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幼童的时候，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众志成城的决心，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公园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将通过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而那条美丽、宽阔、两旁栽满栗子树的大道，从来都是供达官贵人的马车和华丽车辆行驶的。善良的自由派市民听到这一消息宣布时，吓得不知所措。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带有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就像以前的雅各宾派和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人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绝不相信这些从郊区游行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会不抢劫商店并干出其他一切不可想象的暴行。全城一片惊骇。城区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值勤，军队处于警戒状态。那一天，没有一辆私人豪华马车或出租车敢靠近普拉特地区，街边的店铺早已放下铁制的防护板。我还记得，父母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将会发生大火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进普拉特大街。每个人的扣眼里都别着一朵红色丁香花，这是党的标志。他们一路行进，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绿草坪时，却无忧无虑地唱起了校园歌曲。没有人挨骂，没有人遭打，也没有人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他们报以友好的微笑。这种无可指责的行动，使资产阶级也不好再称他们是“革命的痞子”。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智慧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的大棒殴打和灭绝的政策，在那些党魁身上尚且活生生地保持着（显然已褪色）人性的美好理想。

这种以红色丁香花为党徽的事刚出现，马上就有人把白丁香花别在扣眼里，这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志（当时人们用花作为党的标志，而现在却用翻口皮靴、短剑和骷髅，在今天看来，怎不令人感动呢？）。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原来它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相伴相随的一种对抗运动。从根本上说，它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业的产物。一方面，机械化大生产把大批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工人聚成团，有了势力，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它又威胁着小手工业。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促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的师傅面临破产的境地。有一位机灵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用“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小市民和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深恐沦为无产者，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他们对富有者的嫉妒。这使人想起，这同一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后来又成为拥护希特勒的第一批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滥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而这一口号给心怀不满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明显的敌人，从而不知不觉地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封建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庸俗和野蛮，这个世纪已倒退到可怕的地步，从这一点上讲，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卡尔·卢埃格尔满腮金黄色柔软的胡须，仪表堂堂，维也纳人称“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辜负这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他的讲演通俗又浅显，性格爽朗又诙谐，即便在作最激烈的演说时——那个时代最激烈的演说——也从来没有失去本来的风度。他虽有一把刮刀，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切削刀，但他万分小心地控制着。他对待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君子雅量，他的私生活简朴得无可非议，他公开的排犹立场从来没有人阻止，他对以前的犹太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维也纳市议会，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对排犹主义倾向十分反感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两次拒绝这一任命——以后，他一直公正廉明，政绩卓著，无可指摘，他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的政党取得胜利以后，全市的犹太人非常害怕，可是犹太人的生活还像以前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并受到尊重。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愿望尚未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这是俾斯麦最喜欢的花，也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党——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该党的目标是猛烈地冲击并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制，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徒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比希特勒的梦想还早。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主要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在工业地区；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成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远地区。该党人数少，势单力薄，但它用野蛮的攻击和极端的暴行弥补了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地位。该党的几个议员是暴政的代表（从旧的意义上说），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远地区的人，在这几个议员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策略上所需要的东西。他从格奥尔格·舍纳雷尔那里接过“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数千名讲德语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坚决遵循的。他们从天主教皈依新教，目的是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们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他们突出的杰作是“犹太民族是最下流肮脏的民族”。希特勒从他们那里首先学会的是建立一支肆无忌惮、盲目服从、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学会了一个原理：用少数人制造的暴行来恫吓在数量上大得多的那些人，那些人既老实又诚实，不敢抗争，逆来顺受。冲锋队为国家社会主义干些什么勾当呢？他们用橡皮棍驱散群众集会，夜里袭击反对者，把他们打倒在地！德意志民族党还利用学生的单纯和狂热为他们服务。这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暴行。他们采取的每次政治行动，都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他们高呼口号吹着口哨，在大街上列队前进。那些大学生自己组成了所谓的“大学生团”，他们脸上带着击剑时留下的伤疤，经常酗酒闹事。他们占据着学校大礼堂，不像普通学生那样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拿着粗重的木棒。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大学生，一会儿又猛击犹太大学生，一会儿围攻天主教大学生，一会儿又大打意大利大学生，把手无寸铁的人赶出校门。大学生团的学生每次“闲荡”（他们把每个星期六举行的示威活动称之谓“闲荡”）都会造成流血事件。当时的大学仍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入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流氓欺负凌辱别人，能够做的仅仅限于，当这帮民族主义流氓把遍体鳞伤的学生从楼梯口扔到大街时，立即把他们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徒虽然数量极少，可是却能大造声势，每逢这个党计划做些什么事，总是派大学生团的学生打头阵。当巴德尼伯爵在皇帝和议会的同意下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的实施会给奥地利各民族之间带来和平，也许还可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人游行示威，抗议这项法令。他们占领了环城大道，当局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步枪来镇压。在那个讲人道、懦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憎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也十分害怕流血冲突。政府不得不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退缩，总理下台，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中，野蛮的暴力行为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在那个容忍迁就的时代，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的联合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渊。实际上，新世纪开始前的最后十年，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帷幕。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那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时，我们去了图书馆。当群众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赫尔曼·巴尔（1863—1934），奥地利诗人、文学评论家。

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又称分离派。

爱德华·汉斯力克（1825—1904），奥地利音乐评论家。

弗兰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

阿道夫·冯·维尔布兰特（1837—1911），德国作家，曾任维也纳皇家剧院院长。

格奥尔格·埃贝斯（1837—1898），德国埃及学研究者、作家。

费利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法学家。

保尔·海泽（1830—1914），德国作家，一九一〇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弗兰茨·冯·伦巴赫（1836—1904），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译盖沙令，德国哲学家。

理查德·戴默尔（1863—1920），德国诗人。

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政治家、作家。

品达罗斯（约前518—前442或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茨威格在这里记错了，奥古斯特·厄勒已经离世。——原注

奥地利货币名称，一克朗为一百赫勒。

格奥尔格·舍纳雷尔（1842—1921），奥地利政治家。

卡西米尔·弗里克斯·巴德尼伯爵（1846—1909），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总理。

伯沙撒（？—前538），巴比伦王国最后一位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