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孕了。”

“什么？！”

老的天，我简直怒火中烧，简直太生气了。她自己看上去很坚决，和以前一样下定了决心，但是脸上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好像这件事在一开始就把她击垮了，但是她又很快调整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

“你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

“亚伯和我……我们做了。我搬回了他的卧室，就那一晚，然后……我就怀孕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的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当时已经44岁，而生完安德鲁以后，她就去做了输卵管结扎。她的医生也说：“这不可能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熊熊的怒火在我的胸中升腾。我们本来只需要等着安德鲁长大，这样的日子就会结束，但是现在就好像她续签了合同。

“所以你要给这个男人再生一个孩子？你要在这个男人身边再待18年？你疯了吗？”

“上帝跟我说话了，特雷弗。他对我说，‘帕特莉莎，我做出的决定不会错，我让这件事在你身上发生，你就一定能承受。’我怀孕是有原因的。我知道我生出的孩子是什么样。我知道我抚养的孩子是什么样。我可以抚养这个孩子。我要养大这个孩子。”

九个月后，以撒出生了。她叫他以撒，是因为在《圣经》中，萨拉在一百岁的时候怀孕了，她本不该怀上这个孩子，而那个孩子就叫以撒。

以撒的出生，让我离这个家越来越远。我越来越少回家。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后，看见房子里一片狼藉，警车停在屋前——另一场家暴刚刚结束。

他用自行车打了她。亚伯在后院辱骂一个工人，我妈试图上前劝架。亚伯暴怒，她竟敢在他的手下面前反驳他，于是他抄起安德鲁的自行车，不停地朝她砸去。她又报了警，可来的警察认识亚伯，亚伯帮他们修过车。他们是好兄弟。所以依然没有指控。什么事都没有。

但这次，我直接上去和他对峙了。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你不能一直这样，”我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表现出抱歉的样子。他总是这样。他没有气得呼吸急促，也没有心存戒备。

“我知道，”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的，但是你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她总是一直说一直说，不愿意听别人说什么。我觉得你母亲有时候不尊重我。她在我的工人面前都不尊重我。我不能让其他男人看到我连老婆都管不住。”

自行车事件之后，我妈从自己在房地产公司的人脉里找了一个建筑商，给她在后院建了一个独立的小屋，就好像那种用人房，她带着以撒搬了进去。

“这是我见过最匪夷所思的事了。”我告诉她。

“我只能这么做，”她说，“警察不帮我。政府也保护不了我。只有我的上帝能保护我。我能反抗的方式，就是反抗他最宝贵的东西——他的尊严。我住在隔壁的小屋里，所有人都会去问他：‘为什么你老婆住在房子外面的小屋里？’他会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但不管他说什么，人们都会明白，是他自己有问题。他喜欢让这个世界的人都爱他，那么就让这个世界的人认识认识他是什么人好了。他是这条街上的圣人，也是这个家里的魔鬼。让他承受这样的眼光吧。”

我妈妈决定生以撒时，我差一点儿与她断了关系。因为我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了。而看着她被自行车一下下地砸在身上，看着她像犯人一样住在自家房子的后院里，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心已经粉碎。我受够了。

“这种生活？”我对她说，“这种畸形的生活？我一刻也不想再参与了。我不能和你一起过这样的生活。我拒绝。你既然做了决定，那么祝你好运。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她理解我，她并不觉得我背叛或抛弃了她。

“亲爱的，我知道你经历的一切，”她说，“到了某个时候，我也会离开这个家，去过我自己的生活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做法。”

于是我就那么做了。我走了，再没有打电话回家，再没有回家看过她。以撒来了，我走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不能和我做一样的事：离开。只要离开。只要他妈的离开就行。

我不理解她正在经历的一切。我不理解家暴这件事。我不理解成人之间的关系，我甚至没交过女朋友。我不理解她怎么能和一个让她如此厌恶又惧怕的男人做爱。我不理解，性、仇恨与恐惧如何能够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

我生我妈的气。我恨亚伯，但我责备的人是她。我认为亚伯是她选择的人，而且一直反复都选择了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一直给我讲她如何被父母抛弃，在黑人家园长大的事，她总是说：“你自己做的事，不能怪到别人头上。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也不能怪你的过去。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你要自己给自己做决定。”

她从来不让我觉得我们是受害者。但我们就是受害者。我、她、安德鲁和以撒，我们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家暴的受害者。但她从来不让我那么想，于是我也不会这么去看待她的人生。为了取悦亚伯，把我父亲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出去，是她的选择。支持亚伯的修车行，是她的选择。以撒，是她的选择。她能挣钱，他不能。她并非依附于丈夫身上的女人。所以在我心中，她才应该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从外人的角度指责这个女人，说“你走不就行了”，实在太容易。我的家庭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生过家暴的家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经常有这样的事。在索韦托的街道上，在电视里，电影里，我看到过无数次家暴。如果这是社会范例，那一个女人能去哪儿？当警察都不肯帮她的时候，当她自己的家人都不肯帮她的时候，她能去哪儿？离开那个打他的男人，找到第二个男人很可能还是会打她，而且比第一个更凶的时候，她能去哪儿呢？当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而周围的社会会给没有丈夫的女人打上贱民的标签时，她能去哪儿呢？当所有人都会觉得她是个荡妇，她能去哪儿呢？她能怎么做呢？

但是，当时我完全理解不到这些。我还是个孩子，想问题用的还是孩子的逻辑。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为这件事而起的争执。那是在自行车事件之后不久，或是她刚搬到后院的小屋的时候，我又暴跳如雷地求了她第一千遍。

“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离开呢？”

她摇摇头。“哦，宝贝。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离开。”

“为什么不能？”

“如果我离开，他会杀了我们。”

她没有在夸张。她没有抬高声音。说出这句话时，她极度平静，仿佛是在说一个既定的事实。之后，我便再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但最终，她还是离开了。至于到底是什么促使她离开，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我已无从得知。我早离开了。我成了一名喜剧演员，到全国巡回演出，去英国演出，主持电台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我和我的表兄穆隆格斯住在一起，把我的生活和我母亲的生活彻底分开了。我不能再参与她的生活，因为那会将我伤得粉碎。但是有一天，她在高地北买了另一处房子，遇到了另一个人，过上了新的生活。安德鲁和以撒还是可以见到自己的父亲，那个时候，他依然出现在她的周围，依然循环着酗酒和打架的日子，依然住在前妻买的房子里。

过了一些年。生活在继续。

有天早晨，差不多10点的样子，我还在床上，电话响了。那是个周日。我知道那是周日，因为家里的其他人都去教堂了，而我，超级开心地，不用去。那种整日在几个教堂之间来回穿梭的日子已经结束，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懒觉。我的生活里有一个很讽刺的巧合，只要涉及教堂，就总会出岔子，譬如那次被暴力的小巴司机挟持。我总是拿这个取笑我母亲。“你教堂的那些事儿，耶稣啊什么的，给你带来过什么好处吗？”

我看看手机，显示是我母亲的电话号码，当我接起来时，电话那头却是安德鲁。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平静。

“嘿，特雷弗，我是安德鲁。”

“嘿。”

“你好吗？”

“好啊。怎么了？”

“你在忙吗？”

“我还有点儿困。怎么了？”

“妈妈中枪了。”

好吧，关于这通电话，有两个诡异的地方。首先，他为什么要问我忙不忙？你妈妈中枪了，你嘴里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妈妈中枪了”，而不应该是“你好吗”，也不应该是“你在忙吗”。这让我很困惑。第二个诡异的地方是，当他说出，“妈妈中枪了”，我没有问“谁开的枪”，我不用问。他说，“妈妈中枪了”，我的脑中自动填补了剩下的内容：“亚伯开枪打了妈妈。”

“你在哪儿？”我问。

“我们在林克斯菲尔德医院。”

“好的，我这就出门。”

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到走廊里，使劲砸穆隆格斯的房门。“老兄，我妈妈中枪了！正在医院。”他也从床上跳下来，我们开上车绝尘而去。幸运的是，我们离医院只有15分钟的车程。

当时我很难过，但是并不害怕。安德鲁在电话里那么平静，既没有哭，声音一点儿也不慌乱，所以我想她肯定没事，情况应该没有那么糟。我从车里又给安德鲁打了个电话，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安德鲁，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们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他说，依然极度平静，“爸爸在门口等着我们，他从车里走出来，就开枪了。”

“往哪儿开枪？他打到她哪儿了？”

“打在她腿上了。”

“哦，好。”我松了口气。

“然后朝她的头开了一枪。”

听到这句话后，我的身体彻底软掉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交通灯的颜色。那一刻，周围的声音都没了，仿佛进入了真空。我大哭起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我崩溃了，抽泣不已，浑身颤抖。我哭得好像我为之前做过的事流的眼泪都是被浪费的眼泪。我哭得特别厉害，此刻哭泣的我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看到以前那个为其他事情哭泣的我，一定会一巴掌扇过去，对过去的那些我说：“这点儿破事哪里值得你哭。”我哭并非出于悲伤，也不是在发泄，更不是在为自己伤心，而是在表达一种原始的伤痛，因为我的身体无法通过其他形式表达，所以我只能痛哭。她是我的妈妈，她是我的队友，从来都是我们两个人，是我和她在对抗整个世界。当安德鲁说出“朝她的头开了一枪”时，我碎成了两半。

交通灯变了。我已经哭得看不清路，只能在泪眼模糊中继续向前开，心里想着开到那儿，只要开到那儿，只要能开到那儿，就行。我们一停在医院门口，我就从车上跳了下来。急诊室门口有一片户外等待区。安德鲁正在那儿等我。他一个人站着，衣服上沾满了血。他看上去依然非常平静，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但他抬眼看到我之后，整个人就垮了，开始号啕大哭。就好像这整个早晨他都在强装镇定，而在这一刻，世界突然轰地塌了，他再也坚持不住了。我跑向他，抱住他，他哭得无法自已。但是哭声和我的不一样。我的哭声中是痛苦和愤怒。而他的哭声里却带着一种无助。

我转身跑进诊室。我妈躺在一架轮床上，医生正在抢救。她全身都浸在血泊里，脸上有个洞，嘴唇上方裂开了一条沟状的伤口，鼻子少了一大块。

可她躺在那里时，神情却异常地平静安详。她用还能睁开的那只眼，侧着看向我，看到了我脸上的恐怖表情。

“没事的，宝贝。”她轻声说。她的喉咙都是血，她几乎发不出声音。

“怎么会没事。”

“不，不，我没事，我没事。安德鲁在哪儿？你弟弟在哪儿？”

“他在外面。”

“去找安德鲁。”

“可是妈妈——”

“嘘。没事的，宝贝。我没事。”

“你怎么会没事，你——”

“嘘——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去找你弟弟，你弟弟需要你。”

医生还在抢救，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出去陪安德鲁。我们一起坐下后，他给我讲了整个过程。

他们一大家子人，我妈、安德鲁、以撒和她的新丈夫、丈夫的孩子以及婆家的阿姨叔叔、侄子侄女，正开车从教堂回家，刚把车停在车道上，亚伯也开着车过来了，他从车里走出来后，手里拿着一把枪，直瞪瞪地看着我母亲。

“你偷走了我的生活，”他说，“你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现在我要把你们全杀了。”

安德鲁跳到他父亲的面前，站在了枪口前面。

“不要这样做，爸爸，求你了。你喝醉了。把枪收起来。”

亚伯低头看着他的儿子。

“不，”他说，“我要杀了这儿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不走开，我先杀你。”

亚伯往旁边退了一步。

“他的眼睛告诉我他不是在说谎。”他对我说。“那是魔鬼的眼睛。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回头再看，虽然那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痛苦，但是我只能想象安德鲁要比我更痛苦。因为朝我妈妈开枪的是一个我厌恶的男人。要说起来，这件事其实证明了我的感觉没错，这么久以来，我对亚伯的判断都正确无比。我可以直接把我的愤怒和憎恨发泄到他身上，不用感到一丝一毫的愧疚。但朝安德鲁的母亲开枪的人，是安德鲁的父亲，是那个他深爱的父亲。面临这样的情况，他该如何安置他对父亲的爱？他该如何继续两边都爱？爱他自己的这两面？

以撒当时只有四岁，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德鲁往旁边退了一步后，以撒哭了起来。

“爸爸，你在做什么？爸爸，你在做什么？”

“以撒，去找你哥哥。”亚伯说。

以撒向安德鲁跑去，安德鲁抱住他。亚伯端起枪，开始射击。我母亲为了保护其他人，飞身跳到了枪口正面。那是她中的第一枪，不是在腿上，而是在屁股上。她轰地倒在地上，就贴地的那一刻，她尖叫起来。

“快跑啊！”

亚伯开始四处射击，所有人都四散逃开。我妈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这时亚伯走过来，站在她身旁，用枪指着她的头，像执行死刑一般，扣下了扳机。什么都没发生，枪哑火了。咔！他又扣了下扳机，还是一样。然后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咔！咔！咔！咔！他扣了四下扳机，四次都没成功。子弹从退壳口弹了出来，纷纷掉落，落在我妈的身上，哗啦啦撒了一地。

亚伯开始停下来检查枪。我妈惊慌地跳起来，把他推开，跑向车子，跳进驾驶座。

安德鲁紧随其后，跳上了副驾驶座。就在她点燃引擎的那一刻，安德鲁听到了最后一声枪响，挡风玻璃上出现一滩血。亚伯从车后开了枪，子弹打进了她的后脑，从她的脸部穿出，血溅得到处都是。她的身体软软地瘫在了方向盘上。安德鲁一秒都没有犹豫，将我妈拉到了副驾驶座一侧，从她身上翻过去，跳到了驾驶座上，一脚踩下油门，全速冲向了林克斯菲尔德医院。

我问安德鲁，亚伯后来怎么样了。他不知道。我心中充满愤怒，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感觉很无助，但同时又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亚伯的电话——我正在给一个刚对我母亲开了枪的男人打电话，而他竟然接了起来。

“特雷弗。”

“你杀了我妈妈。”

“是的，我干的。”

“你杀了我妈妈！”

“是的。如果让我找到你，我还会杀了你。”

说完他就挂了。这是最恐怖的一刻，令人毛骨悚然。不管之前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拨电话，此刻我已经彻底没了力气。到现在，我也不懂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我希望从那通电话里得到什么。我只是很愤怒。

我不断问安德鲁更多问题，试图搞清楚更多的细节。我们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一个护士走出来找我。

“你是家属吗？”她问我。

“是的。”

“先生，现在有个问题。你的母亲开始还能说一点话，现在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但是从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她没有医疗保险。”

“什么？不，不。这不可能。我知道我妈有医保。”

她没有。事实是，几个月以前，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医疗保险就是个骗局。我从来不生病。我要把它取消掉。”现在她没有医保了。

“我们不能在这儿继续为您母亲治疗了，”护士说。“如果她没有医保的话，我们就得将她转去国立医院。”

“国立医院？！什么——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做。我妈妈是头部中弹。你要把她再抬到轮床上，送上救护车？她会死的。你们现在就得救她。”

“先生，我们无法做到。我们需要付款信息表。”

“我就是你的付款信息表。我来付。”

“是的，人们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保证的话——”

我掏出了我的信用卡。

“这儿，”我说。“拿去。我付。我付所有的费用。”

“先生，医疗费会非常昂贵。”

“我不在乎。”

“先生，我想您还不明白。医疗费用真的很昂贵。”

“女士，我有钱。我能付清所有的费用。帮帮我们吧。”

“先生，你还不明白。我们要做很多项检查，每个单项检查都要花掉两三千兰特。”

“三千——什么？女士，我们在讨论的是我妈的性命。我会付钱的。”

“先生，您还是不明白。您的母亲中弹了。脑部中弹。她需要住进重症监护室。在重症监护室住一个晚上，就要一万五到两万兰特。”

“女士，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这是我妈的命。这是她的命。把钱拿去。把钱全拿去。我不在乎。”

“先生！你还是不明白。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您的母亲很可能会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上好几个星期，这会花掉你五六十万兰特，甚至上百万。你的整个下半辈子，都将负债累累。”

我不想对你撒谎：那一刻我犹豫了。我犹豫了好一会儿。那一刻，我听到护士说的是，“你所有的钱都会搭进去”，然后我开始想，好吧……她多大年纪来着，50岁？挺好的了，是不是？她这辈子已经过得很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我直愣愣地盯着护士的眼睛，她说的话完全渗透了我的脑子。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几十种可能的情况。如果我花了钱，她还是去世了呢？我能拿到退款吗？我甚至想到，我母亲向来节俭，从昏迷中醒来后，她肯定会对我说：“你花了多少钱？你个傻子。你应该用这笔钱去照顾你的弟弟们。”对了，我的弟弟们该怎么办？现在他们是我的责任了。我得养家糊口了，如果我身上欠了100万的债，还怎么养他们？我妈总是再三强调，我永远不需要养我的弟弟们。哪怕我的事业有了起色以后，她也拒绝接受我给她的钱。“我不想让你像我以前养我妈妈那样来养我，”她说，“我也不想让你像亚伯养他弟弟们那样养你的弟弟们。”

我母亲最害怕的就是我也会沦落到要负担“黑人债”的地步，那样的话，我会被困在贫穷和暴力的圈子里，永远逃不出去。她总是向我保证，我一定能打破这个圈子。我一定能成为那个向前走出去的人，不要回头。我看着急诊室外的那名护士，浑身僵硬，担心我把信用卡递给她的那一刻，恶性循环会继续，我会被重新吸回去。

人们总是说，他们会为了自己爱的人做任何事。但是你真的能做到？任何事都可以？包括付出你的一切？我觉得孩子并不理解什么是无私的爱。而母亲却能理解。一个母亲可以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从一辆飞驰的车上跳下去。她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孩子并不知道该怎么做，起码他们没有这个本能。这是孩子需要去学的东西。

我把那张信用卡紧紧按到护士的手心里。

“做你们能做的一切。救救我妈妈。”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不知道结果怎样，只能在医院里打转，其间还不断有家庭成员前来探视。几个小时后，终于有一位医生从急诊室走了出来，告诉了我们此刻的状况。

“怎么样了？”我问。

“你妈妈现在情况稳定，”他说，“已经做完手术了。”

“她会没事吧？”

他思考了一会儿该怎么向我们解释。

“我不想用这个词，”他说，“因为我信仰科学，不信别的那些什么。但是今天在你母亲身上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我从来不这么说，也讨厌别人用这个词，但是我没有别的词来解释这一切。”

他说，那颗打进我母亲臀部的子弹，直接穿了过去，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损伤。那颗打进她后脑的子弹，从颈部上方、头盖骨下方的位置穿了进去，以毫厘之差避开了脊椎，避开了延髓，贴着大脑下方穿过头部，并且避开了每一根主要的血管、动脉和神经。根据子弹的轨迹，本来是冲着她的左眼窝飞过去，将她的眼球打出来，但在最后一秒，子弹却减速了，只打中了她的颧骨，而打碎颧骨以后，又反弹了一下，从左鼻孔穿了出去。她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时，因为满身是血，所以才让人觉得她的伤看起来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其实那颗子弹只掀掉了她左鼻孔的一小块皮肤，就完完整整地飞了出来，没有在里面留下任何弹片。她甚至不需要做手术，给她止了血，缝好后面的伤口，再缝好前面的伤口，等她自我恢复即可。

“我们没什么能做的了，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医生说。

四天后，我母亲出院了。七天后，她开始正常上班。

那天医生给她注射了镇静剂，让她晚上就在医院好好休息，然后告诉让我们回家去等着。“她的情况稳定了，”他们说，“你们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回家睡觉吧。”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医院，准备待在我妈妈的病房里，等她醒过来。走进病房的时候，她还睡着。脑后缠着绷带，脸上缝着针，一块纱布盖在鼻子和左眼上。她看上去是如此虚弱、无力、疲惫，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样的她。

我在她的床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等待着，看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脑中汹涌地翻滚着无数的念头。我依然害怕我会失去她。我生我自己的气，因为我当时不在场，我生那些警察的气，因为他们以前有那么多次都没把亚伯逮捕。我对我自己说，几年前我就该杀了他。这想法很荒谬，因为我没能力杀死任何人，但我还是忍不住这么想。我生这个世界的气，生上帝的气。因为我妈妈无时无刻不在祈祷。如果耶稣的粉丝俱乐部有排名的话，我妈绝对能排在前一百，可这就是她得到的回赠？

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她终于睁开了那只没有被纱布覆盖的眼睛。在她睁眼的一瞬间，我崩溃了，开始号啕大哭起来。她想喝水，我给她端了一杯，她把身子往前靠了靠，用吸管吸着喝。我则在旁边一直放声痛哭。我停不下来，我无法控制自己。

“嘘，”她说，“别哭了，宝贝。嘘——别哭了。”

“我怎么能不哭，妈妈？你差点儿死了。”

“不会，我不会死的。我不会死。没事，我不会死。”

“但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一直哭，一直哭。“我以为我失去你了。”

“不会的，宝贝。宝贝，别哭了。特雷弗。特雷弗，听着。听我说。听着。”

“什么？”我说，眼泪顺着我的脸颊不断滑落。

“我的孩子，你要看到好的一面。”

“什么？你在说什么啊，‘好的一面’？妈妈，你被子弹爆了头。这还有好的一面？”

“当然有了。从现在起，你就正式成了这个家里最好看的人。”

她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还在泪流不止，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歇斯底里地笑。我们坐在一起，她紧紧攥着我的手，我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我们像以前那样一起放声大笑，在那个明媚而阳光灿烂的美丽日子里，在重症监护病房中，为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