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自传悄悄地成了20世纪最重要（至少是收益最大）的文学领域，杰西·科辛斯基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1933年，犹太人科辛斯基出生于波兰。二战中，他们一家使用假身份，躲进了波兰的村庄里，幸免于难。1957年，科辛斯基移民到了美国，开始了作家生涯，并一点点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过往。他告诉朋友和认识的人，在战争期间，他是独自生存下来的，他游荡在波兰乡间，目睹了人类的所作所为（大多数都很残忍）。他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情节借鉴了他的朋友罗曼·波兰斯基的真实的童年经历。一位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编辑听了他的讲述，1965年，该出版社出版了科辛斯基的故事。按照当时的习惯，这本《上了漆的鸟》（thepaintedbird）被归类为小说，不过编辑认为它大部分是依据科辛斯基自己的真实经历写的，科辛斯基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恰巧，《纽约时报书评》邀请埃利·威塞尔来评论这本书，威塞尔认为这本书是一部纯粹的小说，但科辛斯基告诉他这是自传。当时，威塞尔对科辛斯基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帕克·斯隆说：“我撕掉了那份评论，重写了一份，写得比之前的那份好几千倍。”在那份评论中，威塞尔写道：“作为纪实作品，《上了漆的鸟》……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

从政治角度和个人角度来看，或许最令人悲伤的回忆录就是1995年在瑞士出版的《片段：1939年至1948年的战时童年》（fragments:memoriesofawartimechildhood1939—1948）了。作者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是瑞士的一位单簧管工匠，他在开头这样写道：

“我既没有母语，也没有‘父语’，我使用的语言源自我大哥莫迪凯的意第绪语。在波兰纳粹集中营的儿童牢房里，来自各地的孩子的混乱口音将我淹没……从某个时刻起，我完全不会说话了，过了很久，我才再次找回自己的语言。

“我的幼时记忆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中，植根于伴随这些记忆的身心感受里。然后，我记起我能听见东西了，记起我听见的内容了，记起我在想什么了，最后，我还记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我最早的记忆是一片孤立影像的废墟。记忆的碎片像刀口般锋利，即使如今摸上去也仍然会被割伤。大部分记忆是混乱的，几乎没有时间顺序。这些碎片不断出现，与成年人井然有序的生活相悖，逃避着逻辑的法则。

“如果我要写它，我就必须放弃成年人的逻辑，因为那只会扭曲事实。”

因此，这本书由一系列记忆模糊的场景组成，有的部分尤为零碎。在第3页，威尔科米尔斯基描述了他最早的记忆：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一个男人（可能是他的父亲）被穿着制服的士兵按在墙上打死。本杰明和他的哥哥们逃到了波兰的一个农舍，躲了起来。后来他被逮捕，先后被带到了两个不同的纳粹集中营里。在其中一个集中营里，他最后一次见到了自己垂死的母亲。战后，他被送到克拉科夫的一家孤儿院，最后到了瑞士。在瑞士，他的养父母鼓励他忘掉一切。然而，过了几十年，在看完一部关于集中营的纪录片后，他开始重建自己支离破碎的过去。

这本书被翻译成九种语言（1996年被翻译成英语），广受好评，还获得了三个重要奖项：美国的国家犹太图书奖、法国的大屠杀纪念奖和英国的《犹太季刊》文学奖。威尔科米尔斯基本人接受了大屠杀档案馆的采访和录像，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与安妮·弗兰克、埃利·威塞尔和普里莫·莱维一样，是大屠杀的证人。但是，1998年，瑞士记者丹尼尔·甘兹弗里德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威尔科米尔斯基的本名是布鲁诺·格罗斯让，他不是拉脱维亚犹太人，而是瑞士比尔的一个未婚女子（非犹太人）的儿子。这篇文章发表后，威尔科米尔斯基坚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大屠杀幸存者，还说自己一到瑞士就秘密地与布鲁诺·格罗斯让交换了身份。此外，他批评了那些评论家，说他们不该把这本书当成“成年目击证人的历史事实报告”，因为真正的重点在于“留在孩子记忆里的、与成年人的批判和逻辑无关的印象”。

尽管甘兹弗里德的发现后来被研究者和记者不断证实和补充，但威尔科米尔斯基（或格罗斯让）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我们很难因此谴责他，他似乎对自己的故事深信不疑。和门楚一事相似，更难办的是那些在事实面前仍然为他辩护的人，比如有个女人写信给他说：“没人有权利或权力偷走你的记忆！你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人。我希望你能坚强起来，把你的记忆当成一份珍贵的财富。”

一位名叫劳拉·格拉博夫斯基的大屠杀幸存者也支持他。格拉博夫斯基在好几个场合都表示，她记得曾在比克瑙以及一家位于克拉科夫的孤儿院见过威尔科米尔斯基。1998年，威尔科米尔斯基和格拉博夫斯基在洛杉矶重聚，还一起为洛杉矶的大屠杀儿童幸存者进行了一场音乐表演。但事实证明，格拉博夫斯基并不是最好的证人。《基石》杂志的调查显示，劳拉·格拉博夫斯基根本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其实是撒旦教仪式回忆录《撒旦的地下活动》的作者劳伦·斯特拉特福德。此前，《基石》上还有一篇文章指出，斯特拉特福德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本名是洛雷尔·威尔逊，她精心编造了被虐待的故事，把它们写在了回忆录里。

2002年，朱迪·布伦特出版了回忆录《绝尘》（breakingclean），讲述了她在蒙大拿州的农场当家庭主妇的不幸生活。她在第一章中描述了她的公公把她的打字机拿到外面，然后“用一把大锤把它砸烂”的场景。她的公公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后来，布伦特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承认，打字机被大锤砸烂是“象征性的”写法。她说，实际上“老人家拔掉了打字机上的插头，大喊大叫，但打字机并没有报废”。

拉里·科尔顿1992年出版了回忆录《山羊兄弟》（goatbrothers），讲述了职业棒球小联盟球队的一次公路之旅。途中，他的棒球队走进了亚拉巴马州的一家餐馆。一名女服务生说她们不招待黑人球员，于是，球队经理安迪·塞米尼克就命令球员们回到汽车上去。科尔顿写道：“我从凳子上站起来，把塑料杯里的水倒在柜台上，然后随手抄起一个棒球，朝收银台扔去。棒球打到了被堆成金字塔状的那些塑料杯的中心，杯子四处飞散，女服务生们纷纷低头躲避。”后来，在接受《俄勒冈人报》的采访时，科尔顿坚称自己确实把水倒在了柜台上，但承认自己并没有朝那些杯子扔棒球。他说，他之所以创造了这个场景，是因为他使用了“电影化”的方式去考虑“这个场景在读者心里会是什么样的”。

要谴责洛雷尔·威尔逊（也可以叫她劳伦·斯特拉特福德或劳拉·格拉博夫斯基）这样的人很容易，但对于从未被大锤砸过的打字机和从未被扔出的棒球，就比较难下定论了。随着回忆录的大量涌现，这种小小的欺骗和伪造不断被发现，并在评论文章、博客、网上论坛和学术文章中引起无休止的辩论。通常，人们会在以下两种立场中选择一种。

1. 我控诉。令人极其震惊的是，在书店的非虚构类专区销售的被称为“回忆录”的书往往有虚假成分。这不仅仅是虚假宣传，还是一种欺骗——不管是否有意，都会影响到书中的内容。既然报纸和杂志可以对出版内容进行事实核查，为什么图书出版商就不能呢？（提出这种疑问的往往正是报纸记者。）总之，这是现代生活中欺骗泛滥的又一个实例。

2. 人啊，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吧。谁都知道，人类的记忆是有缺陷的。回忆录这种作品类型被公认为主观的、印象模糊的证言。回忆录不会试图给出真正的真相，只会给出作者眼中的真相，这就是回忆录的价值所在。那些花费时间在回忆录中寻找错误并自豪地宣扬的人，是虚伪的诽谤者。

第一种立场的弱点更为明显，因为它的前提是不切实际的、天真的道德绝对主义。现实生活中只有非常少的东西能得到确切的验证，比如出生地点和日期、亲戚的名字、工作的头衔以及一些时间和空间上的细节。此外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人的印象而已。作家要想创作一本任何人都可能有意阅读的书，就必须以叙事的方式来表现这些印象。期望回忆录可以像录像带一样准确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这种想法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录像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随时存在，因此，任何包含对话的回忆录（也就是说，任何近代或当代的回忆录）都是不准确的。想想你最近的一次对话，你能准确地记住你和其他在场者说过的话吗？当然不能，尽管这次对话可能顶多发生在几个小时前。回忆录只是看似还原了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对话，尽可能呈现了在场者可能说过的话、可能会说的话、应该说过的话。回忆录中关于过去的其他内容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因此，如果一个人能接受回忆录中存在对话（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要求废除回忆录中的对话），却对其他部分的真实性有所抱怨，那么他的行为是前后矛盾的。

第二种立场也有明显的漏洞。非虚构图书的不真实性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人们想读这些书，恰恰是因为人们期待它们是真实的，这可能是它们最大的吸引力。詹姆斯·弗雷的《百万碎片》要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版，销量肯定没有这么好。内容丝毫未动，只是把分类改成回忆录，这本书就立马被抢购一空。赫尔曼·拉帕波特把大屠杀中的爱情写成了童话故事的形式，出版商初步计划把他的书作为小说出版。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它不是真的，所以没人在意。在某种程度上，回忆录被证实为虚假之后，就失去了它的特质、权威和力量。

但虚假确实存在，无法回避。要深究的话，我们可以把回忆录分成不同等级，或者找出某种规律。如果一部回忆录从消极的角度描述人物，不论是主旨还是细节都有错误，文笔拙劣，从私利出发，或者以其他方式显露了作者的意图，那么，其准确性就是个问题。以上这些事做得越多，做得越过分，这部回忆录的问题就越大。

让我们来看看两本非常成功的书中的选段。在珍妮特·沃尔斯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玻璃城堡》的第42页，沃尔斯描述了大约三十五年前，在得克萨斯州两个小镇之间的路上，她的母亲在车上坚持说自己怀孕了10个月，并为此和她的父亲大吵了一架的事。

“‘我怀孩子的时间总是比大部分女人长一些，’母亲说，‘洛丽就在我肚子里待了14个月。’

“‘胡说八道！’父亲说，‘除非洛丽有大象的基因。’

“‘不要拿我或者我的孩子开玩笑！’母亲大叫道，‘有些孩子是早产的，而我的孩子全都是晚生的，这就是他们那么聪明的原因。他们的大脑有更长的发育时间。’”

在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拿着剪刀奔跑》的第45页，奥古斯丁·巴勒斯描述了他（当时12岁）在母亲的精神病医生芬奇家里度过的第一天。他与芬奇医生的女儿娜塔莉和维基在玩一台旧的电击治疗仪，娜塔莉说她会假装成“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娜塔莉的睫毛颤动着，她说：‘就像是多迪·施密特。’

“维基做了个鬼脸：‘啊，我的上帝。那个人太恶心了。你知道她有多脏吗？阿格尼丝（她们的妈妈）不得不帮她把胸罩扒下来，因为胸罩都粘在她身上了。’

“娜塔莉吸了口凉气：‘你从哪里听说这件事的？’

“‘这是真的，阿格尼丝亲口告诉我的。’

“‘多迪是谁呀？’我问。

“‘阿格尼丝还得用海绵擦洗她的乳房下面，把那些脏东西都擦掉。’维基故意尖叫了一声，做出呕吐的样子。”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在撒谎，书中涉及的人物在多年之前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们不能怪沃尔斯，应该被谴责的是巴勒斯。巴勒斯给精神病医生一家（他最终搬进了他们家里）换了名字，却如实地写出了小镇的名字，因此，凡是认识他们的人都能辨认出他们的身份。既然巴勒斯把他们疯狂的、令人不快的举动披露出来，读者对真相的要求也就变高了。巴勒斯直到精神病医生的家人以诽谤罪起诉他，并最终达成庭外和解时，才明白了这一点。沃尔斯也把自己的父母描绘成了疯子。她的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无论是她的母亲、兄弟姐妹，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公开反对她对人物的刻画（她的父亲早在她写作之前就去世了）。部分原因在于，比起巴勒斯，她是一个更好的作家，一个更有同情心和洞察力的观察者。她作品里的对话相对较少，听起来也很真实，而巴勒斯的书里对话太多（有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打着引号），且往往与事实不符。巴勒斯笔下的角色像是卡通人物，有时滑稽，有时吓人，但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沃尔斯笔下的角色既有趣又可怕，同时令人心酸，在某种程度上还很神秘——他们都是真实的人。

回忆录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意图。有的狭隘（为了跟别人算账），有的宏大（为了赞美上帝），有的关乎技巧（为了讲个好故事），有的关乎商业（为了销量高），还有的关乎政治（为了废除奴隶制）。当回忆录中的某个行为、引文或细节明显地服务于其意图时，读者的不满会增加，对真相的要求也会随之变高。如果书中的“事实”被证明是假的，那么这本书理应受到质疑。朱迪·布伦特觉得她的家人扼杀了她的艺术抱负，并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这一点，这很好。但是，在她编造了大锤砸打字机的事之后，她就咎由自取，失去了被倾听的权利。

在《百万碎片》出版的几个月前，詹姆斯·弗雷接受了《纽约观察家》的采访。在谈到他的一些作家同行时，他说：“我他妈的才不管乔纳森·萨佛兰（随便他叫什么）或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做什么。我他妈的才不管他们所有人在做什么。我不和他们出去玩，我不是他们的朋友，我也不是文学界的一员。”当谈及戴夫·艾格斯的《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时，他说：“我认为那是一本平淡无奇的书，但它被吹捧为我们这一代中最好的作家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他妈的，去他妈的，去他妈的说这种话的人。”他还说他的妻子说他是野蛮人：“因为我用手吃饭，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狗，还因为我喜欢斗牛、喜欢摔跤、喜欢拳击。作家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他们都他妈的有硕士学位，很‘精致’，还很‘有教养’。”

在他的书大获成功后，弗雷接受了《娱乐周刊》的采访。他说：“我走进兰登书屋时，他们都把我当成摇滚明星，一个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敢相信我本人出现了，都在叫：‘哎呀！哎呀！哎呀！’”

这样一个惹人讨厌、自私且装腔作势的人，希望在书里让自己的人生看上去更暴力、更痛苦、更戏剧化、更极端，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在2008年的夏天，丑闻曝光后，弗雷接受了《名利场》的采访，他声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当然是这样）。那篇访谈文章的作者这样写道：“他已经38岁了，但仍然会打一些古怪的电话给我。有时他会从街角打来，用一种高亢而疯狂的苍老声音，拉长你名字的每一个音节。有时他会假装遇到紧急情况，就像他前几天打电话给编辑助理时做的那样：‘艾利森，妈的，艾利森，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在第五十六大道和第五大道的街角处，一辆该死的公共汽车开过来，把我打得浑身湿透！我还有两个会议，我需要你去给我买内衣和裤子。’”

这个坏男孩变得很可怜。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调查，我很高兴能在此引用自己看到的最明智的说法。这是《纽约时报》记者雷蒙德·沃尔特斯在1960年写的：“如果读者拿起一本自传只是为了几个小时的消遣，那么，只要他读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他就不会太在乎它的真实性。但是，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以及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又会怎样呢？他可能会遵循几个世纪以来挑剔的批评家使用的方法：当你开始读一本自传时，把它想象成一个你刚刚认识的人，你不断地判断这个人言语的真实性，从而尽可能地估量他或她的个性。”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人总是告诉我们“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上次听虚构的故事还是在布兰特湖营地的篝火旁。）我们读回忆录就像听这些人说话一样，总是要做好准备，去评判他们的智慧、洞察力和可信度。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个自大的吹嘘者，他是每一个故事中的主角或受害者，我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怀疑。如果遇到了愤愤不平的腔调、侵犯了我们私人空间的没水平的发言者或过分自来熟的人，我们会找到最近的出口逃走。那些记得很久以前的很多细节的人也很可疑。也有时，有人纯粹是想开玩笑，他的眨眼和语气就会告诉我们，不必把他说的话过于当真。有些讲故事的人则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直视我们的眼睛，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们。但很可能，这些人的故事里隐藏着欺骗，而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