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对我从来都寸步不让。每次我犯了错，迎接我的都是“严厉的爱”——训话、惩戒、暴揍。每次犯错误都是这样。很多黑人父母也是这么教育子女的，他们要在社会给你惩罚之前，先将你教训一顿。“在警察把你抓走之前，我必须这么管教你。”从你能上街的那天起，所有的黑人父母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因为法律正在外面等着你。

在亚历山德拉，被捕是生活的常态，十分常见，我们甚至有个简单手势来表达这层意思：将两个手腕轻碰一下，就好像是被戴了手铐一样。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动作的意思。

“邦哈尼在哪儿？”

手腕轻扣。

“哦，糟了。什么时候？”

“周五晚上。”

“妈的。”

我妈妈痛恨街区。她不喜欢我在那里交的朋友。如果我邀请他们来家里玩，她甚至不想让他们进门。“我不喜欢那些男孩。”她会说。她并不是讨厌他们本人，她讨厌的是他们身上所代表的东西。“你和那些男孩惹了那么多麻烦，”她会说，“你必须要留意自己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会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她说她最痛恨街区的地方是，街区不会给我进步的动力。她希望我可以和读大学的表兄一起玩。

“在大学里玩和在街区里玩又有什么差别呢？”我说，“好像我真能去读大学似的。”

“是，但是大学的压力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我了解你。你的性格是不会坐在原地，让你眼睁睁看着其他人都超过你的。如果你在一个积极进步的环境里，你也会变成积极进步的人。我一直跟你说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你就是不听。有一天你会进监狱的，但进去之后，别给我打电话。我会让警察把你关起来，好好给你个教训。”

很多黑人父母真的是这么做的，不给孩子付保释金，不请律师——这是“严厉的爱”的终极形式。但可惜，这种手段并不太行得通，因为你恰恰在孩子最需要爱的时候，给了他“严厉的爱”。你想给他个教训，但这个教训却让他付出了后半生的代价。

有一天早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某家商店在清仓甩卖手机，价格低到匪夷所思，我知道邦哈尼和我可以在街区把它们转卖出去，大赚一笔差价。这家店在郊区，步行太远，小巴也不直达。所幸我继父是开修车行的，后院里停着一堆旧车。

从14岁开始，我就经常偷开亚伯的破车到周围转悠。我说我是在试驾，想检测一下它们维修得好不好。亚伯觉得这并不好笑。我被逮到过好几次，逮到后就被我妈大骂一顿。但这并不会阻碍我继续这么做。

那些破车大部分都不能合法上路。没有行车证，也没有正规牌照。幸运的是，亚伯有在车库里存了一批旧车牌。没多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里面挑一块车牌安到旧车上，然后就可以上路了。那时我19岁，也许20岁，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我走到亚伯的车库，确保旁边没人后，挑了一辆车——那辆我开去高中毕业舞会的红色马自达，在上面安了个旧车牌后，便开着它上路去搜罗降价手机了。

开到希尔布洛的时候，我被警察拦了下来。南非的警察拦你停车不需要理由。警察拦你，只因为他们是警察，有权让你停车，就这么简单。我常常看美国电影，里面的警察让人停车后还要解释说，“你没打转向灯”，或“你尾灯没亮”。我总是在想，美国警察何苦还要编个谎啊？我很欣赏南非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系统还没有文明到需要说谎的程度。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停车吗？”

“因为你是警察，而我是黑人？”

“没错。请出示驾照和行车证。”

警察把我拦下的时候，我很想争辩：“喂，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我的肤色才要查我的！”但是这次我没法争辩，因为在那一刻，我确实违法了。警察走到我的车窗前，问了我那几个标准问题。你要去哪儿？这是你的车吗？这是谁的车？我答不出来，我动都动不了。

那时我还年轻，说来也怪，比起被法律制裁，我更害怕惹怒我的父母。我在亚历山德拉和索韦托都和警察打过交道，但都是外部环境所致：被迫关闭的派对，对小巴的突然搜查。法律的利剑在我头顶转来转去，却从来没有落到我特雷弗的身上。当你跟法律没打过交道的时候，法律看上去很理智——尽管警察大部分时候是混球，但你也要承认，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你的父母，就一点儿也不理智了。他们在你的整个童年中扮演了法官、陪审团和行刑官等多重角色，好像每次你犯了错，他们都想判你个无期徒刑。在那一刻，尽管我理应害怕的是面前的警察，但我脑中想的完全却是，完了完了完了，等我到家后，肯定有大麻烦在等着我。

警察查了下车牌，发现车牌和车对不上。可抓到我的把柄了。“这辆车不是你的！牌照又是怎么回事？！给我下车！”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啊啊啊啊，这下真惹上麻烦了。我走下车，他给我戴上手铐，告诉我，我因为有偷车嫌疑被捕了。我被带回了警察局，车则被没收了。

希尔布洛警察局和南非其他警察局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在种族隔离的巅峰时期由同一个承包商建的，就像同一个警局帝国神经系统的不同分支。如果你被蒙着眼睛，从一个警察局转到另一个警察局，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你换了地方。里面装着一样的日光灯，用着一样的便宜地砖，好像医院一样乏味又正统。警察把我押进去后，让我坐在登记台前，然后对我提出指控，让我按下了指纹。

与此同时，他们查了那辆车的信息，结果对我也很不利。每次我从亚伯的修车厂借车，我都倾向于借那些没人要的破车，而不是真正的客户送来的车，我以为这样就能少惹麻烦。但那是个错误的选择。这辆马自达是亚伯厂里的众多破车之一，没有明确的车主归属，如果它有车主，那么警察给车主打个电话，车主就会解释说那辆车正在厂里维修，整件事就真相大白了。但这辆车没有车主，所以我根本无法证明不是偷来的。

车被抢，在那时的南非经常发生，太稀松平常了，以至于你听到类似的事件都不会惊讶。比如你约了朋友来家里吃晚餐开派对，结果接到一个电话。

“对不起，车被抢了，晚点儿到。”

“啊，那可真糟。嘿，各位！戴夫的车被抢了。”

“戴夫好可怜啊。”

然后派对如常继续，这还是被劫持者活下来的情况，更多时候他们会被杀死。人们总是因为自己的车而受到枪击。我不仅没法证明这辆车不是我偷来的，我也没法证明我没有为了这辆车而杀人。那些警察一直在逼问我。“你是杀了人才拿到的车吧，孩子？是吧？你是杀人犯吧？”

我真的真的惹下大麻烦了。我唯一的救生索是我的父母，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所有事。“这是我继父，他是修车师傅。我借了他的车，我不该这么做的。”完事。最差我也只会因为开了没有行车证的车而被处以轻微的处罚。但是回到家以后，等着我的又是什么呢？

我坐在警察局里，因偷车嫌疑而被捕——很可能还犯了劫持汽车罪，甚至杀过人——我脑中在激烈地争辩着，到底是该给家里打电话，还是去蹲监狱好。一想到我的继父，他很可能真能杀了我。在我脑海里，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场景。然后我又想到我妈妈，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她可不是我现在需要的那种目击证人，而且她根本不会帮我——因为她明确告诉过我她不会帮。“如果你哪天被捕了，别给我打电话。”我需要有人同情我现在的处境，但我不觉得她会是那个人，所以我没有给他们打电话。我决定，我不需要他们。我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我给我表兄打了电话，跟他说我正在想办法解决，先别跟任何人说发生了什么——现在我只需要想出解决办法就可以了。

由于我是在傍晚被抓的，所以受审时已经快到晚上熄灯时间了。不管喜不喜欢，我都得在牢里过夜。这时，一个警察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南非的程序是这样的，你被捕后，人要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直到保释听证会那天。听证会上，法官会看你的案子，听取检方意见，然后要么驳回起诉，要么设定保释金额和开庭日期。如果你可以支付保释金，那付完钱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你的保释听证会可能会出现各种纰漏：譬如你的法庭指定律师没看过你的卷宗，不知道现在是在干吗；你的家人付不起保释金；或者就是法庭本身要推迟工作。“对不起，我们太忙了。今天的听证到此结束。”不管理由如何，一旦你离开拘留所，你就不能再回来了，如果你的案子当天没有得到解决，那你要被转移到监狱里继续等待。在监狱里，你会和一群等待开庭的犯人关在一起，那可不是一群普通人。庭审等待室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和你关在一起的人中，小到违反交通法规的司机，大到不知悔改的惯犯，应有尽有。你和他们关在一起，可能有好几天，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在美国也一样。如果你很穷，如果你不知道系统规则是什么样的，就很可能掉进这个裂缝中，然后你会发现，你身处一个诡异的炼狱之内，即不在监狱里，也不是不在监狱里。你没有被判有罪，但是你依然被关了起来，无法出去。

那个警察把我拉到一边说：“听着，你绝对不想就这么直接去保释听证。他们会给你派一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检察官，他没空在你身上浪费时间，而是会向法官申请延期，然后你可能就自由了，但也有可能就会被一直关起来。信我，你可不想那样。你有权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应该找个律师，在上庭见法官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他并不是出于好心才给我这个建议的：他和辩护律师有约定，帮他拉客户，自己从中拿回扣。他把律师的名片递到我手上，我给律师打了电话，他接了我的案子，然后让我就待在牢里，等他在外面处理好一切。

现在，我需要的是钱。尽管律师人很好，但他不是做慈善的。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他能否向他爸爸借一点儿钱。他说包在他身上了。他和他父亲讲了之后，律师第二天拿到了预付款。

由于有律师罩着，我感觉一切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我真是聪明极了，掌控了大局，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妈和亚伯还被蒙在鼓里。

到了熄灯时间，一个警察过来收走了我身上的东西：皮带，钱包，鞋带。

“为什么要拿走鞋带？”

“以防你上吊。”

“对哦。”

尽管他都这样说了，我依然不觉得我的处境有多糟。我走进警察局的拘留室，看到房间里的其他六个人，心想，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会从这儿走出去。我正想着，牢门在我身后“砰”地关上了，守卫大吼了一声：“熄灯！”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哦，靠，这是来真的了。

守卫给我发了一块垫子以及一床扎人的毯子。我把它们铺在水泥地上，想尽量弄得舒服些。我的脑海中呼啸着闪过以前看过的每一部监狱电影的情节。我心里想着，我要被强奸了，我要被强奸了，我要被强奸了。当然，我没有被强奸，因为这不是监狱，这只是拘留所，两者差别很大，而且我很快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迷迷糊糊间，我以为一切都只是一个梦。但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才想起来这是现实。早餐来了，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拘留所的第一天过得特别安静，只是偶尔有经过的守卫大声骂人，列队点名。在拘留室里，没人开口说话。没有人会在走进拘留室后说：“嗨，大家好！我是布莱恩！”因为每个人都很害怕，没人想被其他人杀掉。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只是个违反交通法规的小孩，我使劲地在脑海里搜刮各种蹲监狱的犯人形象，然后努力装出那副样子来。

在南非，所有人都知道有色人种黑帮是最无情残暴的一类恶棍。这是你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固有印象。最臭名昭著的有色人种黑帮是数字帮：26帮、27帮和28帮。他们控制着监狱，以凶狠暴力而闻名——打人致残、酷刑折磨、强奸、砍头——他们干这些事都不是为了赚钱，只为证明他们是有多么凶残，堪比墨西哥贩毒团伙。事实上，很多这类黑帮成员都在模仿墨西哥黑帮的样子，连外形都是：匡威的鞋子，迪凯斯的裤子，开襟衬衫，纽扣只系最上面一颗。

那时我还是个少年，每次被警察或保安盘查，通常都不是因为我是黑人，而是由于我看上去是个有色人种。有一次我和表兄以及他的朋友去俱乐部玩，门口的保安搜了下穆隆格斯，挥手让他进去了，搜了我们的朋友，也挥手让他进去了。但轮到我的时候，瞪着我的脸说。

“你的刀呢？”

“我没有刀。”

“我知道你身上哪里藏了刀，在哪儿？”

他搜来搜去，最终只好让我进去，但他看着我的表情，就好像我一定会惹麻烦一样。

“别找麻烦！知道吗？”

我忖度着，如果我进了监狱，人们肯定会觉得我是那种犯了重罪被抓进来的有色人种黑帮成员。所以我开始了我的表演。我假装我就是那种人，做戏就要做全套。每次警察问我问题，我都操着一口磕磕巴巴的南非荷兰语，带着浓重的有色人种口音。想象一下，一个肤色略深的美国白人，从外形上足以被认作是拉美人。他走进监狱，说着一口从电影里学来的墨西哥黑帮口音：“事情要开始变得麻烦了呢，朋友。”我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是南非版本。这是我为了挨过牢狱时光想出来的绝佳计划，而且居然奏效了。那些和我关在一处的家伙，罪行不过是酒驾、家暴和小偷小摸，他们都没见过真正的有色人种黑帮，因此，所有人都不敢招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