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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的我疯狂地痴迷与热爱物理学，为此父母决定冲破周围一切障碍，飞越重洋，全家前往美国，开启逐梦之旅。

树冠枝繁叶茂，在我们头顶高处摇曳，勾勒出的纯净阴影仿佛画框，展示着夜空的画卷。美术老师指着天上的各个星座，我和身边的几个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仰头观望。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讲解，四周安静极了，连老师近乎耳语的声音似乎都能传到下面的峡谷里，而每当有流星划过，我们就会忍不住发出阵阵惊叹。

他说：“我们头顶上方就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我们不知如何回应，只是继续凝望夜空。“看到那边了吗？”他指着一小撮闪闪发光的星星，用食指勾画出大致轮廓。“那是织女，她是天上的神仙，现在天文学家把其中最亮的恒星称为织女星。那边就是牛郎，是个放牛的凡人，那颗星叫牛郎星。牛郎和织女情投意合，但天条不允许他们私自相恋，所以他们被放逐到了天河的两端。”

美术老师已经带领我们在野外徒步好几天了。这是一次艰苦的跋涉，但对我们这群10岁的小小冒险家来说，其间却充满了意外的奢侈：我们没有露营，而是住在了大山深处的老乡家里，他们的热情好客让我记忆犹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住处，吃的也都是他们亲手制作的食物，有香喷喷的米饭和腊肉，我至今都念念不忘。就连小溪也让人心生愉悦——远离工业污染的清澈溪水从高处倾泻而下，潺潺作响，流入当地人用竹竿做的引水管道里。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溪水喝起来纯净清凉，几近甘甜。

“现在，牛郎和织女被星河分隔两端。看到中间那条流淌的星河了吗？”老师指了指天上一条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星河，如同天界的云柱，“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银河系。”

我生活的地区阴多晴少，像这样晴朗的夜空格外珍贵，它点燃了我的好奇心，也激发了我对大自然的向往。从记事起，感知事物（无论是什么）的纯粹体验总能以难以言喻的方式让我深深沉浸其中。目之所及，仿佛总会有新鲜事物在等待着唤起我的惊奇之情，或许是一株植物的静谧，或许是一只昆虫小心翼翼的步伐，又或许是遥远山峰的朦胧深邃。年幼的我对这个世界还不甚了解，但我能感觉到，它值得探索。

老师指向天空的更高处，说：“啊，快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星座。”

“这七颗星星组成了北斗七星。现在沿着这条线往上看，”他指向右边说，“看到那颗明亮的星星了吗？这可能是几百年来天上最重要的恒星，叫作北极星。”

我是独生女，家里看似平静，实则潜伏变数。我从小就能从家里的氛围中感觉到长辈们总会因为一些事情（也许是很多事情）而惴惴不安。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不满情绪逐渐浮出水面：未曾实现的梦想，令人渐生不安的悔恨之痛，还有另一种感觉常伴左右——所谓的“家园”并非真正属于我们。当然，这是我逐渐拼凑起来的一幅画面。小孩子总有天生的本领，可以把无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

我出生在北京，但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省会成都长大。从名义上看，这里是母亲的老家，但其实她和家人也刚在当地定居不久。他们原籍杭州，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沦陷，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被迫背井离乡。他们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摆脱流离失所之痛，甚至连母亲这一代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外祖父常常追忆动荡之前的往事，每念及此，总是痛心疾首。他在学校出类拔萃，本来前途无量，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学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陷入了多年的贫困之中。几十年来，他郁郁寡欢，无法释怀。这种情绪传递给了他的子女，也在某一天攫住了我：沉闷而无言，感觉家在他乡、活在别处。

成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过，在我的童年时期，成都却是苏联式中央规划的完美写照，以围绕城市中心的环路为基本布局，像脚手架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直至郊区。这座城市不仅向四周扩张，也在不断垂直向上发展，设计风格统一的楼房拔地而起，越建越高，直插云雾缥缈的温和天空，四周被盆地所环绕。

高楼大厦横跨地平线，密密麻麻，但设计却平庸无奇；建筑主要由圆形和矩形构成，配以克制的棕色、灰色，醒目的大红色标语有节奏地点缀其中。城市建设缺乏巧思，有一种独特的工业化风格。当然，在狭窄的小巷里仍能看到老城的根基：屋顶低矮，斜瓦层叠，露天庭院掩映在绿荫翠幕之下。但如果鸟瞰城市，其发展趋势清晰可见。仿佛功利主义成了一种城市艺术形式，看似朴素实用，实则暗含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好大喜功的勃勃雄心。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都怀揣愿景奔向现代化，成都也在不断发展，但即便如此，由于缺乏对世界的真正了解，孩子的世界观本质上仍是狭隘局促的。孩子关注身边的东西，只能隐约看到外面的世界。要想看得更远，看到未来的前沿，则需要特殊的影响。

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在完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设计出自己理想的父母形象，那么父亲绝对符合我的要求。这是我对他最高的赞美，同时也是最严厉的批评。父亲英俊整洁，戴着与自己电气工程师专业背景相符的角质框架眼镜，一头浓密的卷发，看起来像个年轻演员或垮掉派诗人。然而，这样的外表掩盖了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他对任何严肃正经的事情都严重过敏，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一辈子都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并对此毫无悔意。与其说他拒绝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不如说他似乎真的觉察不到自己已经成年，好像缺乏某种其他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感知力。他经常突发奇想、随兴而为。有一次，他找来各种零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辆带挎斗的自行车，竟然真的可以骑。他有时会把我放到挎斗里，穿过成都拥挤的街道，带我到他常去的公园或偏远的乡村。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做他最喜欢的事：捉蝴蝶，观察水牛悠然地躺在被水淹没的稻田里，或者捕捉野生啮齿动物和竹节虫，把它们带回家当宠物。

就连外人也能明显看出，我们之间没有传统父女间的等级关系，因为他更像我的同龄人，而不是父亲，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为人父的压力和焦虑。虽然我可以感觉到他很喜欢带我一起出去玩，但他那种乐在其中、心无旁骛的专注让我明白，无论他是有女儿、有儿子，还是根本没有孩子，他都会这样度过午后时光。正因为如此，他为我树立的榜样才更有感召力。在不知不觉中，他向我展示了最纯粹的好奇心。

父亲带我出去玩，不是为了教给我什么东西——他喜欢大自然，但并不是专家——可这种经历却在我心中播下了哲学的种子，成为塑造我人生的最大力量：我对探索自己视野以外的事物产生了永不满足的渴望。与父亲的游玩让我知道，即使在成都这样由人行道和混凝土大楼构成的迷宫里，依然有更多我看不见的东西等待发现。

父亲聪明、爱玩，有时做事不经思考，难免让人恼火。他的性格在我出生那天展现得淋漓尽致。大人们后来告诉我，我出生于距离成都千里之外的北京，这是祖父母家所在的城市。医院离故宫不远，产房在二楼。那天，母亲备受煎熬，但荒谬的是，父亲却姗姗来迟。他迟到不是因为交通拥堵，也不是因为出了什么意外情况，而是因为他一时兴起，去公园观鸟，完全忘了时间。兴趣广泛的父亲还喜欢玩文字游戏，这次观鸟迟到事件让他想到了“飞”字。“飞”意为“飞翔”，写法也宛如一只展翅翱翔的鸟，于是“飞飞”成了我名字的不二之选。这个名字恰好男女通用，也反映出父亲甚至对性别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概念都毫不在意。此外，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叫“飞”的，正好符合父亲标新立异的风格。我的名字是他成为父亲之后的第一个贡献，它朴实无华，饱含了父亲对我的情感。虽然他那天不靠谱的行为让母亲大动肝火，但她也说自己喜欢这个名字。

如果说我强烈的好奇心源自父亲，那么为这份好奇指明方向的人则是母亲。跟父亲一样，母亲的个性也源于自我认知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父亲是迷失在成年人身份中的孩子，而母亲则是困囿于平庸生活的知识女性。母亲天生头脑敏锐，家族智力基因优势明显——她的祖母是晚清时期第一批上大学的女性。母亲从小就自驱力十足，不仅认真学习，而且追求学以致用，希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探索世界的各个角落，并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母亲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中意的大学可以随意挑选，前途无限光明。

但历史对母亲这样的人却另有安排。“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母亲就身陷政治和社会世代斗争的反动一侧。她的家庭出身与国民党有关系，在她自己的政治身份得以成熟之前，命运就已注定。

偏见往往会缓慢而无声地吞噬一个人，母亲的困境亦是如此。没有人以暴力或监禁之名威胁她，没有阴谋，没有丑闻。有的只是老师和教务人员话里话外的消极打击，即使在她成绩最好的时候，也礼貌而坚定地阻止她报考最好的学校。他们对她的否定和冷落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让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笼罩了颓废的阴霾，也加重了外公的愤懑之情，给她平添了上一代人的重担。曾经意气风发、充满活力的她变得麻木，好奇心也被推向了与父亲相反的极端：她跟父亲一样充满探索欲，却缺少了天真烂漫，变得尖锐犀利，令人生畏。成年后的她非常好看，颧骨饱满，眼睛会说话，但在美丽的外表之下，是一股天生的叛逆，注定了她将永远对约束或礼仪规范嗤之以鼻。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挫败感越发严重，她的博学被更简单、更原始的欲望掩盖：她渴望逃离。这个欲望在她心中燃烧，让她的姿态变得拘谨，让她的内心充满狐疑，对人际交往也耐心全无。她想象着逃离自己的工作环境，甚至逃离自己的时代，她确信自己的命运正在别处等待。她感到自己注定要陷入无法慰藉的不安之中，只能等待时机，直到出现通往未知地平线的道路。她明白，这会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她意识到想象力并不受现实世界的限制，因此自幼就沉浸于书海之中。读书为她开启了一扇窗，让她了解自己无法到访的地方、无法感受的生活、无法经历的时代。她热切地与我分享她对书籍的热爱，就像父亲分享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样。她鼓励我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书，而书中的故事越是惊险跌宕，她的热情就越能感染我。所以，我不仅熟读鲁迅的作品和《道德经》等道家经典，也如数阅读了《第二性》《双城记》《老人与海》《基度山伯爵》等西方经典的中文译本。

彼时的我还无法理解母亲渴望逃离的原因，但我读的书越多，就越像她一样，热爱现实世界之外的幻想国度。每当读完一本书，那些故事就会在我的脑海中久久萦绕，仿佛是另一个现实世界在与我所处的世界相抗衡。无论是在步行上学的路上、骑车去公园的途中，还是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我眼中看到的生活日常都与脑中遥远的景象交织在一起：狄更斯笔下英国的鹅卵石街道，海明威书中波涛汹涌的大海，大仲马描写的欧洲海岸的浪漫冒险。这些故事色彩斑斓，让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仿佛是母亲为我拉开了神秘的帷幕，向我展示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对一个已经喜欢把更多时间用于思考而不是交友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邀约让人无法抗拒。

不可否认，父母的性情并不般配，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跳舞，你进我退，虽不稳定，却也平衡。父亲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实则大智若愚。母亲则希望父亲可以把聪明才智运用到家庭生活中，这可以算作一种间接的钦佩和肯定。但两人的相处仍然时好时坏，母亲时常挑剔父亲干的活，父亲有时会缺乏耐心，两人因此发生争执。然而，当争吵平息，父亲经常在母亲不在场的时候跟我说，她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他们婚姻真正的基石是一种特殊的纽带，他们深知，生命中别无他人能够理解。他们对所处世界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感受一致，两人因此成为伙伴，甚至可谓“共犯”，在日常生活中无声地对抗规则。父亲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追求的东西都显得幼稚。在许多同龄人拼命往上爬的时候，父亲很是反感，母亲则对他的态度表示欣赏。母亲虽然略显挑剔，有时甚至太过高傲，但父亲被她敢于藐视社会规范的勇敢无畏所吸引。为了讨领导欢心，他们的朋友经常请客送礼，聚在一起聊的不是这个职务，就是那个头衔，而他们二人则保持自尊和高傲，坐在一旁，并不参与。父亲在化工厂的计算机部门工作，母亲本来是高中老师，后来成为办公室职员，但他们的工作更像是装饰门面，而不是真正的事业。父母的关系潜藏着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们的共鸣虽然不多，却意义重大。

不出所料，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也跟他们的婚姻一样不走寻常路。当时的社会沉迷于向孩子灌输“尊重”的概念，衡量成功的标准与其说是成绩本身，不如说是遵守纪律，认真听讲，赢得老师表扬，但我的父母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有些不以为然，尤其是母亲。她对当时普遍的育儿目标进行了微调，并引以为傲：我当然要努力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但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或者得到任何东西。虽然她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但我能感觉到，她认为“模范学生”和“好居民”等提法带有居高临下的评判色彩。她教导我，我的努力不是为了让老师满意，也不是为了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不是为了迎合某种虚无缥缈的规则。我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

虽然父母跟我之间存在文化断层，但他们真心爱我，为了养育我而辛勤工作。母亲经常会在履行家庭责任时走向完美主义的极端，父亲则漫不经心，我行我素，两人对比鲜明。虽然他们经常争吵，但母亲很少迁怒于我。在教育我的时候，她知道如何有效地调动自己的能量，有时还很有创意。她热切地教导我、鼓励我，尽一切所能武装我，让我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有段时间她对缝纫很感兴趣，于是给我做了很多帽子、连衣裙和裤子。这些服装虽然款式简单，但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做工已经相当精良了。

事实上，外人几乎看不出父母的处世哲学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我们家似乎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新兴中产家庭，虽然还没有被即将到来的消费主义旋风席卷，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幸免于前几代人的困顿之苦。即便如此，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绝不等于逆来顺受，更不能被解读为冷漠无情；他们深知，历史性的变革即将到来，他们愿意耐心等待。

我们家位于成都当时的外环路旁边，小区由三栋一模一样的塔楼组成，我家住在四楼。这个环路是不断扩张的城市边缘，一侧是工业，另一侧是农业。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居民楼也更加注重功能而非设计——白炽灯、水泥地，在现代人眼里或许显得过于简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粉刷墙面，用仿实木或仿彩色瓷砖的贴面板铺设地面，这些装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视觉上的单调，却难以掩盖苏联风格的影响。

父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其次就是我的外祖父母。每到星期天，我们就会走路到几百米外的外祖母家里。我们会挤坐在刚好能容纳下全家人的圆形餐桌旁，一起品尝外祖母精心准备的白米饭、红烧肉、小葱拌豆腐，还有一道特别精致的素什锦。去外祖母家是我每周最期待的事，而这些家庭聚餐也微妙地强化了我们外地人的身份。外祖父母做的饭是老家的沿海风味，浓郁微甜，和川菜的麻辣鲜香形成鲜明对比。直到今天，外祖母做的菜仍然是我最怀念的味道，尽管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来说，这种口味很不寻常。

奇怪的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任何关于祖父母的痕迹。我知道祖父在父亲尚未成年时就去世了，祖母和姑姑住在北京。祖母成长于战乱年代，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因此患有严重的身心疾病。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觉得生活中没有他们有什么奇怪，这与我父亲那不为俗世牵绊的天性相得益彰。父亲的行事方式完全不符合为人父母的要求，而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好像无父无母，这让我觉得有一种奇妙的诗意浪漫。

外祖父母对我的培养方式也契合了父母的价值观。他们对我疼爱有加，但我从来不会觉得因为他们宠我，就不会管束我。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这代人中盛行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是跟父母一样，鼓励我展开想象，并坚守原则：我首先是个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个女孩。跟母亲一样，他们给我买了很多书，涵盖海洋生物、机器人和中国神话等各类广泛的主题。

外祖父母没有儿子，只有三个个性刚毅的女儿，所以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机会。后来表弟出生，家里终于有了一个男孩，但他们对我依然如故。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外祖父母对我的爱。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家门口以外的世界可能更加纷繁复杂。

我在成都就读的学校方方面面都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教育教学，还是课堂布置，都是老师围着学生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从早上一直坐到下午，老师轮流来上课。如果谁有学习天赋，在初露端倪时就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并获得系统的培养，是男生还是女生似乎并不重要（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即使作为孩童，我也能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在乎我们的成长。他们始终勤勤恳恳，是父母和外祖父母之外，第一批为我的健康与幸福投注心力的社会成员。

我们的学习内容广泛而有趣，数学和科学与人文学科交相辉映、意趣横生，涵盖了地理、古诗词和贯穿千年的历史。例如，当得知成都就是著名的三国时期蜀汉的都城时，我觉得非常奇妙。在最好的时候，学校像是对母亲分享书籍和父亲鼓励探索的延续。

令人快意的时光在一个下午戛然而止——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小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在平淡无奇的一天，老师在下课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女生先回家，男生在座位上多坐几分钟。我顿时好奇了起来，于是在教室门口徘徊，藏在了一个能听到老师说话的地方。我听到的那些话让我终生难忘。

“我让女同学先走，是因为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整体表现是不行的。男孩天生就比女孩聪明，数学和科学就是体现你们脑子灵光的基础学科。你们的平均成绩竟然比女生还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借口。我今天对你们非常失望。”

接下来，也许是觉得有必要鼓励一下大家，老师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一些：“但你们也不要自暴自弃。等到了十几岁，你们会发现，周围的女生自然就变笨了。她们后劲不足，成绩会不断下降。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都能更加努力，发挥你们作为男生的潜力。落在女生后面是不可接受的，大家明白了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在此期间，我的脑子中冒出无数个问题：老师真的相信男生天生脑子更好使吗？我们女生真的会长大就变笨吗？难道所有老师都是这么看我的？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吗？我该怎么理解说这些话的竟然是一个……女老师？

又过了一会儿，种种疑问被另一种感觉所替代，它沉重而强烈，从我体内不知何处升腾而起。这种感觉不是气馁，甚至不是感到被冒犯，而是愤怒。这是我不熟悉的愤怒之感——是一股悄然而炽烈的怒火，一种我从母亲身上见过的愤慨，但它无疑是属于我自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我家的公平包容在家庭之外并非理所当然。而老师的这番话并不是性别歧视的第一个迹象，大多数迹象都非常隐晦，甚至难以辨别，比如我会隐约感觉到，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老师更愿意鼓励男生。还有一些区别对待则是不加掩饰的。比如有一次我报名参加一年级的足球比赛——不是“男队”，而是校队——结果却被告知女生不能参加。

老师的话虽然让我震惊，但并没有让我气馁。相反，这些话强化了我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无论周围有什么障碍，都要奋力超越现实，构想出更加广阔的未来。现在我不仅想看得更远，还想走得更远。如果说数学和科学这类领域是属于男生的游戏，那又怎样，学习毕竟不是球赛，他们无法阻止我在这里上场参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赢。

后来，我进入了一所吸引全市优秀学生的中学。在那几年里，对女孩的预设和偏见让我越来越不耐烦，这种情绪已经超出了课业的范围。在同龄人中，我已经有“假小子”的称号，但老师的话仍然在我的记忆中回响，使我把一开始的怪癖上升到了个人使命的高度。我把头发剪得极短，拒绝穿裙子，全身心投入出乎他人意料的兴趣中，尤其是航空航天科学、高超声速飞机的设计，甚至还有不明飞行物等超自然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