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六、吉冈安直/h3一提起这个吉冈来，便不由得把我的牙根恨得发痒。他不但是在伪满时代，从中佐一直升到中将，一连十年多，总是缠在我的身边，就是我在天津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他，但总是越来越厉害地纠缠着我，影响着我，还不住地把我往罪恶深渊中推。就在他一贯和我狼狈为奸的情况下，真不知祸害了多少祖国东北人民！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才在苏联军队的伟大降魔宝剑下，把我和他的这种难解的怨缘给痛快地一刀两断了。
关于天津时代的事情，由于已在第二章中说过一些，现在不再赘述。此外，还因为他的魔影，已经是十数年如一日地不住贴上了我，特别是在伪满的那段时期，他更和我成为每当有我时，必定少不了他的情形，真如同形影相随一般，所以关于他的可恨的回忆----在我则成为可耻的回忆、可怖的回忆----多得犹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当从何处说起。因此，我想只就较为突出和比较严重的实例举出若干来，作为我对他的没齿难忘的纪念吧！
（1）从日本鹿儿岛来的"好消息"
他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被调回日本之后，便在日本鹿儿岛某联队内任大队长。那时我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的"学习院"读书。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夏季的事情吧，当他正打算利用暑假回国时，吉冈便去信邀他借回国之便，可先绕道到鹿儿岛盘桓几日。当住在吉冈家中玩了几天之后，临行的时候，吉冈便神秘已极地对我弟弟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他不是没有前途的！"我弟弟听了这种颇富含蓄的弦外余音之后，因为这种话，也正合乎他平素的口胃，他就认为这确是一个"好消息"，于是便兴致勃勃地把这几句充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自供状，谨记在心。到天津之后，便立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有这样的难弟一定也有这样的难兄，我听了这番话后，也认为这确是"好机会"即将到来，而不觉喜出望外。
请想一想吉冈所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这岂不是等于说，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对我东北来进行什么阴谋活动？并且，这岂不是意在言外地说，日寇已经准备好要利用我的吗？只要是稍有一些起码的民族气节和起码人心的话，谁还能不满怀愤怒地立即向祖国人民大声疾呼而尽力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卑鄙阴谋！而我则是由于有了甘愿供敌人利用的不良居心，所以不但是丝毫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义愤，反倒别有会心地认为良机即将到来，真是越回想此事，越觉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吉冈的万恶和我以及我弟弟的万恶！
他是这样来到我身旁的：
在伪汉奸政权成立后，也正是我弟弟溥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法西斯军事教育的时候。偏偏冤家路窄，这个吉冈安直也被调到该校，当上了教授战史的教官。吉冈为了要从我的身上去找他自己的立身出世道路，便拼命地对我弟弟进行了一系列的套头、拉拢。例如每到星期日或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他总是死乞白赖地非把溥杰拉到他家去玩不可。当然不用说，每次都是好酒好菜地殷勤招待的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弟弟说："我不久或许能到满洲国令兄那里去工作也未可知。不过是，在那里工作也不很容易。如果没有关东军军部的力量来做后盾的话，简直是一步也行不通。如果日本陆军省方面一定非要我去不可，那么，我就非得先和他们约法三章不可。否则我宁可不去，也不能到那里去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是：得让我兼上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才行。"他说到这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感慨无量地继续说："像是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有根子可扎，所以他们才都一个一个地失了脚......"
过了些日子，他又对我弟弟说："现在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决定要派我到新京----长春----去了。请你先给令兄写封信，就说吉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里工作的话，拿咱们的关系来说，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不过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你可以告诉令兄：我是不能和他们（指伪宫内府的伪官吏而言）成天际在一起鬼混的！"
于是，我弟弟就忠实地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替他做了"先容"。
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吉冈是为了要用两面讨好、两面取巧的所谓两面光的办法，来制造并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他为什么非要兼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不可？
那就是为要在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狗皮之上，再挂上一副金黄黄的参谋带，好来吓唬我以及伪满当时的所谓大官们，好使这些走狗在那明晃晃刺刀的背景下，服服帖帖地听凭他的任意摆弄。
为什么要通过溥杰之手，要求我事先替他准备好一间办公房间呢？
那就是为要使日本陆军省以及关东军看一看，他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也可以说是"好朋友"，好使日本军方认为除了他，便不会再有这样"胜任的"、能够操纵我的"适当人才"。他就是使用了这样的手段，因而得到并巩固了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才能从一九三四年前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双双垮台为止，总在担任着支配我一切的特务----也就是操线工作。凡是日寇有什么阴谋企图，需要我去做开路先锋的时候，便由他口头命令，或是用什么纸条子台词的办法，让我去做传声筒，或是带头人。
总而言之，他在一起初，就是用这种两面取巧、两面挟以自重的方法，混到我的身边，并由于他能随时随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于是就把他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抬高和巩固起来了。
溥杰是在他的完全利用之下，替他忠实地铺平了十几年的为非作歹的道路。
我则是在他的整个操纵下，做出了无数祸国殃民的罪恶行为。
以上所列举的，只不过是他的魔爪才伸出来时的概略情景，至于以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逐渐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看到后面就可明白。
他是这样替自己增加骗人"政治资本"的。
吉冈安直很喜欢绘画。如果从严格的艺术眼光来看，他的所谓"绘画天才"也只是曾把他过去在小学时代所学到的技能，更在几十年后的脑海深处，重新捞取上来的程度而已。他不但是拿他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特技"，曾唬住了那帮满脑袋大和魂与满肚子法西斯精神的日寇军官，他也曾把他的所谓"文采风流"的"写生画笔"，当作他向上爬的阶梯呢！
他就是这样地自己把自己吹捧起来的。
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他认为即使自己花多少钱把这张画装裱得多么富丽堂皇，依然不会唤起一般人的惊奇赞赏，所以就拿这幅画去求在伪满当时既有"大书家"之名，又有伪国务总理之位的郑孝胥，给题上一首诗。当然郑孝胥是不能而且不敢吝啬自己的笔墨了。于是他又把这张既画且诗的画拿到我这里来，要求我也在上面给他题几个字。当然我也不能例外，只有点头遵命的"自由"，而不敢摇首拒绝的。于是他又把这幅既有伪"皇帝"题字，更有伪国务总理题诗的画，拿回日本，献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
因此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中，就喧腾起"彩笔军人"的"国际佳话"来了。
他的"画名"，一瞬间被抬高了。同时他在敌伪间的所谓国际个人地位，也抬高起来了。
（2）敌伪双方上层人物之间的一座桥梁
这个吉冈安直，虽在我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部之间，巩固了他个人的所谓初步地盘基础，但他又怎能以此为满足？仍是时常找个题目回日本到陆军省等方面，去做"事务上"的联络。不过，他哪次也不肯空手来去，总是绞尽了脑汁想一些可以显示一下自己才能的方法，作为他衣锦还乡的装饰。
例如他经常在临行时，动辄来教导我说："可以做些点心，或是找些东西，交我给日本皇太后送去！"等到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把一些日本点心和礼品等带回来，说是裕仁母亲亲自交他送给我的。
还有一次，在他临赴日本之先，又来启发我说："你这里，不是有唱片录音的机械么，我教给你几句日本话，你可以把它灌入唱片中，交我给日本天皇带去！"我现在还约略记得他所教给我的那几句日本话，就是："我谨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不过，这次他却没有把裕仁祝我健康的"回礼唱片"带回来，因为裕仁是不会像我那样低三下四地问候的。
他是专门往我脸上涂泥的。
有一次，吉冈又画了一面山水屏风，拿来给我看，说这是为庆祝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侵占了新加坡，而画出的精心殚力之作。并要求我在屏风上题上几句歌颂"皇军"战胜的诗。因为像是这样的事情，都是他在平日最擅长的本领，也用不着怎样去多分析它，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他怎样经常往我脸上涂泥的事情。
既然对我这样地吩咐下来，我当然也就不能珍惜自己的脑力与时间----尤其是丧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应有的良心，而必须呕心呕肝地给他题上几句赞颂"皇军赫赫战果"的昧心诗了。
不用问，这张有画有诗的屏风，不但可以满足了吉冈"阁下"的"画以诗重"的----向他上官献媚基本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无形中煽起这个法西斯匪首的凶心杀气，并且也可使我进一步完成当汉奸的卑鄙无耻差事，于是我这久已沾满了泥污的脸，又被他给厚厚地再涂上一层新污泥。
还有，每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所制造出来的侵略战争中，偶尔获得了一次暂时的所谓胜利的时候，这个万恶的吉冈安直，哪一次也未曾忘掉往我脸上一层一层地来涂泥。他总是一方面叫我给裕仁拍电报去祝贺"皇军的大捷"；一方面更是定而不可移地叫我到伪"建国神庙"那里，向所谓"天照大神"致祭，用来表示一下对"神佑"的"由衷感谢"和默祷日寇的"连战连胜"。
像是这样地蓄意往我脸上涂泥，并不只是一次或两次，而是接二连三，并且是涂得越来越不像话。特别是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败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也就是当敌伪报纸上，也不得不越发频繁地登载"皇军"大批"玉碎"消息的时候，吉冈让我赴所谓"神庙"去哀求"皇军战捷"的次数，也就日益增加起来。像是这种不是人干的丑事，这种不堪寓目的汉奸丑态，一直到"八一五"敌伪一齐垮台，才算是给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
（3）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
吉冈在刚来到长春时，尚不似后来那样嚣张，还懂得什么叫作客气。那时他曾对人吹嗙过他和我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他曾说溥杰和我是手足的关系，他和我虽还不够手足一般，但也可以算是"脚指头"的关系吧，等等。
等到他逐渐把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关东军中的阶级地位又高了一些，对于自己权势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他的言语、态度也就如同水涨船高一般，跟着就有了变化。他曾对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像是这种论理学"三段论法"式的不科学言辞，真是使人听了比刀扎还难过。但是，既然当上了汉奸，只能是虽然不爱听，也得听下去。听了难过，又当得了什么？
再过些时候，由于他的势力又加大了些，于是对人便不再自居于我的脚指头的地位了，并且还飞跃一步超过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说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类的话来了。
等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这个汉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时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沟，当要"携"我起程时，对我的态度，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连对于普通一般人起码应有的礼貌也不见了，简直是变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当我正在那惶惑不定的时候，他曾声色俱厉地对我说：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h3七、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汪逆精卫/h3这个曾经勾结日寇祸害祖国人民的蒙奸元凶巨魁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我的关系，并不是在伪满时代才开始，而是远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在北京开始的。乍一起初，他是和我弟弟溥杰有了相当的来往。那时每当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京去的时候，必定先要到"醇王府"找我弟弟玩，有一次还特地从蒙旗亲自带来一匹好马送给我弟弟。在我结婚的时候，也曾特派专人给我送过厚礼。当我到了天津以后，他还在溥杰的写信介绍下，到天津见过我，并送了我一万元。而后虽然一度断绝了联系，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因为他勾结了日寇在西苏尼特扬起甘心卖国的叛旗，致被傅作义军队给打得落花流水，致把他的巢穴----百灵庙也丢掉了的时候，他曾向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出了乞怜哀鸣：
"如果日本再不来帮助"，他便"将到满洲国来逃命"！后来他更配合着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向察绥地区扩张，他才又回到百灵庙老巢，成立了人人唾骂的伪蒙疆政权。后来，他有一次到伪满来见我，我就在当时我所住的"缉熙楼"寝室外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因为并无旁人在座，便对我发出了对日寇在内蒙古的种种骄横跋扈行为的牢骚不平。不料第二天，吉冈安直便来问我：
"昨天你和德王曾谈了些什么话？"
"仅仅是些闲谈而已。"我不安地回答说。
他更追问我："你们在昨天的谈话中，曾谈到对于日本人的不平不满问题没有？"
我没敢承认这一点。只能是对他施展出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个干净说：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实。编造出来的假话！"
虽然吉冈安直并没有拿出宪兵问案的神气，向我赶尽杀绝地穷究，但是从此以后，德穆楚克栋鲁普便不能再单独地来见我了。只能是在所谓正式见面或是在公式宴会上和我做一些仪式上的酬酢交谈，并且就连在这种所谓公式场面上，也总有吉冈紧紧贴在我的身边，做着毫不放松的监视，还美其名曰"侍立"或"陪宴"呢。
自从这一"侍立"之风兴开以后，无论我见任何外国人，就连见日本人也不例外----当然不用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与关东军有关方面的军官以及在伪满的日本人伪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这个吉冈，以伪"宫内府御用挂"的名义，寸步不离地在我身旁，做着"侍立"或"陪宴"的差事。
现在再谈谈关于汪逆精卫的事情。
在一九四一年，当汉奸汪精卫登了伪南京政府的"大宝"，访问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后，也曾以后辈汉奸的资格和"睦邻"的名义，访问了伪满。当他决定要到长春来的时候，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并说我应该亲到"新京"车站去迎接他。理由是：他也是"一国的元首"。我为了献媚取悦日寇起见，便厚颜无耻地对吉冈说：
"日本天皇所派来的秩父宫（雍仁）殿下到满洲国来的时候，这当然我根本应该亲自到车站去恭迎，但不愿意同样去迎接汪精卫。我怎能把汪精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样看待？"
说实在话，我所以要表示这种态度和发表这样谈话，除了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欢心而产生的卑鄙谄谀念头，当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甘亲到车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那就是汪过去在辛亥革命当时曾一度潜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银淀桥畔埋下了炸弹，想要暗杀我父亲载沣。这也就是我在这反动阶级本质的本能作用下，对于汪一贯心怀仇恨的唯一原因。
如果是对于我上述的两种心理----谄媚日寇和仇视汪的双重心情加以细密分析的话，那就可以立时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为汉奸的本色；后者则是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天下"一贯本质。
还有，当汪精卫来看我的时候，吉冈安直自然是不肯放松他那旁坐监视之责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谈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出于汉奸同行相互间的惯用术语----溜须捧盛的滥调之外。例如彼此都在无耻强调着"我们应该一致协力于日本的圣战，好来完满达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历史使命"之类的汉奸习用套语。
当汪正式访问了我之后，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内回访过他一次。而后还为他开了一个宴会。就连在那次的宴会席上，在这两个汉奸头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异梦的干杯。当我们各自举起酒杯时，当然也是要异口同音地"庆祝"一下所谓"日满华合作万岁"的了。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残余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样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来，同时还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汉奸都是怎样地异途同归于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来。特别是那种丧失民族起码应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拼命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丑态，真是已经都到了异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这种不谋而合的丑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卖国奴心情，这种使人作呕的卑鄙龌龊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岂但是无以自解，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h3八、第二次访日的内幕/h3关于这次赴日迎接伪"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阴谋的远因来说。当那个曾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致被调回日本闭门待罪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他临离伪满以前到我处来辞行时，尚还没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阴谋毒计而含蓄颇深地对我说：
"现在日满在这样一体不可分的关系上，更应该在宗教信仰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才对。"
在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并未能悟到其中的含义，只不过是姑妄听之而已，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后来，当梅津美治郎继植田之后做上了关东军司令官，命吉冈安直告诉我说，应该亲往日本去迎接伪"天照大神"时，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于是我就思前想后地把一些远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来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伪"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做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恶辣阴谋。只不过是对于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样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伪"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来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