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提高工程技术水平可能会有所帮助。“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或简称为“可解释性”，正在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令人备受鼓舞。可解释的人工智能试图将神经网络近乎神奇的计算进行简化，转变成人类可以仔细研究和理解的形式。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保证能够达到其支持者所期望的高度。与此同时，这项技术所要诠释的模型却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
即使是完全可解释的人工智能也仅仅是第一步。如果在算法设计完成后，再加入安全性和透明度等考虑因素，无论设计得多么精妙，都不足以满足要求。下一代人工智能必须从开发之初就采取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理念。以激情为起点固然很好，但我们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而又不起眼的挑战，要取得真正的进展，就必须有敬畏之心。而硅谷似乎缺乏这种心态。
学术界早就意识到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负面冲击，比如缺乏透明度、容易受到偏见和对抗性影响等等。然而，由于研究规模有限，风险一直只存在于理论层面。我的实验室最有现实影响力的工作是环境智能研究。由于临床法规的制约，我们对工作热情保持谨慎和克制，因此有足够的机会来应对相关隐患。但现在，市值接近万亿美元的公司已经掌握了主导权，潜在风险的发展步伐也急剧加快。无论是否准备就绪，这些问题都需要以商业速度加以解决。
每个问题单独来看都令人担忧，但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未来，其特点是监督减少、不平等加剧，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导致迫在眉睫的数字独裁主义问题。走在全球最大公司之一的走廊里，我不禁陷入沉思，问题的确很尴尬，尤其是考虑到同事们的诚意和良苦用心。这些都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现在还没有出现胡子拉碴的典型恶棍，我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现实问题，此时提出这些挑战，只会让人更加困惑。
我回想起与阿尼共事的情景，想起当时要在几家医院部署手工制作的小型原型设备是多么困难。在高度谨慎的医疗领域，创新是逐步展开的，虽然有时令人沮丧，但总体上也让人感到心安。我想知道医疗领域的做法是否值得广泛效仿。
硅谷的傲慢态度向来为外界所诟病。在人工智能时代，尽管我们对潜在风险的认知不断加深，企业的夸夸其谈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首席执行官们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发表主题演讲，有些内容高瞻远瞩，有些则拙劣不堪，还有一些是彻头彻尾的侮辱。企业高管们承诺将在不久后推出自动驾驶汽车，设计出高超精湛的肿瘤检测算法，实现工厂的端到端自动化。至于被先进技术取代了工作的人（出租车司机、长途卡车司机、装配线工人甚至放射科医生）的命运，商业领域的态度似乎介于半心半意的“再培训”和几乎不加掩饰的漠不关心之间。
无论首席执行官和自诩为未来学家的人的言论如何彻底脱离公众，技术的日益普及都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在这个时代，里程碑接二连三地出现，最可怕的情景正在逼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流血事件。
在亚利桑那州坦佩市，优步先进技术集团正在测试一辆自动驾驶原型汽车。伊莱恩·赫茨伯格（elaineherzberg）推着自行车过马路时，被这辆车撞倒身亡。两年多前，优步策划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系团队离职记，而现在，优步的自动驾驶项目成了公众嘲讽的对象。如果说人工智能如今频频遭遇偏见让我和同事们感到难过，那么我们现在的感受则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优步的品牌已经声名狼藉，其原因与技术本身关系不大。尽管我们很容易将事故归咎于优步，但很明显，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类似的事故。
的确，更多教训很快就出现了。2016年，propublica[注：propublica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非营利性媒体，其新闻报道以调查为主，主要涉及政府、商业、刑事司法和环境等主题。——译者注]的一系列调查显示，有偏见的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处理贷款申请，甚至协助法官做出假释决定等方面。类似的报道还显示，在某些招聘中，求职者会先经过人工智能技术的筛选，然后才有真人面试官进行面试。此类做法往往会在无意中造成歧视性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伊莱恩·赫茨伯格的死亡理所当然地导致优步自动驾驶团队解散，并对整个领域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上述更微妙、更机构化的伤害却不可能迅速得到纠正。相关问题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影响范围更广，而监管则少之又少。期待出现同样程度的公愤是不现实的。但好在公众意识在不断提高，媒体也认识到，当涉及人工智能的报道时，不应忽视偏见、公平和隐私等问题。
无法问责算法、特定人群受到不公平待遇、一个人意外死亡，这些都是人工智能领域出现的新局面。审视局面，我得出结论：简单的标签已经不再适用。甚至连“失控”等措辞都显得委婉。人工智能不是现象，不是颠覆，不是难题，也不是特权。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自然力量。它是如此宏伟，如此强大，如此反复无常，既能轻易激发灵感，也很容易摧毁一切。要让人工智能值得信任，需要的远不止商业公司空洞的陈词滥调。
人工智能甚至不是科技界对公共利益的唯一威胁，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剑桥分析公司也爆出丑闻。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公众普遍对虚假信息表示担忧。关于社交媒体和新闻源过滤气泡的不良影响的报道也在不断增加。种种事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世界正在逐渐意识到，数据不仅有价值，而且具有影响力，甚至可以产生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影响。
到2018年，已经没有人再质疑其中的利害关系了。对脸书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应用的审查不断加强，因为它们提供的超个性化内容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抑郁和焦虑。社交媒体利用人工智能打磨定制化内容，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用户参与”，这种趋势令人不安。亚马逊使用一系列监控工具（包括监控腕带）实时追踪工人的工作效率，这种仓库管理方式受到媒体抨击。微软在试图推广其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时，遭到了隐私权倡导者和公民自由组织的批评。我自己也被卷入争议的中心。当时谷歌云与美国国防部签订的一份合同（内部称为maven项目）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几个月后，紧张局势从公司内部蔓延到媒体，重新点燃了大众关于技术在军事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长期争议。科技抵制浪潮已经来临，人工智能难以独善其身。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我说。
时间是早上5:30。我看着护士把母亲推进手术室。她又要做心脏手术了，这是迄今为止创伤最大的一次。中国家庭向来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对彼此的感情，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出了剩下的祝福。
我爱你，妈妈。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几分钟后，我无精打采地站起身，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找到了一张远离喧嚣的安静长椅，颓然坐下。长椅的金属表面比我想象的还要冰冷，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只有我一个人，满脑子都是我还没准备好面对的种种思绪，左手边空空如也——在其他日子里，母亲总会坐在我的左边。她也许会发脾气，会评头论足，但她总是在那里，总是在我身边。
片刻之后，我意识到周围并非空无一人。父亲找到了我。他看起来欲言又止，似乎不知道如何开口。
“飞飞……”他的语气异常严肃，甚至有一种成年人的口吻。但我感觉到的不是力量或威望，而是脆弱。
“我小时候，人人都喜欢我父亲，”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尤其是我。我跟你说过他的事吗？我们家并不富裕，但过得还算舒适，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小城镇。我的成长过程很幸运，我觉得自己……很特别。”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听到的话。他很少谈起他的过去——缺席的祖父、他似乎从未摆脱的童年，还有我和母亲之外的家庭成员。但他继续说了下去，深入讲述着我从未听过的故事。
父亲委婉地讲到，因为他的母亲患有某种说不清的严重精神疾病，他从小就没有在自己母亲身边。尽管如此，或者更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对他溺爱有加。祖父并非富有之人，也没有显赫身份，只是个小官员，但生活在那样的小城镇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行政地位也能带来一些好处。对父亲来说，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远离了那个时代的纷杂是非，经历了我想象中他那种性格的人在童年时期必定经历的各种冒险。
当他告诉我他儿时最喜欢的宠物时，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一只熊，一只真正的熊，而且是他亲手养大的。后来那只熊长得太大了，变得非常危险，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捐给了动物园。当然，我不应该感到惊讶，大多数男孩哪怕只有一点儿名义上的特权，也会梦想着进个好学校、谋个好职位，但父亲毕竟与大多数男孩不同。他当然会利用这个小小特权换取一只熊，牵着它在小镇上漫步。我内心的紧绷逐渐舒展开来。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也许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像这样的时刻还是让人印象深刻。他真的能在任何场合给人带来温暖。
但故事至此发生了转折，因为祖父突然罹患重病。病情开始得很神秘（那个时代经常会这样），而且由于他们很少与人交往，祖父的病逐渐恶化。只有父子俩相依为命，小镇物资有限，有效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父亲束手无策，祖父日益憔悴疲劳，食欲急剧下降，变得神志不清。
因为照顾不周，祖父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几个月后就无法自理。父亲只能守在床边，眼睁睁地看着祖父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父亲整个世界的中心崩塌了，但他却无能为力。当祖父最终去世时，父亲觉得生命毫无意义、毫无尊严。姗姗来迟的医生跟父亲解释说，是极度营养不良加剧了祖父的胃肠道疾病，最终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但对一个突然变得如此孤立无援的男孩来说，解释已经无关紧要。一切都毫无道理可言。
那是1961年，父亲当时只有14岁。
祖父去世后，没有任何亲人来照料父亲。不可思议的是，祖父的一位同事主动收养了父亲，成为他的法定监护人。祖父同事让父亲继续上学，满足了他的基本需求，并确保他顺利毕业。祖父同事的慷慨让父亲熬过了那段原本会让他生不如死的日子，但从此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祖父去世后，父亲的一部分也随之消逝，留下的只是一个孩子的一部分，这是他所热爱的世界曾经存在过又消失的唯一证据。因此，他决心保持原样。即使他长大成人，获得学位，并最终为人夫、为人父，他也继续过着记忆中的那个男孩的生活。
父亲笑容温暖，喜欢玩冒着傻气的文字游戏，一生都拒绝承担责任，但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无法治愈的痛苦，多年后依然让他难以自拔。所有的遭遇和痛苦塑造了他唯一的信念，随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坚定：虽然反复无常、残酷无情的世界夺走了他的父亲，却永远带不走他。这个世界也永远不会夺走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带走我。
在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父亲并不是在简单地向我讲述我们家族的历史，也不是在讲述他与母亲一样渴望逃离的私人原因。这个男人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他急于想让女儿做好失去母亲的心理准备。在几十年的新生活之下，埋藏着他最古老、最深沉的悲伤，现在他把这份悲伤挖掘出来，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共同面对新的伤痛。他是在保护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的青春期从未结束，但事实是，他的青春期早已结束了，而且结束得太快。他一直像个被时间定格的孩子，但在医院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新的一面。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颗父亲的心在跳动。
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二个十年已经来到尾声，在谷歌的第二年也即将结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我所在的领域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这种混乱似乎也渗透到了我的内心。我也逐渐意识到，一种模式似乎定义了我的人生。无论情况有多么艰难，都会有一些事情唤醒我，让我思考在这一切之中，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一次，我都心怀感激。
不管在何种场合，关于职业伦理的对话都需要花费一番心思，但有一次讨论让我尤其紧张。那是2018年秋季的一天，我站在一间拥挤的会议室里，到场的都是现场向我汇报工作的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在回答团队提问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在高空走钢丝。不管是我们行业还是其他行业，都经历了太多动荡，从文化到政治，我觉得早该进行反思了。
我开口讲话，句子之间有很长的停顿：“从我记事起，我就对物理学充满热爱。但是，科学之美与曼哈顿计划等事物紧密相连。这就是现实。人工智能也有自己的隐患，无论是机器人杀手，还是大范围的监控，甚至只是通过自动化让我们80亿人失业。这些都是可怕的事情，值得我们担心。但它们也是极端情况，不太可能明天就发生。”
我再次陷入长时间的停顿，酝酿着下一句话。
“我想，这就是问题真正变得棘手的地方。因为在此期间，有太多其他事情需要考虑。既有许多积极的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因素，有些事情可能明天就会发生。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机遇。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就是伦理框架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迈出每一步之前进行评估。”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嗯，我能问个问题吗？”会议室最角落里传出一个声音。这声音来自谷歌新聘用的研究科学家，她才华横溢，技术水平很高，最近刚从世界最顶尖的学校毕业。然而，听起来她有些胆怯。“‘伦理框架’这个概念……”
“请说。”
“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比我想象的更为基础，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如此发问。
加入我们的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帮助本地单身人士找到真爱！正在招聘中！
我在后座上眯着眼睛看着国道101上的另一块广告牌。我开始怀疑，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是否在于除了人工智能，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做其他广告了。自从几个月前和团队讨论了我们工作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同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嘿，看看这个。”他边说边递给我几页打印好的文件，“这是公关团队整理的谈话要点，我们可能会用到。”
清晨时分，我们的车随着向南行驶的车流缓慢移动。我低头看了看材料，露出微笑，但让我精神振奋的并不是纸上的字。我们正在前往山景城，要去参加谷歌一年一度的传统招聘活动，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了。谷歌会让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实习生聚集到googleplex，与领导层会面，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对公司来说，这是一次招聘活动。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远离公司事务的好机会，唤起了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最美好的时光。满屋子都是聪明、年轻、有远见的思想家，而我将有机会跟他们交流。
在谷歌，我通常很乐于照本宣科，这与我做教授时畅所欲言的风格完全不同。作为谷歌的发言人，意味着要对众多高管、公关顾问甚至律师负责，因此不按规定行事的想法会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的发言通常都是围绕人工智能和商业的老生常谈，彬彬有礼地讲给这个记者、那个记者或一群分析师听，不会出任何纰漏。我几乎到了熟能成诵的地步。
但身处这个奇怪的时代，我的内心渴望变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与团队的会议上。最后一个问题反复出现：“伦理框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越思考，就越觉得自己想得并不清楚。我自己对“伦理框架”的大部分概念源于非传统职业生涯中的意外收获：在加州理工学院与克里斯托夫一起向机构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多年来在医院与像阿尼这样的人合作，陪同医生查房，倾听护士的关切，从而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家中一直让我担心的父母；我青少年时期的移民生活。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医疗等领域拥有经过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规范、先例和伦理基础；其伦理基础以生与死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为依据。相比之下，人工智能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本身几乎没有明确的伦理准则。我们领域的自我认识之路才刚刚起步。因此，缺乏伦理框架的不仅仅是谷歌，也不仅仅是像那位提出问题的年轻工程师一样的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
我假装对公关团队准备的材料很感兴趣，扫视着用荧光笔突出显示的段落，但这一次我已经暗下决心：在面对700名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工作者发表演讲时，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用别人准备好的发言稿；我决定要完全发自肺腑地讲话。此外，随着我的学术休假即将结束，我有非常多的反思要和大家分享。
在谷歌云工作的日子虽然常常让人迷失方向，但我却无比感激。我得到了科学家少有的机会：在最大范围内与受到我领域研究影响的人会面，从他们的角度来审视相关影响，哪怕只是一瞬间。两年来，我经常与金融服务、农业、医疗、能源、娱乐和交通等行业的初创企业，以及财富500强企业的高管、产品设计师和各类开发人员进行交流。这些经历给我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比我想象的更清晰、更让人谦卑，也无比直接地提醒我，人工智能已不再是智力上的好奇探索，而是即将改变全人类生活的社会转折点。归根结底，我知道，如果一个机构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工智能技术加以考量，那么它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迹象是明确无误的。我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反思我所看到的一切，试图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拐点，思考如何负责任地驾驭它。我为此感到自豪，也怀抱着乐观的心态，依然充满热情。但同时，我也深感这份责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
无论我接下来要去哪里，我的旅程都将从我站在台上面对实习生时所说的话开始。过去两年，我一直专注于传递企业信息，现在我将不再担任企业信息的传声筒，我决定直抒胸臆。虽然我还没有准备好措辞，但我打算承认，前路崎岖而艰难，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实习生还是首席执行官，没有人知道答案。有坏消息要面对，有难以接受的真相要处理，而且很可能会造成伤害。但也有好消息：现在一起面对还为时不晚。
登上讲台时，熟悉的紧张感在我的胃里翻腾。不过，我最喜欢的观众就是学生，看到他们的目光，我感到了安慰。
“下午好！”我对着麦克风说，“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一天，只有这两句话是讲稿里的。
两周前，母亲刚刚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这是我们家与不敢想象的事件最近的一次接触。而就在现在，我已经从母亲的声音中听到了单调的藐视——她的语调一如寻常。无论健康还是生病，年轻还是年老，这都是她的自然状态。
“这个话题我们都讨论20年了，飞飞。”母亲说道。
我转过头看了看屏幕，那封邮件依然清晰可见。在一封日期为2018年6月7日的邮件中，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似乎在邀请我做证。对一个从未出席过国会听证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邀请，而且听证会定在26日，距离现在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我想到导致当前情形的种种因素：科技抵制浪潮、有偏见的人工智能等等，觉得接受邀请似乎是个绝对糟糕的主意。我知道母亲此时此刻是多么需要我陪在床前（不管她是否承认），因此心情更加糟糕。老实说，我只想让她替我做决定，让她坚称我现在离开是对她极大的不负责任。但她一如既往地没有打算给我提供便利。
“飞飞，你还记得我们在肯尼迪机场降落的那一刻吗？我们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你爸爸没有来接我们，我们当时是什么心情？”
“当然记得。”
“我们在行李提取处的那几个小时多无助啊，都吓坏了。现在，20年过去了，你收到了这样的邀请，要去这个国家的首都，要去为你最热爱的课题做听证了。”
“是的，但如果事情没那么简单呢？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丑闻的一部分呢？如果……”
“那你就为自己辩护！你要告诉他们，你已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20年，你的家人为了成为这个国家的成员付出了一切，你拒绝被当成外人对待！”如果这番话是出自别人之口，我一定会嗤之以鼻。用这样的语气面对国会委员会，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更擅长想象，而不是实际行动。但我了解母亲，如果有人敢质疑她的人格，她肯定会这么说。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让她替我出庭做证。
“想想全世界有多少人对参加这样的事情求之不得。公开听证会。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的公开对话。”
随着一声槌响，听证会开始了。此刻，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听证会现在开始。”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众议员芭芭拉·科姆斯托克（barbaracomstock）对着麦克风淡淡地说，“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听证会。今天听证会的主题为‘人工智能——威力越大，责任越大’。”
至少我听出了其中一句话是电影《蜘蛛侠》里的台词，说明我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即便如此，各种神经质的担忧还是在我脑海中纷纷闪现。无数双眼睛仿佛要钻进我的后脑，我开始重新审视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旅程的每一个细节。我的移民生活、我在日益分裂的技术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科技抵制浪潮等等，所有的一切。
然而，随着听证会的进行，我越发觉得，我对这一时刻的过度忧虑是错误的。代表们逐个发言，每个发言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展现出孜孜以求的姿态，让我倍感惊讶。他们的声音带着好奇心、诚意和探索真实观点的意愿，尽管这些观点可能很复杂。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来接受严厉的质询的。在听证会上，我甚至有机会讲述母亲的病情，讲述她对我在人工智能和医疗交叉领域研究方面的激励和启发。我曾担心听证会会演变成对抗的局面，但结果只是一场对话，探讨的是更简单但更深刻的议题：未来几十年里，美国人的生活会呈现何种面貌？
当我提到母亲的时候，科姆斯托克众议员将目光从准备好的发言稿上移开，直接与我交谈，分享了她对美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挑战的看法。
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兰迪·韦伯（randyweber）发言时也询问了母亲的健康状况。我高兴地向他保证，她的病情很稳定，我已经可以离开她的身边来参加听证会，而且她现在就在病床上看着电视直播。“嗨，妈妈！”众议员科姆斯托克对着摄影机俏皮地插了一句，众议员韦伯也用温和的亲切语调表达了自己的祝福。这次交流出乎意料地充满了温馨，消除了我内心残存的恐惧。
我将一切美好感受转化成语言，介绍了我心目中人工智能的潜力和应有的样子。我讲述了启动ai4all公益项目的经历，以及项目启动以来，我学到了什么。我谈到了环境智能，分享了这个话题对我的意义。我还谈到了未来，表示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为缩小世界各地的机会差距做出贡献。
这是我就人工智能话题进行过的最友好的对话。在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比尔·福斯特（billfoster）的影响下，我们甚至谈及了更专业的领域。他是一位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政治家，在从政之前曾在能源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工作。他的求知欲激励了我，也再次验证了人工智能是多么新颖的研究领域，比化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更成熟的学科要年轻几个世纪。即使是现代人工智能，也更接近于牛顿出现前伽利略和第谷·布拉赫所处的时代，当时人们正在对各种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预测，但统一的模型尚未正式形成。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初生时代，仍在企足而待“古典”时代的黎明。
“感谢各位证人的证词和各位委员的提问。记录将保留两周时间。”众议员韦伯说，“听证会到此结束。”随着法槌的再次敲响，听证会结束了。
我心想：“好吧。”我眨了几下眼睛，似乎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我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当我走回酒店时，对首都街头的气氛感觉完全不同了。我的肾上腺素水平开始下降，思绪也变得更加清晰。我感觉更像真正的自己了。但我仍然没有方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追随怎样的北极星。
我重新打开手机，信息通知声近乎不断。我没有查看消息，而是给西尔维奥打了个电话：“嘿，妈妈怎么样了？有什么新消息吗？”
“你妈妈很好，我刚给护士打电话确认了一下。你自己呢？”
“据我所知，我活下来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他说，“我这辈子都没看过这么长时间的c-span[注：c-span是美国的一个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网，直播和录播美国国会听证会、白宫新闻发布会、政治活动以及其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内容。——译者注]直播。我看不出你有多紧张。”
谢天谢地。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
“但你知道吗？可能是电影看多了，让我产生了错误的想象，我觉得你的听证会也没想象的那么刺激。”他笑着补充道。
我笑得比想象中更大声。
听证会终于落下帷幕，而我还在想象听证会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景。会议时间本可以更长，本来可以有更多的证人、涉及更广泛的专业知识；会议议程可能涵盖更多议题，会议成果也可能以更多的形式公布。但是，即使是“更长”和“更多”等词语，也让人感觉言不尽意。要探讨的话题实在太多了。
此外，我们仍身处一场全球风暴之中。每天似乎都有新的头条新闻报道自动化对全球劳动者构成的威胁。随着人工智能在监控领域的应用日趋成熟，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的担忧与日俱增，对隐私和个人尊严的古老威胁也在现代社会出现。尽管最初出现了强烈抗议，但算法偏见仍然笼罩着整个人工智能技术，此外还有往往与算法偏见相关的代表性问题。
我曾经把人工智能视作纯粹的科学，而现在，我用了很多不同的词来形容其化身：“现象”“颠覆”“谜题”“特权”“自然之力”。但当我穿过首都的街道返回酒店时，一个新词占据了我的思维。如今，人工智能是一种责任，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承担的责任。
我确信，这是一个值得面对的挑战。深度学习飞速发展，每一年都感觉像是要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应用的深度和多样性增长得如此之快，甚至全职研究生和博士后也很难跟上文献的步伐，更不用说教授们了。可能性无穷无尽，挑战也永无止境。即使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人工智能也具有无与伦比的激励力量。面对全球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面对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揭开谜底的未知，真正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远远不是公司战略或学术课程所能提供的。
是什么让硅谷的公司如此强大？不仅仅是它们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或数十亿用户，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拥有惊人计算能力和数据储备，让学术实验室的资源相形见绌。它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成千上万个才华横溢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努力。但公司只能利用这些人才，而无法塑造他们。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类似的情况：才华横溢的技术专家几乎可以建造任何东西，但问及工作的伦理问题时，他们却一脸茫然。
是时候重新评估人工智能教育的各个层面了。未来几年，从业者需要的不仅是专业技术知识，他们还必须了解哲学、伦理学，甚至法律。他们需要看到阿尼确保环境智能团队所看到的一切，他们需要将其融入众多学科中。研究工作也必须不断发展。在经历了这一天之后，我知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策方法，首先要对民选官员（就像我刚刚遇到的那些政府官员一样）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普及教育。
想象空间是巨大的，但愿景需要一个重要的纽带串联起来，这个纽带就是大学。早在有人利用人工智能谋取利益之前，人工智能就已经在大学里起步了。在大学校园里，仍然最有可能感受到某些意想不到的研究突破带来的火花。感知机、神经网络、imagenet，以及后来的很多东西都出自大学。我想建立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基。我们只需要加以利用。
我们要从根本上重新构想人工智能，使其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下一颗北极星。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旅程方向的改变，不如说是旅程范围的扩展。人工智能一直以来都追求科学性，而现在，它必须也追求人性。人工智能应该秉承最优秀的学术传统，保持合作和敬畏，同时不惧怕直面现实世界。毕竟，星光是多样的。一旦白色的光辉展开，各种颜色就会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