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必须提升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所对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当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部落居民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自己必须大力观察并注意细节，这些是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不被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乃是最关键的，并且也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这种方法值得运用于研究日本。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观念是如何怪异，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历联系。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就越能发现这些极为平常的条件。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必须为了生活安排某种模式。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于是一些固定的生活方式就此确立，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视为全世界的基本。无论有多大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融成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越来越相互啮合。一个社会部门发生较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社会追求的是纯粹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之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活动之中。在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民族中，宗教组织必然保留过去年代的语录。无文字的部落则不是这样。但随着社会成员对经济、政治权力的认可日益增长，在那些与此相抵触的领域，宗教势力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词句虽然保留，内容则已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处在各个独立开来的小池之中，它们总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以至掺混而分不开。由于这是常理，学者们越是把他的调查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把握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设立假说并搜集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学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在各种活动中如何自我证明，不管当时是什么样的活动。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怀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颇的观念，不仅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为俄罗斯民族也是如此。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在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只不过因为它并不为我们所理解。

不能指望各民族去解释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学者都努力描述本民族，但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观察自己生活时所使用的透镜都不能为其他民族所用。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任何民族所采用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医生，请他去验明镜片。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做眼科医生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必须同时具备坚定精神和宽容态度。有些心怀善意的人士有时指责我们的坚定精神。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将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他们相信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黑人还是白人，基督教徒抑或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凡是人类，思想追求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这些人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但是将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神经质了。有坚定精神的人认为差异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求同存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态度的发展，对于自己也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任何研究者来说，这类想法都是荒谬的。当然，他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现状僵死、冰封。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世界的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因而即使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标准和不同民族心态下，依然保持自我。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除了坚定精神，也需要有某种宽容态度。只有人们坚定自身信仰，同时又具有宽容胸襟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信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绝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的唯一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展开。这种人绝不会懂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相隔绝。他们的保守甚至达到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的地步，而别无其他选择。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一切民族接受我们所喜欢的信条。但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单脚站立方式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乃是一本分析日本习惯的书，这些习惯是外界极为期待了解，而又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书中包括以下一些场景：他们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等。本书论述的理想依据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经历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如此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绘出日本人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也许最终并未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获得的证词无论如何累加，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譬如，某人何时对何人鞠躬，就没有必要对整个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再有几个确证即可，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中获得同一结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会碰到远比统计证实更艰巨得多的任务。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实的透镜的。他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他们观察生活的焦距和观点。他还必须努力向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生活的美国人解释清楚。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裁夺者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某一位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过于刻意，是多余之举。

美国人之于社会的研究，很少注重开化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全神贯注观点和行为的“碎片”，他们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统计。他们受到数量庞大的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的制约，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公共舆论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应用科学的抽样调查技术，选出人口样本来进行民意测验。此一技术已在美国达到高度完善，能够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各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在实践中被证明很有意义。

美国人可以在本国发起民调，并理解该调查的结果。但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条件，显而易见却无人道及，即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民调结果只不过是对已知事情再增加一些。在了解另一个国家时，首先必须对那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研究，而后民调才能发挥意义。审慎的抽样调查能够得知多少人支持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但事先不弄清他们如何理解国家这一观念，民调结果又能有何意义？我们只有在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之后，才能理解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的看法，要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几乎都认为政府是“不可避免之恶”，因为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一个美国政府雇员来说，也许战争年代是例外，政府官员并不比他在私营企业中任职的社会地位更高。这种对政府的看法与日本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这类看法。他们的观点根植于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根据这些间接表现也可以对该民族的观念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研究。

如同我们研究选举中赞成票、反对票各占比率一样，我们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持基本观点以及他们所公认赞同的解决方式，也需要投入足够多的努力，去仔细、详尽地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其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觉得自己的哪些西方观念与他们不相符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之后，上文曾叙述的西方人眼中许多日本人的行为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逐渐理解，为什么对处于两个极端的行为，日本人却认为是完整一贯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能试图说明原因了。一旦我开始研究日本人，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词句和概念，就变得具有深刻含义，并充满历史的感情。以西方人的道德、罪恶标准去理解日本，其间差距如同大海一般宽阔。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日本——其中有长处，也有短处。

指1905年日俄战争，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爆发战争，双方伤亡惨重，最终在美国调停下议和。（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约翰·恩布里（johnembree，1908—195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1935—1936年以须惠村为典型研究日本社会，写成专著：《须惠村——一个日本的农村》（suyemura：ajapanesevillage，univ.ofchicagopress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