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日益临近。后来，演出非常成功，《法兰克福报》像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国内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协约国的几位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这并没引起我多大的不安。我觉得，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的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已不再像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局势将会明朗。可是，我不想在苏黎世待到战争结束。因为我的目光逐渐变得更清醒、更机警。我刚到达苏黎世时怀着满腔热情，原以为在所有的和平主义者中间和在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找到有决心促成欧洲和解的真正战士。但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装扮成流亡者和坚守信仰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人物，他们是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劳的，被收买来监视每一个人。每个人凭着自己的经验也能作出判断，这个安静又正派的瑞士已被两个阵营的情报人员像鼹鼠打洞似的破坏了。倒纸篓的女工，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吞吞的旅店招待，他们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同时为两国服务。箱子被偷偷打开，吸墨纸上的印迹被秘密照相，信件在途中不翼而飞；旅馆大厅里花枝招展的妇女向每一个男人做出令人讨厌的媚笑。一些从未听人说起过的异常热情的和平主义者突然登门拜访，要求我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索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的地址。还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到拉绍德封给工人们作一次演讲，报酬高得叫人生疑，而那里的工人对此毫无所知。真是得处处小心提防。没过多久，我终于发现，绝对可靠的人真是凤毛麟角；由于我不愿意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所以我的交往圈子越来越窄。更何况，即使在可靠的人的家里，那种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也让我感到无聊；再加上那些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更使人无法忍受。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永远反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他觉得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这个教条，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我觉得继续留在这充满扯不尽的空谈的混乱环境里，自己的头脑也会混乱起来，与他们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德失去信心。于是，我离开了。实际上，所有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真正地造反；即兴凑合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人懂得政治是怎么回事。到了战后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还是抱着吹毛求疵、诸多指责的否定态度，正像当年的反战作家一样，在战后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写出重要作品。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的争论不休的时代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有兴趣的、有才华的人组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亦悄悄散了。每一个小团体也不复存在，因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小山丘上就能够眺望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远又小，还可以看到城里教堂的塔尖。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的几个知心朋友。到这里来的有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那些被蒙住眼睛、被本国空话震聋耳朵的人猛然惊醒，看来德国的失败在所难免。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从现在起他要实行“民主”。我们知道事态已经非常严重，警钟已经敲响。我坦白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在语言上思想上同德国人是相通的，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在所难免的事快些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自己的“和平胜利”而葬送了几百万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瑞典。但那一天却带给我们许多宽慰。因为我们相信——那时全世界都像我们一样——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就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我们深信威尔逊的伟大纲领，好像那也是我们自己的纲领。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曙光。我现在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傻。只不过傻的不只是我们。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热烈欢迎威尔逊，把他当作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因为地球上终于有了一个去建立正义和博爱王国的空间。我们梦想着立刻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地狱般的生活已经过去，我们还怕什么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对自己说：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中的更美好的、更人道的世界。

海因里希·拉马施（1853—1920），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家，曾任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曾任奥地利内阁总理。

伊格纳茨·赛佩尔（1876—1932），奥地利政治家、天主教神父，曾两次出任奥地利总理。

乔治·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军官、殖民者。一五一九年他率舰队在圣胡安·德·乌卢阿登陆后，焚毁全部船只，以示征服墨西哥的决心。

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1746—1826），西班牙画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他以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创作了题为《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贝拉·库恩（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领导人。

库特·艾斯纳（1867—1919），德国记者、巴伐利亚社会党领导人。

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64—1921），奥地利新闻工作者，一九一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弗里茨·冯·翁鲁（1889—1970），德国作家。

赖因哈德·弗兰克（1882—1961），德国小说家。

安德雷阿斯·拉茨科（1879—1943），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

赖因哈德·拉加茨（1868—1945），瑞士新教神学家、苏黎世教义神学教授。

罗贝尔·费齐（1883—1972），瑞士日耳曼学家、作家。

奥斯卡·弗里德（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瑞士西部城市，以钟表制造业闻名。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