上了苏联当局特给准备的特别软席带各个单间的列车，携带着极其丰富的旅途食品，前往伯力。渥罗阔夫中校还亲自送我们一直到了伯力市郊避暑别庄地带的红河子，把我们交到当地负责人员手中，才殷勤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和我的侄子们，都情不自禁地和他做了拥抱。
在这个红河子我们所住的房舍，是一所背临乌苏里江江汊子的避暑风景地区。从我们所住的楼上，就可以在夏天远眺那在浩荡烟波之间，参差纵横张开绿荫遮盖的群柳，以及翱翔在沙洲之畔往来于金波碧浪之中的钓艇和渡船。还时常可以听到悦耳的黄鹂和苏联青年男女的手风琴和歌声的抑扬合唱。每当明月当空，暮江如练的时候，还可以使人在那江风徐来的楼栏旁，去领略一下饱含诗意的境界。就是到了严冬的时候，也经常在那皑皑无垠、一望坦平的冰雪上去散步。我虽然不会滑冰，但也可以踏着积雪的地方缓步游览。这种生活，不但我在北京时，未曾遇到过，就是在天津以及长春时也是从未领略过的。特别是在夏天时，到江中去洗澡的快味，更是我平生未曾尝到的一个难忘的回忆！
在当时我也曾自己怀疑过：
这就是拘押生活吗？这就是苏联对于我的拘留吗？
在这里负责管理我们一切事务的是一位青年的少校，名叫节尼索夫。他虽然因为兼任着伯力市内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专门收容日伪a级战犯的一个收容所所长，不能经常住在红河子，但也时常到这里来看望我们。特别是到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或是新年的时候，还有时从市内带来酒糖果和种种的饭菜招待我们。日常对于我们的待遇，也是和在赤塔时差不多，后来还有一名中国人给我们做菜饭哩！
不过是，在这里担任屋中院内清洁整理和一切日常生活杂项工作的，已不是苏联的姑娘，而是十名内外的伪满俘虏----大多数为伪满兵士和伪警察等，所以在这里的生活环境，日常空气，便不能像在赤塔时那样的宁谧平静了。例如，有的俘虏则对苏联当局有不平不满；有的甚至和苏联士兵动手打架；有的则企图夺船脱逃；也有的则居然在江边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据说是一个姓董的中将，是为了交涉引渡我们而赴苏联的----私通了声气，致被苏联当局查知，因而对他们分别做了讯问和调动；还有的则装出"跳大神"的样子，来迷惑那些专门盼望回家的人......真是奇形怪状，笔难尽述。
在这里，不但有苏联的报纸经常可以看到，并且还有中文的"实话报"经常拿来给我看。此外，苏联当局还时常地把日帝关东军俘虏在苏联所刊行的日文报纸送给我们看。因此，我对于国际国内的重要事项能随时知道。
不过是在当时，尽管有这样的人道主义温暖好环境，然而我对于祖国正在进行着的人民解放战争，却是一向漠不关心。因为在当时，我对于共产党和蒋记反动国民党同样都是没有什么认识，当时使我最关心的问题，只是自己前途一点而已。我曾认为无论是共产党或是反动国民党谁战胜了谁，反正对我都是没有什么好处，只要我一回到祖国，不问可知，都是对于我绝对不利的。由此而得出结论是：
"唯有留住苏联，才是我唯一平安的道路。"
这种只顾自己不计其他的想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从我那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而来，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一身，至于祖国的前途如何，祖国人民命运如何，在我当时眼中看来，都是漠然不足以关心的东西。
还有在苏联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苏联当局也是本着启发我挽救我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想由渐而入地使我以次的这一帮大大小小寄生虫中比较年轻些的分子，能够从事于自己生活环境内的轻微劳动，如刷饰屋宇，除草栽花之类的工作----当然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劳动，不过是在我这寄生虫成习的眼中看来，那些不足称为劳动的劳动简直是一种"苦役"了----因此，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在这种由浅入深的善诱善导下，逐渐地改变了一些一贯轻视劳动避忌劳动的旧思想观念，而渐渐地干起收容所小农场的耕种收获工作来了。可是我呢？虽然也同样受到了这样温暖耐心的启发，但仍是由于自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茶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旧习性，仍然是轻视着劳动和过着酷使自己带去的侄子和用人的奉尊处优不劳而食的生活。总之，我在那个时候，成套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和扎根极深的"人上人"习惯，还是完全在支配着我的日常语言行动。所以，像是请求留在苏联，而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及随时随地竭力替自己的罪行打掩护，并种种数不过来的欺人自欺的心劳日拙行为，等等，就整个概括了我在苏联那几年的生活全部过程。
在这段时期内，我还把携往苏联的一些民脂民膏----由伪满带去的封建统治者的贼赃，珠玉宝石之类，献给苏联。但是这一"捐献"的动机是不纯的，是要想借此买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而把其中好一部分的东西悄悄藏到皮匣箱底，以备日后在苏生活之需。但对于在箱底藏纳不下的东西----许多珍珠，穷于处置，于是就在我弟弟的"深谋远虑"建议下，把这些无法藏匿的余赃珠子使我侄子投入火墙炉中烧毁掉。像是这种献纳动机不纯和毁坏人民财产的罪恶行为，以及隐匿余赃的欺骗行动，从今日回想起来，不仅觉得脸上发热，而且是又一次加重了罪行。
此外，我在当时，还曾费了不少日子，每天从红河子到伯力市内苏联的内务局去，暴露了不少日寇在伪满十几年来的重大罪行。固然在当时，对于自己应负的罪责做了不少的推诿逃避，但总的说来，那些日子的揭发和暴露，也是曾给我后来到日本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做证----为和日本法西斯战犯首魁的当面对质提供了条件并开辟了道路的。因此，我认为对我说来，确是一种值得感到痛快的事情。
在红河子住了约九个月之后，就移到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去了。h3三、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h3到了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虽然在那里收容着有日本侵略军少将以上的法西斯战犯（日寇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都在内）和伪满的那批伪大臣等将及二百余名之多，但是在一起初，仍是让我和我的弟弟妹夫侄子等，另住在楼下的一角内，不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在院中散步时，也是在另一角落内，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就连我每日三餐也是从不到大饭厅去吃，而是由我侄子等给我端到我所住的房间里来独自享用。因此，在关起我住的房门后，在我的那间居室中仍是由我说了算，我仍然是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