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必要在这里稍稍加以解释。我们的时代瞬息万变、千曲百折，所以也就没有好的记忆力。我不知道埃米尔·维尔哈伦的作品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但他是法语作家中第一个决心对欧洲做出贡献的人，就像惠特曼对美国做出贡献那样，既要认识当代，又要认识将来。他早已开始热爱当代的世界，把它作为诗歌的题材。有些人认为机器是恶魔、城市丑恶，认为当代不可能有诗意，而他对每一项新发明、每一项技术成就都感到欢欣鼓舞。他对自己的这种热情感到高兴，为了使自己感受到更多的激情，他认为必须对周围的事物更加倾心。所以从最初的小诗中孕育出宏大的赞美诗。《相互尊重友好》这首诗是他向欧洲各族人民发出的号召。当今的时代是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可它不为当代的整整一代乐观主义者们所理解，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的一些最好的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新的欧洲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我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来到布鲁塞尔的。可是卡米耶·勒蒙尼耶这位强壮的、已被人不公正地忘掉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成德文——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艺术大师康斯坦丁·默尼耶，这位颇具英雄气概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场面著称的雕塑家；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红润的佛来米人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与他的夫人，一位高大宽肩、开朗的荷兰人，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年轻人，给我看他的作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打消了我的所有顾虑。我不加掩饰地对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来就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我很遗憾。

是否我讲的有点太过分了？是否我讲的有点憨直？反正我觉察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对视一笑，偷偷使了一个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俩会意的默契。我感到很不自在，想告辞。他们执意留我吃午饭。他们相互使着眼色，一脸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有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友好的，于是我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厅是在一楼——透过餐室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到临屋的一条街道。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餐室窗前，听见有人用手指敲玻璃，同时门铃也突然响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何人。但门已打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原来是他，维尔哈伦！我一眼认出他，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他。维尔哈伦是这里的常客，今天凑巧也到这里来。所以，当我说出我到处找维尔哈伦而不得见时，施塔彭夫妇迅速地使眼色会意：不告诉我，给我意外的惊喜。现在，维尔哈伦已站在我的面前，施塔彭夫妇对刚才的小玩笑得意地微笑起来。我的手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总是这样，不论应邀到谁家，总是带着热情和喜悦走进屋。他刚开始吃饭，就叙述起他刚会过朋友，还去过美术馆，脸上还带着那时的兴奋神情。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无论碰到什么偶然小事，他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崇高的习惯。他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每一件事都讲得活灵活现。他讲第一句话就能抓住听众的心，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他从不拒绝任何新人新事，任何人他都接待。他对一个初见的人会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天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以后我经历过无数次他善待其他人产生的巨大反响。他并不了解我，仅仅听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就同我一见如故。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惊奇的事，范·德·施塔彭早就有为维尔哈伦塑像的愿望，这几天他一直忙于雕塑维尔哈伦的半身像，今天是最后一次写真。范·德·施塔彭说，我来的正是时候，正需要一个和这位模特儿聊天的人，这样就可能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倾听的生动面孔。我目不转睛地细细盯着他达两小时之久。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高高的前额，艰苦的岁月让脸上布满了皱纹，褐色的鬈发簇拥在深深的鬓角上。他的面部表情严厉，饱经风霜的浅褐色皮肤，轮廓鲜明地向前突出的下颌，窄窄的唇上蓄着两撇长长的浓密的维钦托利式的八字胡，一双消瘦的、灵巧的、纤细而有力的手，皮下血管在勃勃跳动，显示出兴奋感。他的双肩像农民的肩膀一样宽阔，肩负着他意志的全部力量。相比之下，他那颗坚强的瘦骨嶙峋的头颅似乎显得小了一些。只有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才能显示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看到这尊半身塑像时，我才知道它有多么逼真，多么传神。范·德·施塔彭后来的作品都没有超过这件雕塑。这是一个诗人的伟大的真实记录，是永恒力量的纪念碑。

经过这三个小时，我确实爱上了这个人，此后，我在一生中始终喜爱他。他的本性是稳健的，从不自满。他与金钱无缘，宁愿住在乡下，也不愿为生活多写一行字。他不求功名，从不用退让、逢迎或通过熟人关系来追逐名利。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忠实的友情就已让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落到他的头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无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迷惑。他是个自由、快乐、胸怀坦荡的人，谁要是同他在一起，就会亲身感受到他的生活理念。

这会儿，诗人就在我这个年轻人的面前，我做梦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在我与他初次见面的头一个小时里，我就下了决心，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我下这个决心是颇有胆识的，因为这位诗人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多大名气。虽然我知道，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二到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还是下决心用全部精力、时间和热情来翻译这几部著作。我贡献出最宝贵的精力，就是为了完成这件道义上的任务。我在过去不断地寻找和探索，今天总算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明确自己道路的年轻作家提出忠告的话，那么我首先建议他，他可以先作为演员或者翻译去啃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这样做虽然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每一个付出辛劳的工作都不会是徒劳的。

在我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是去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著作，看起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酬谢：维尔哈伦在国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我，不久，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天，埃伦·凯伊——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个偏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而奋斗。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她就在她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里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心理最容易受伤害。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和他的诗友们，也是她使挪威人约翰·伯耶尔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朋友。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这位国际文学史上的大师也对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在德国比在他的祖国名气大得多，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在台上朗诵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恩哈德把维尔哈伦反教权主义的心理剧《修道院》搬上德国舞台。上述诸事，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现在，是该我回忆另一件事的时候了，即我除了担负着对维尔哈伦的义务，还有别的一项任务。我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戴上一顶哲学博士帽回家。也就是说，现在我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在几个月之内把大学四年的教材通通看一遍，而这是那些规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才完成的。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一个年轻的文学朋友——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现在他也许不愿意回忆这些事，因为他成了官方诗人，希特勒德国艺术研究院的院士。幸好老师没用考试难为我，对我公开的文学活动深为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恐怕不愿意考到形式逻辑学喽！”而事实上，他后来有意要我回答我能答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是第一次以优等分数通过这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从此，我的外在生活完全自由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岁月，都是为了取得同样的内心的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艰巨。

伊朗西南部城市，位于山间盆地中，盛产葡萄和玫瑰花。

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1804—1869），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出身犹太中产阶级，官至法国总参谋部大尉。他被控将秘密情报卖给德国。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排犹阴谋，史称“德雷福斯事件”。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此人善言好斗，常比喻尖酸刻薄者。

位于耶路撒冷，常以此喻耶路撒冷城。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犹太裔思想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

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人智学创始人。

巴拉塞尔士（1493—1541），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哲学家。

夏尔·范·莱尔贝尔赫（1861—1907），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

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艺术批评家。

费尔南德·克诺普夫（1858—1921），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版画家。

乔治·米纳（1866—1941），比利时雕刻家、画家。

亨利·范·德·韦尔德（1863—1957），比利时建筑家、工艺美术家。

乔治·埃克豪特（1854—1927），比利时法语小说家。

埃米尔·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象征派诗人、剧作家。

夏尔·皮埃尔·范·德·施塔彭（1843—1910），比利时雕塑家。

埃伦·凯伊（1849—1926），瑞典著名女权活动家、作家、教育家。

乔瓦尼·切纳（1870—191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约翰·伯耶尔（1872—1959），挪威小说家、剧作家。

亚历山大·莫伊西（1880—1935），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1878—1962），德国作家，后成为纳粹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