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巴黎来到伦敦，就像一个人从炎热的夏天一下子走进阴凉之中。一个人刚到伦敦，首先就感到冷得发抖，但眼睛和感官很快就适应了。我原本打算在英国逗留两三个月，作为自己的一种义务。因为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是沿着这个国家的轨道向前运转的，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那么怎么能够理解这个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影响呢？我也希望通过大量的会话和频繁的社交好好练一练我蹩脚的英语。顺便说一下，我的英语从未真正说得流利。可惜我没有达到目的。我像所有自欧洲大陆来英国的人一样，与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人，在文学上鲜有接触。在这里，每天早餐的谈话和在小小公寓里简短的交谈，谈到有关宫廷、体育比赛和社交聚会等话题时，我总觉得非常不适应。当他们谈论政治时，我完全插不上嘴，他们所说的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谁，是宫廷大臣还是别人。而英国的绅士们称呼人只称名字，不喊姓。马车夫说伦敦底层的话，我听不懂，耳朵像聋了似的。所以我的英语水平没有我所想的提高那么快。我曾去教堂听传教士优美的措辞；我旁听过两三次法庭的审理；为了听标准的英语，我去剧院看戏。在巴黎处处能遇到的社会活动，轻松愉快的生活和同伴情谊，我在伦敦必须费力地去寻找。我找不到一个同我研讨我感兴趣的问题的人，同样，我对体育、娱乐、政治以及他们平时关心的事毫不感兴趣，也不十分理解。所以在那些好心肠的英国人看来，我大概是一个缺乏修养和呆板的人。把自己与一种生活环境和当地的一群人从内心里打成一片，我从来没成功过。所以我在伦敦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

起初，我想通过游逛好好了解一下伦敦。到伦敦的前八天，我在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走得脚底灼痛。我以一种大学生的责任感跑遍了导游手册上的所有游览点，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到英国国会。我学着喝英国的淡啤酒，也用英国正流行的烟斗代替法国的卷烟；我从上百件小事上尽量去适应当地的环境。但是，无论是社交界还是文学界，我都没有真正与它们接触过。如果谁要从外表上看一下伦敦，只需走马观花看看那些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譬如说，只是从伦敦数百万家商号门前匆匆走过，除了看到每家擦亮的大同小异的铜招牌以外，你什么也不会了解到。我到过一家俱乐部，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坐在俱乐部又软又厚的安乐椅上，使我在精神上昏昏欲睡，这恰好说明了这里的氛围就是如此。我可享用不了这种柔软松弛的环境，就像有的人不会用全神贯注的工作或者体育活动来消除疲劳一样。一个真正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有闲暇的人，如果他不能把一切繁琐无聊的小事抛开，去追求一种高尚的社交艺术，伦敦就会把他当作异己排斥在外。而巴黎却会愉快地让他参加到自己更热闹的生活中来。在伦敦，我犯了一个错误，当认识到错误，为时已晚。到伦敦后，我本该找一份工作，诸如商店的见习生，报社的秘书等，来度过在伦敦的两个月，这样可以使我多了解一些英国人的生活，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两个月来，我只看到了伦敦的外表，经历得很少；那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在大战期间我才得到了一个关于英国的实际的概念。

在英国的诗人中，我只见到了阿瑟·西蒙斯，通过他我得到了叶芝的邀请。我很喜爱他的诗，纯粹出于兴趣，我翻译了他的优美诗剧《水影》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知道他邀请我参加的是一个朗诵晚会，他邀请的一小部分人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坐在那个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显得有点拥挤，有的人甚至坐在垫脚的小凳上，有的人索性坐在地板上。大家落座之后，站在黑色（或者是盖着黑布）斜面桌旁的叶芝把两支手臂粗的祭坛蜡烛点燃，房间里的其他蜡烛顿时熄灭，朗诵开始了。在微弱的烛光下，叶芝留着黑色鬈发的脑袋和他的动作，显得轮廓分明，似剪影一般。叶芝缓慢地、低沉地、富有乐感地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点刻意的味道。他的每行诗句都铮铮有声，颇具分量。他朗诵得很动人，确实也很庄重。我感到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他那一身不自然的打扮，他穿着道袍似的黑色长袍，活像一个神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认为，这是粗大的蜡烛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得这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会并不像是文学欣赏会，反倒像一次祭诗的仪式——但是，另一方面，这晚对我产生了一种新奇的诱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想起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歌时的情景：他只穿着薄薄的衬衫，好让双臂更好地打出节奏，他不讲排场，平平淡淡，不像演戏似的；我也想到里尔克，有时他从自己的诗集中吟几行诗，他说得朴实、清楚，默默地、不留痕迹地寻找恰当的词汇。叶芝的这次朗诵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像演戏似的”诗人自诵会。虽然我很喜欢叶芝的作品，我还是带着怀疑的心情反对这种祭礼式的崇拜作法。尽管如此，当晚的叶芝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主人。

不过，我在伦敦真正发现的诗人并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个当时尚被人忘记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他是一位孤独的、有争议的天才。他的作品是拙朴与精细完美相结合的艺术品——至今还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议我到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陈列室——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掌管——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这些书在今天已成了古书店里的稀世珍本；我看这些书，像着了迷一样。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具有魅力的人物，他好像乘着幻想的天使翅膀在荒原中毫无目的地翱翔。我一连几个星期深入发掘这位质朴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宫，并且打算把他的几首诗译成德语。想得到他的一幅亲笔画成了我的无法克制的欲望，不过在刚一开始，这只是一种梦想。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阿奇博尔德·g.b.拉塞尔——当时他是布莱克作品最出色的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展览会上，曾出售“梦幻式的肖像”中的一幅，据他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这幅《约翰王》是布莱克大师最美的一张铅笔画。他对我说：“你对这幅画会百看不厌。”后来事实证明了他说得对。在我的藏书和绘画中，唯有这张画陪伴了我三十年。那位迷惑的国王不时用神奇的、明亮的目光从墙上注视着我。在我丢失和损失的所有物品中，唯有这幅画是我辗转南北时最忘怀不了的。过去，我曾经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努力寻找英国的天才，都没有找到。而这位天才突然以布莱克这个真正的星宿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热爱这个世界的众多理由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理由。

意大利地名，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大破奥军。

即拉丁区。

安德烈·絮阿雷斯（1868—1948），法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

指法国波旁王朝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3）。法国大革命时，他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支持第三等阶级。一七九一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次年放弃贵族称号，更名菲利浦·平等，故有“平等公爵”之称。

马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1786—1859），法国女诗人。

卡米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崭露头角，经巴拉斯介绍，认识了年轻寡妇约瑟芬。传说，约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经巴拉斯提名，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故称约瑟芬是拿破仑的恩人，但历史学家否认此说。

夏尔－路易·菲利浦（1874—1909），法国小说家。

莱昂·巴扎尔热特，生卒年不详，法国翻译家。

弗朗茨·冯·兰贝赫（1836—1904），德国写实派肖像画家。

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吕克·杜尔丹（1881—1959），法国诗人、评论家、医生。

夏尔·维尔德拉克（1882—1971），法国诗人、剧作家。

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让·理查德·布洛克（1884—19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保尔·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

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亨利·吉尔波（1885—1938），法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

乔瓦尼·帕斯科里（1855—1912），意大利诗人。

弗朗西斯·雅默（1868—1938），法国诗人。

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

即不发愿的修女。

阿瑟·西蒙斯（1856—1945），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