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里虽然有许多受欢迎的著名人士来到我家，但在我独处的时候，依然有一群高贵的人物神秘地围在我周围，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名人遗墨搜集本里收藏着的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的手迹。我通过这种方式把著名人物的踪影召唤来了。我十五岁那年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经过几年的摸索，逐渐取得了经验，办法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从单纯的一般搜集达到科学地汇编水平，所以我才能够说，现在我从事的是一项艺术工作。开始时，我像所有的新手一样，只追求把名字——名人的签名搜集起来；后来才出于好奇的心理，搜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断；这些手稿同时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造物者的秘密乃是最玄妙最深奥的谜。大自然不让人摸清造物者的秘密：地球是怎么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看到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给自己蒙上了一层面纱。就连诗人和音乐家事后也无法说清灵感产生的那一瞬是怎么回事。当一部作品变得非常成功时，就是作者本人也弄不清作品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一般词句是怎样变成诗句的，个别的音节组合是怎样成为千古流传的旋律的。对这种捉摸不定的创作过程能够提供一点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的，就是艺术家一页一页的手稿，尤其是那些几经涂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初稿。后来的定稿就是从初稿逐渐形成的。收集所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的底稿——这些反反复复的修改稿，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搜集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一个更有意识的阶段。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我觉得是一种乐趣；我也愿意花费精力到藏匿很深的地方去寻找某些底稿。搜集底稿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我除了搜集名人的手迹以外，还搜集所有写名人手迹的二手书，以及业已出版的手迹本的全部目录。我已经搜集到四千多册有关书籍，从数字上讲，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比拟的私人藏书。即便是一个商人也不会用这么大的精力和热情倾注于这门科学。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在搜集名人手迹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了专家，每一页重要的手稿在什么地方，谁收藏着，是如何转到收藏者手中的，这一切我都知道。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鉴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很多专业人士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或者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

虽然如此，我搜集手稿的雄心有增无减。仅仅搜集反映上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满足。单纯扩大搜集量对我也不再有吸引力。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搜集物的精选上，我最后十年的搜集工作重点就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以前是专门搜集反映诗人或音乐家创作过程的手稿，那么后来，我搜集的重点逐渐转到搜集艺术家创作鼎盛时期的手稿，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换句话说，我搜集的不仅仅是诗人的任何一首诗的手稿，而是他最优秀诗篇的手稿，而且尽可能是一首不朽之作的手稿——用羽毛笔或铅笔记录下灵感中的诗篇已成为千古绝唱。我正是要从这些不朽巨人遗留下来的珍贵手稿中搜集到为世界创作不朽作品的手稿。这种搜集工作极其不易。

好在我的搜集工作从来是持续不断的，如果搜集到一页意义重大和更具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页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会把过去收藏的任何一页剔除、卖掉或拿去交换，因为这已不符合我收藏的最高标准。我觉得很奇怪，有些非常困难的事居然也能成功，除了我之外，只有很少的人具有这种技能，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有搜集这种重要手迹的经验。我搜集的最初手稿或者是具有开创性的、永久意义的划时代宣言文稿，搜集到最后，先是一皮包，然后是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的整整一箱子。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飘泊不定的生活，我编写的收藏品目录早已丢失，所以我只能列举几件收藏品，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我的收藏中，有一张达·芬奇的工作笔记手稿，是向左倾斜的笔体写的对素描的附注；有四张拿破仑用几乎不易辨认的字体写给他在里沃利的士兵们的军令；还有用大幅印刷纸印的巴尔扎克一整部小说，每一印张上都有上千处字迹甚为清晰的校对，说明他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幸亏美国的一所大学对这部校样影印了，它才得以保存下来）。收藏品中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鲜为人知的最初手稿，这部为他所爱的科西玛·瓦格纳而写的手稿在《悲剧的诞生》发表很早以前就已写成了；还有巴赫的合唱组曲，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咏叹调和亨德尔的咏叹调，而亨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稀世罕见的。我总是搜集那些最富有特点的手稿，有幸大部分都搜集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卜赛人之歌》，肖邦的《船歌》，舒伯特的千古绝唱《音乐颂》，海顿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这首不朽的旋律。在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能够成功地做到：从搜集具有独创性的单一的手稿扩大到搜集能概括艺术家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所以，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十一岁时稚气未退的手稿，而且还有他为歌德的《紫罗兰》所谱的歌曲手稿，这是作曲家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莫扎特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现费加罗“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小天使咏叹调；还有那些从来没有发表的写给巴斯勒的一份很粗鲁的信和一首轻佻的卡农乐曲；还有一页他逝世前不久写的《狄托》中的一首咏叹调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从他九岁时的一篇拉丁文译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在八十二岁时作的一首诗的手稿。这中间还有他的不朽名著《浮士德》的一张双面对开的手稿；还有他的自然科学论文的原稿，许多诗作的手稿以及他一生中各个阶段选出来的绘画手稿。这十五件宝贵的手稿可以概括歌德的一生，清晰地勾画出歌德的形象。但是，我搜集的我最崇拜的贝多芬的手稿却不能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发行人基彭贝尔格教授在搜集歌德和贝多芬的手稿方面是我的对手和竞争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搜集的珍贵的贝多芬手稿是无人可比拟的。但是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刻。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能够提供这样的材料。且不说我除了搜集到他年轻时代的练习本、歌曲《吻》和《哀格蒙特》音乐的片断外，还有说明他一个阶段特征的手稿。我遇到过一次幸运的事，我得到了贝多芬房间里的全部摆设，这些摆设是贝多芬死后拍卖的，后来由枢密顾问布罗伊宁购得，然后转让给我的。这些摆设中，主要是那张大写字台和藏在抽屉里他的两位恋人的画像：一幅是吉乌莉塔·古西亚尔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尔德蒂伯爵夫人；还有那只直到他临终一直在使用的床头钱柜；那张小型的斜面桌，在他生病卧床时总是在那里写乐谱和信件；还有一绺他在临终床上被剪下的白色鬈发，以及讣告信函等，还有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洗衣单，可以拍卖的家具什物清单，以及他在维也纳的朋友为他无依无靠的厨娘莎莉认购遗物的单子。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总会碰到好运气，在得到贝多芬的一切遗物之后不久，我又碰到一次机会，搞到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大家知道，三月二十六日那一天，贝多芬正在弥留之际，舒伯特和他的朋友画家约瑟夫·特尔切尔想把临终的贝多芬画下来。可是那位枢密顾问布罗伊宁却认为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把他们轰了出去。此后那几份素描匿迹了数百年，直到这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的几十本素描手稿在布尔诺的一次小小拍卖会上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时，那三幅素描原件才突然出现。我如获至宝。不知怎地，好运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个商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对贝多芬在临终床上的画像真迹感兴趣。我回答说，我已经有了。后来才弄清楚，那张打算卖给我的真迹原来是丹豪塞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临终遗像的石版画。于是，我把所有那些以视觉形式保留了那个值得纪念、真正不该消逝的最后时刻的画像收藏在一起。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些物品的占有者，而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代的保管者。我之所以不是占有者，是因为把收藏看作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占有的欲望，据为己有的欲望，把一切珍品搜集到一起只是一种癖好。当时我就意识到，搜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说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虽然我搜集了不少东西，可是我迟迟不能整理出一份目录，因为我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工作刚开始进行，搜集品尚不完善，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在我死后把这些独一无二的收藏品交给一个能满足我要求的研究所，也就是说，该研究所能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按照我的做法去继续完善这种收藏。如果这样做下去，那么我的全部收藏就不会僵化，而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体，它会在我身后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变成越来越完美的齐全的收藏。

可是，对我们这一代经受考验和磨难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后事的。随着希特勒时代的开始和我远离祖国，我搜集藏品的兴致一下子荡然无存；再说，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存放在哪里更安全。有一段时间，我把一部分藏品放在保险柜里，寄存在朋友那里。后来，我决定按照歌德的话去做，“如果博物馆、收藏馆和兵器库得不到继续充实的话，还不如把它们封存起来”。我宁可与搜集工作告别。离开奥地利时，我将收藏的一部分赠给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朋友们，还有一部分我变卖给了别人；其余部分，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就无从知晓了。我的兴趣从此转到自己的创作上来，而不再为别人的创作费心劳神。我放弃了收藏，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这个敌视一切艺术、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必须重新学会一种新的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同我们过去视为骄傲和热爱的一切诀别。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在萨尔茨堡为我服务的那个老实诚恳的邮差，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个倒霉的日子。因为德国有这样一种好习俗，一个作家过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报纸就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那位老邮差必须把大批信件和电报从一级级陡峭的台阶上拖上来。我打开信件之前就在思忖，这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我不安地回首往事，我已经走过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上奋进。我仔细琢磨已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阿尔卑斯山的山区，然后又到那块倾斜的谷地，同时我的心又不得不想到，那块谷地很可能是罪恶之地，我没什么可感激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望的多得多。各种传播媒介，我利用它们而求得发展，通过它们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我童年时代的大胆梦想。岛屿出版社特地发行了一本我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著作的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寿辰的礼物。它本身就像一本书，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保加利亚语、芬兰语、葡萄牙语、亚美尼亚语、中文和马拉提文。传播媒介还把我的话和思想用盲文、速记、各个国家的铅字和方言传播到人民中间，我的生存空间远远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结成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完美的演出；我曾游览和观赏过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我始终自由自在，不受工作和职业的羁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也给他人带来了乐趣！还有什么不幸的事会发生呢？到处都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么多的书毁掉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完全没料到以后发生的事。）这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这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有一天我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恐惧地想到死，想到过疾病，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预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驱出家门的人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这片海洋到那片海洋，浪迹天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变得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一样受到指责；我也没有想到我那一班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都放在我的桌子上。现在当我遇到他们，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三四十年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杀。我没有想到我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会很快地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达到顶峰的时候竟要我这颗精疲力尽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庆祝我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非常满足，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我的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写作，我已出版的书籍也足够我生活。我似乎得到了一切，万事如意。那种安全感，早年我在家庭中获得，而后又在战争中失去，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又重新获得。我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呢？

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是在我知道不希望得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在我心中出现了一种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心中好像总是隐藏着一个疑问（不只是我自己），要是你的生活四平八稳地这样下去，始终这样一帆风顺，始终这样有条不紊，始终有收获，始终这样舒适和没有新的焦虑和磨难，难道果真就不错了吗？这种富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难道不是完全符合你的本性吗？我沉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住的那栋房子，已按照我的意愿修理得相当漂亮了。难道我不应该永远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下去？不应该始终坐在那张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写下去？然后又等着一笔又一笔的版税？渐渐变成一位受尊重的先生，用正派端庄的德行维护自己的名声和著作？与一切意外事件、一切焦躁不安和一切危险隔绝？难道我应该在笔直的、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岁？我一直这样梦想着，对我来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鲜事，一些使我不安、焦急同时又能促使我年轻的事，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些事能够促使我去从事新的、也许是比较危险的斗争。在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反而渴望坎坷。在我五十岁生日那一天，内心深处居然有一种邪念：但愿能发生一些再一次把我从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强拉出去的事，但愿出现迫使我不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必须从头开始的事。难道我这是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迟钝的表现？抑或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更艰苦的生活？对此，我无法知道。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由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出的想法，根本无法说清楚，也肯定不是从清醒的意识中产生的。它只是我感到的突然出现的一种念头，也许并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从莫名其妙的深渊里发出来的鬼念头。它已经在我周围，而我并未觉察。控制我生活的那股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过我许多从未希望也不敢希望的愿望。但是，现在这股神秘的力量却举起了自己的手，要把我的生活击个粉碎，迫使我在自己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罗歇·马丁·杜加尔（1881—1958），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蒂博一家》。

赫·乔·威尔斯（1866—1946），英国科幻小说家。

帕纳伊·伊斯特拉蒂（1884—1935），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小说家。代表作有《安格尔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菲的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

乔治·索列尔（1847—1922），法国新闻记者、社会哲学家。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

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1892—1934），奥地利政治家，曾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四年在纳粹分子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中被杀害。

库特·冯·舒施尼克（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多尔富斯被杀后，他继任奥地利总理。

萨科和万泽蒂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人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尽管证据疑点颇多。一九二一年被判有罪，并于一九二七年被处死。

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是一个爱给主人帮闲的音乐师。

莫扎特于一七九一年创作的歌剧。

指希特勒曾一度居住的萨尔茨堡。

印度孟买省中部马拉提人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