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比我预期的时间要长很多。我是说，发计算机科学论文通常只需要几个月。”
他说的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他是对的。我没有太多可以补充的。
“李教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双手抱臂，开始提问，“我知道你花了多长时间构建imagenet，也清楚它对计算机视觉的重要性。对于这个，呃，环境智能的想法，我们会有类似的数据集作为支撑吗？”
我叹了口气，可能声音有点儿太大了。
答案是否定的。又一个“没有”。没有数据集。没有已知文献作为我们观点的基础。没有研究类似问题的实验室可以合作。最后，这位候选人的回复虽然礼貌，但也是否定的。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连一个合作者都没找到，我夜不能寐。我正站在职业生涯最有意义的一个篇章边缘，有机会接受母亲的启示，真正利用人工智能为社会做些贡献。但如果没有帮助，我们将一无所获。我想起了imagenet早期的孤独岁月。与现在相比，连那样的日子都显得云淡风轻了许多。
然而，今天我有了分心的奢侈机会。也许是觉察到我需要一些外力来保持头脑清醒，阿尼派我去参加一项实地考察。
“你确定这样没问题吗？”我一边调整口罩，一边问道。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被穿着手术服的人包围着，今天是第一次自己穿上了手术服。
“当然没问题，我们经常这么干。护士、医学院的学生、实习毕业生，什么人都有。别担心，你很快就会融入。”
阿尼安排我跟随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特里·普拉切克（terryplatchek），这样我就能观察到医生在医院轮班期间保持手部卫生的实际情况。但我想看到一切：病人、护士，所有的一切，他们的全部经历。我知道他们的世界是混乱的，我想以他们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
我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普通病房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有这么多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都令人心碎。有些获得好消息，有些则碰上坏消息，而大多数都只是漫长而又让人麻木的治疗旅程中的又一步。有些家长问我是谁，为什么会在那里。但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多想，因为他们只想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同的医护人员像走马灯一样地变换。
我本该记录一些机械且容易量化的东西，但我无法将视线从医护人员身上挪开；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人才真实地展示了什么是人性化护理行为。一个好医生是信息的总汇、力量的源泉，有时甚至是病人及其家属在痛苦时刻的精神支柱。多年照顾母亲的经历让我自信对医疗领域了如指掌，但与普拉切克医生的相处彻底颠覆了这种观点。我开始确信，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取代我那天所看到的一切。
尽管如此，我认识到在某些决定性时刻，我们也非常需要新的辅助工具。我遇到了一位资深护士，她的一个病人最近摔倒了。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她惊讶地发现，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极大。从统计学层面看，对她来说，在自己的监护下有病人受伤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她已经做了几十年护士。但当这一时刻终于到来时，她整个职业生涯的杰出表现并没有能帮助她缓解情绪。她的情绪非常崩溃，就像第一天上班的护士一样。无论是她，还是那位病人，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如果人工智能能帮助避免这种情况，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这一天对体力要求很高，轮班结束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更疲惫的是我的精神。仿佛我重温了和母亲共同面对的每一刻，只是这一次以小时为单位不断循环播放。我茫然地与普拉切克医生握手寒暄，准备离开。但在往外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特里，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你如此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世界？老实说，我算是个局外人。”
他沉思片刻才给出答案：“你知道，最近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老实说，大部分我都不喜欢。”
我笑了，也许带着一丝嘲讽。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当然，如果我每天有更多工作可以被自动化，那就太好了。我明白。”他继续说，“但我有点儿厌倦科技高管们成天说的都是让我这样的人失业。只有你和阿尼似乎真正想帮助我，而不是取代我。”
我稍作思考，然后回答道：“我知道我们聊过我的母亲，还有这么多年照顾她的健康问题对我产生的影响，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在医院度过了那么多时间，对我而言是有好处的。”
“有什么好处呢？”
“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叫作‘关怀之举’，无论是护士帮助我母亲坐起来，还是专家制定治疗策略，都感觉很特别，充满了人文关怀。这也许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人性化的事情。我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来取代它，我甚至不希望人工智能取代这一点。今天，科技在维持我们的生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很感激，但毫不夸张地说，我和母亲能熬过这一切，真正的原因是人，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轮班还没结束，太阳已经落山。从医院出来，傍晚时分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相对宁静的环境让我的思绪得以舒展，全天的记忆带着沉闷的刺痛感重现。虽然我目睹了病人和家属的悲惨境遇，感到心绪不佳，但阿尼是对的，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这是计算机科学学位无法提供的教育场景：病房里的喧嚣、不确定的恳求眼神、对任何形式安慰的迫切渴望，酸痛的脚和破旧的网球鞋，休息室里冷冰冰的比萨，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煎熬。
阿尼知道，虽然我在母亲身边照顾了多年，但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临床医生的感受，所以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下。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很庆幸我们还没有招收任何学生助手，否则，我早已用计算机科学家的阅读清单把他们淹没，使他们习惯于从数据、神经网络和最新架构进展的角度来思考。这当然很重要——在这样的项目中，科学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但我现在明白，科学并不是正确的起点。如果想让人工智能帮助人类，那么我们必须从人类自身开始思考。
我随即做出决定。从那天起，任何要加入我们团队的学生，都必须先拥有我刚刚拥有的体验，否则一行代码都不可以写。跟班学习将成为每位新成员的入门仪式，没有商量的余地。
幸运之神的眷顾加上我在医院的经历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使得工作进展迅速，我们的愿景得以延续。我和阿尼花了近两年时间，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耐心，终于组建了一支规模适宜的团队，开始了我们的工作。很明显，环境智能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小众的研究领域，因为对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需求太旺盛了，竞争机会也非常诱人。但我们招募的人员素质表明，我们正在从事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毫无疑问，这是我参加过的专业能力最多元化的团队。
在我们的第一批新成员中，有计算机科学的一年级研究生、电子工程的博士生，还有研究机器人对人类活动和社交导航感知的博士后。随后，针对我招募的团队，阿尼也挑选了一批年轻医生，有医院的儿科医生、老年病医学专家，还有重症监护专家。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主导权不属于团队中的任何一方；阿尼和他的同事需要我们的经验来构建技术，而我们也需要他们的经验来确保技术的正确性，以确保技术不仅有效，而且尊重使用者、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阿尼将他最令人叹服的壮举留到了最后：说服医疗机构让我们在他们的场所进行实际的技术演示。我们首先选择了两家不同的医院，一家位于帕洛阿尔托，另一家位于犹他州。我们的目标是发现手部卫生方面的疏忽，确保不会因为手部卫生而造成患者感染。接下来，我们选择了湾区的一家养老院，目标是通过跟踪老人们全天的身体活动来协助护理人员。最后，我们在斯坦福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部署了一套系统，当康复患者长时间不动时，系统就会向护理人员发出警报。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就连阿尼的锦囊里也没有妙计了，那就是数据问题。我在这个项目之前的几年深刻认识到，若要有效地训练像我们这样的模型，数据绝对是必需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大量真实、有机且尽可能多样化的数据。
但在医疗领域，我们所需的数据在本质上就是稀缺的。出于法律责任和基本隐私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患者和临床医生的行为很少被影像记录下来，而对于我们希望检测的事件（其中许多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异常情况，比如跌倒），相关的清晰影像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我们的工作比我最初想象的还要复杂。在训练模型之前，我们必须亲自收集必要的数据。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势头依然如日方升。新的实验，新的假设。我们撸起袖子，使用新硬件和新软件。正如我所料，这是我的实验室尝试过的对科学技术要求最高的项目。但真正让我们豪情满怀的，却是任务本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它让我成年后一直从事的职业变得如同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一直努力将私人生活与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区分开来，但现在的一切冲破了堤坝，冲刷着沿途的一切。早该如此了。
“快叫护士，”母亲恳求道，她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点滴……又痒了。他们扎针的那个地方。”我们又回到了医院，这次是做心脏成像。这么多年来，母亲已经做了很多次心脏成像，每次就医的紧张感都比上一次更加强烈。我赶紧按铃求助。
今晚的护理人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中部的旅行护士曼迪。她年轻、乐观，还在努力考资格证书，争取更加稳定的职位。从她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会喜欢她。
“不好意思，”我说，“我知道还没几个小时，我们都叫你三次了。”
“没关系的。”她坚持说，虽然眼神疲惫，但依然笑容满面。她有一种难以伪装的温暖。“哎哟，真是可怜！”她说着，把注意力转向母亲，全身散发着善意，“看来我们又得冲管了。我知道今晚不好过。”
这一幕我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今天，我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也许是因为我从曼迪的举止中看到了一丝纯真，也许是因为最近的研究让我们都成了日常护理专家。我感到喉咙有些发紧，这是我在病房里待了这么多年从未感受过的。同情、敬畏、感激，还有其他一些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曼迪的出现，她这种改变他人生活的简单而真挚的关怀之举，让我感到格外温暖。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在以往的这种时刻，我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母亲身上，但我们在做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护士平均每班要走6000～8000米，需要完成180多项不同的任务，虽然疲劳的隐患有据可查，但轮班时长却在不断增加，目前平均长达12小时。我知道曼迪在来我们病房之前去过哪里，也知道她见过多少其他面孔，我知道她可能已经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毫不吝啬地传递善意，微笑着完成了所有任务。
如果我的研究确实能帮到别人，那么像曼迪这样的护士就是我的首选。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人比她们更值得帮助。
第二天，上早班的是一位新护士苏珊。“你在这里工作吗？”她问道。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佩戴的斯坦福医学院徽章。我跟阿尼一起工作时，经常佩戴着它，这会儿忘了摘下来。
“哦，这个？”我笑着说，“不是，实际上我正在参与一个研究项目。”
“什么样的研究？”她问。
“我是计算机科学系的，我和我的学生正在合作开展利用人工智能追踪手部卫生的项目。”
她的笑容淡了一些，看起来礼貌多于友好。“那么，是有摄像头在监视我们吗？”
“不，不，不！当然不是！”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了，但我每次还是会感到一阵尴尬，“更像是一个传感器，不是摄像头。没有录像。它为我们的算法分析提供了图像。算法正在学习观察不同的洗手模式。我们还在起步阶段，就是想搞清楚算法是不是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但我保证，没人在监视你！”
我尽力保持轻松的口吻。我说的一切当然都是真的，但我也不能怪她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想。
“好吧，那听起来还可以。”她松了口气。“你知道，”她压低声音继续说，“你们这些不叫摄像头的东西应该盯紧医生。”苏珊和曼迪一样善良，但她身上有一种犀利的感觉，她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们的卫生习惯是最糟糕的。但管理层不管他们，只会对我们护士大吼大叫。”
“老板监视器”。
更委婉的说法是“员工监控系统”。这种新型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被广泛用于仓库和办公室等场所。许多人认为这种审查会侵犯人的隐私，甚至是不人道的。虽然软件的市场定位是提高工作效率和保护职业行为，但几乎立即遭到了劳动者的反感，也很快成为科技媒体反复报道的话题。现在，我们甚至还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研究工作就有可能被反乌托邦的联想所吞噬。我们的技术是为了病人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绩效考核，把我们的软件与监视器混为一谈起初让人觉得不公平。然而，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事后看来，审查和监视之间的关联确实显而易见。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人工智能会在公众想象中引发恐慌的一种能力：监控能力。
回想往事，我们很容易忘记变化有多么突然。那是2015年，人工智能对隐私的影响仍是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毕竟就在短短几年前，图像分类的准确性才开始接近实用的阈值。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研究人员眨眼间就掌握了如此强大的能力，技术挑战已经让位于伦理挑战。我们在医疗领域的探索则将这一切带回了我们的实验室。
“没有人想安装老板监视器。”一位学生抱怨道。
团队刚从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医院悻悻而归，他们本想在那里完成推进试点研究的最后工作，却出乎意料地遭遇了失败。
我们的计划是安装一批传感器原型，但我们请来参与实验的各科室护士都无一例外地拒绝配合。项目严重受挫，但在与苏珊交谈之后，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这件事提醒我们，即使是一个明确的多学科团队，也可能存在盲点。虽然我们的临床医生知识渊博，但他们更像研究人员，而不是一线的护理人员，这种区别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简而言之，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医疗专业知识，但我们都不是护士。我和阿尼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我们的选择。
“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一位医生建议道，“护士需要跟你们的研究人员见面。她们需要真正的沟通。”
“是的，当然。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另一位医生说，“需要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
第三个人附和道：“开个公开会怎么样？我可以帮忙组织。”
我心中感慨万分，感谢上帝，感谢你们每一个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阿尼和他的同事们，我们的研究该如何继续下去。
“我们在irb相关的陈述上必须严谨。”阿尼严厉地说，“我们的合作伙伴需要得到保证，任何人的隐私都不会被泄露。一次也不行。大家都清楚了吗？”
irb即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reviewboard），是对类似我们的临床研究进行监管的机构。要达到他们的期望，确保研究获得批准，需要技巧和外交智慧，更不用说丰富的临床经验了。从我和克里斯托夫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开始，我对合规要求就已经习以为常，但对我大多数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是真正的医学研究，涉及真实的个体，需要遵循一套全新的专业规范。
然而，我们都没预料到的是，我们的研究可能会超出irb的范围。在听取学生们关于他们在医院访问的更多情况后，我们欣慰地得知，护士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我们的研究本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了解我们，并且相信我们的动机，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异议。他们担心的是这项工作可能会导致的后果：这项技术将如何发展、供谁使用，以及它的影响范围将会如何扩大。他们的疑虑是敏锐的，同时也强调了一个事实：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评估人工智能的未来，而不仅仅是它的现在——即使是irb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为了确保设备无可非议，我们规定，任何采集到的数据都不得传输到远程数据中心，或者上传到“云端”（这个术语刚刚开始被主流接受）。“云”已经成为热门词汇，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吸引媒体关注和风投资金，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一种诅咒。相反，我们不得不追求另一种新兴趋势：边缘计算（edgecomputing），即把所有必要的计算资源都整合到设备中。这是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范式，但边缘计算本身就是独立的领域，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深入。
尽管面临巨大的工作挑战，但我们知道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从互联网上批量下载图片像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现在需要搜集的可能是能想象到的最敏感的数据：以视频的形式捕捉人类群体真正的脆弱时刻。视频的保真度足以训练机器进行可靠的识别。而且，我们必须确保——必须绝对确保——从第一步开始就保护研究对象的安全和匿名，同时遵守irb准则的高标准（这是我们从事相关研究工作所必备的常识和道德）以及《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等法律框架。
我们的团队不断壮大。团队建立之初就很多元化，包括工程师、研究人员和医疗政策专家，很快又加入了临床医生、生物伦理学家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也越来越多样化，包括传感器专家、网络安全专家等等，当然还有边缘计算专家。我们雄心勃勃，愿景宏大，尤其可喜的是，在我自己的实验室与阿尼的临床卓越研究中心（中心总部位于斯坦福大学，旨在提高医疗质量和可负担性）的通力合作和资助下，我们的项目落地了。
研究的前沿依然广阔无垠。虽然我们只回答了研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会错失其最大的潜力。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人工智能与其他领域相结合，并借助其他形式的专业知识进行推动，可能性就是无限的。
“妈妈，求你了。”
母亲最近又做了一次手术，手术结果虽好，但康复之路格外漫长。康复的关键是进行肺部锻炼，需要每天多次使用一种叫作诱导性肺量计的手持设备进行呼吸训练。她刚刚做完手术，很容易出现肺部感染，而且可能是致命的，而使用肺量计是简单有效的预防手段。
对经历过多次心脏衰竭和脑出血，又刚接受了开胸手术的人来说，这本该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然而，她拒绝了。当医生向她展示肺量计时，她假装按要求呼吸，但医生离开后，她就把肺量计放在一边。当护士来检查时，她又重复着这个戏码。当然，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但无论我怎么恳求，她都不愿意配合。
这根本就说不通。一连几天，我的焦虑与日俱增。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就是劝不动她。护士警告她时，她就点点头；医生责备她时，她就假装服从。但她的表演并没有改变现实：液体正在她的左肺中积聚，她必须再接受痛苦的肺积水引流手术。
最后，在重症监护室又住了几周后，她从第二次完全不必要的手术中恢复过来，这场折磨终于结束了，我们把她接回了家。疲惫不堪的我们回到后院，享受了很久以来第一个安静的下午。她不在的时候，我父亲一直忽略了花园的打理；她回来后，他如释重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妈妈，我想问你点儿事。”我不想破坏这份宁静，但内心的困惑让我无法释怀，“还记得医生们想让你用的那个小工具吗？那个肺量计？”
母亲纹丝不动，默不作声，但她的身体语言告诉我，她显然不想谈这件事——人在静止状态下却能传达这么多信息，真是让人惊讶。
“妈妈，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求你了，跟我说吧。”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依然没有看我：“我不记得了，当时药劲很大，一切都很模糊。”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没办法强迫她解释。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天气晴朗，栀子花盛开。
最后，她打破了沉默。
“你知道吗，飞飞，”她轻声说，终于看向了我，“当病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光是疼痛，还有失控。在那个房间里，我的身体，甚至我的思想都不属于我。房间里有那么多陌生人，我知道他们是医生和护士，但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而我却要听从他们的每一个命令……我受不了。”
我继续听着。
“就连你也命令我！”
我俩都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我知道你是想帮忙，”她补充道，“我知道你们都想帮我，我知道这些东西对我的健康很重要，但到了某一个临界点，我就没有办法再满足这些要求了。”
然后，她又想了一会儿，找到了背后的原因。“我一点儿尊严都没有了。彻底丧失了。在那样的时刻……”她似乎有些语无伦次。我正想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她就接着说完了：“甚至健康都不重要了。”
自从这个项目开展以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经验和教训缓慢地展开，常常伴随着痛苦。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母亲在健康方面的抗争，并对我们多年来依赖的护理人员产生了新的同理心。我对医院中人类脆弱的程度感到震惊，也为有机会为此做出一些贡献而备受鼓舞。但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是，个体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任何数据集都无法解释、任何算法都无法优化的变量。面前这个人是我最熟悉、最在乎的人；在她脸上饱经风霜的纹路和疲惫的眼神之后，那种我长期以来熟悉的挣扎和脆弱，向我伸出手来。
两年多前，母亲只问了一句“人工智能还能做哪些事来帮助别人”，便让我的职业生涯走上了全新的道路。通过她的眼睛来看待我的领域，我的动力一下就增加了。这么多年来，推动我前进的一直是强烈的好奇心，而现在，我第一次将人工智能视为行善的工具，可以纾解像我这样的家庭每天所面临的困难。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工智能伦理”是全新的议题，也会很快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在熟悉的领域中度过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之后，我发现自己又进入了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此陌生，如果没有合作伙伴，我将束手无策、无所适从。与阿尼的合作给了我两个重要的启示：人工智能最伟大的胜利不仅是科学上的，也是人文上的；伟大的胜利，没有他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