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客在机场外排队等候出租车时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场热烈的阿拉伯语讨论——他曾在这种语言中短暂地成长过。因纽维克是一座拥有大约3500人的小镇，位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北极圈以北200公里处的马更些河三角洲。在这6月的一天，太阳不会落下；每年有30个见不到日出的黑暗冬日。人口构成大约是40%的因纽特人，40%的第一民族，20%的其他人——“其他人”里包括大约40名阿拉伯人，有几个还以开出租车为生。镇中心甚至有一座清真寺——世界上最靠北的清真寺，2010年靠驳船从南部运来的。在访客的耳朵听来，这是加拿大最多元化的瞬间了。
在这个全世界最国际化的国家，这样的场景非常典型。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加拿大20%的人口并非出生在加拿大，而且这一比例逐年攀升。大多伦多地区（现在是北美洲第四大城市区）的半数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这个有着3520万人口的国家（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这个数字比5年前增加了5%）每年接纳30万移民。还有人希望将这一数字提高到45万人，到2100年，让加拿大的人口达到1亿。这相当于每年繁殖出该国第10大城市（确切地说，是安大略省西南部基奇纳-滑铁卢-剑桥三联城市群）的人口。但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按加拿大统计局的预测，2060年，加拿大的人口有望增长到约5000万。这非常了不起。21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将减少，而加拿大还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人口老龄化的世界里，加拿大的老龄化更缓慢，因为移民的平均年龄比一般人口年轻7岁。是的，加拿大人担心婴儿潮一代变老；是的，医疗保健永远承受着重压；是的，政客们激烈争论到底该提高退休年龄，还是增加公共养老金，又或双管齐下。但他们不如其他地方争论得那么激烈。而且，加拿大人一年又一年、10年又10年地接受了让大多数国家（包括南边的美国）民众感到惶恐的移民水平。（重复一遍：按当前加拿大接受移民的数量与其人口的比例，美国每年需要接受约300万合法移民，是现在规模的3倍。）
这些移民是否陷入贫困，生活在犯罪率高企不下、连警察都不敢进入的社区阴森森的公寓楼里呢？显然不是。加拿大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高于本土出生的加拿大人。他们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里做出贡献，也蓬勃发展。多伦多市有260万人口（大多伦多地区有640万人口），一半的人出生在国外，一般而言每年发生的谋杀案不到60起，是全世界第8安全的城市。与大多数加拿大主要城市一样，多伦多是一个充满活力但又秩序井然的地方，各种肤色、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相同的办公楼工作，在同样的街区生活，一起交往，一起享受美食，彼此抱怨人满为患的地铁，享受全世界最多元化城市的生活。
这里透露出一目了然的信息。只要一个国家，希望避免人口下降造成的经济效应（增长缓慢或完全不增长；税基减少，债务增加；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际怨念，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少），就必须采用加拿大式的解决方案：接受每年达到相当于1%人口（或接近此一数值）的移民。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替代率的欧亚各国，都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变得更像加拿大，或是接受人口的减少。然而，这兴许是一个做不出来的抉择。
采访进展不利。一位瑞典记者正在研究加拿大移民政策，给一位加拿大记者打电话，想了解这一主题的背景资料。但两人似乎是在各说各话：来自渥太华的答案，斯德哥尔摩的采访者根本无法理解。最终，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他们对“移民”这个词的含义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瑞典深为本国接纳难民的传统感到自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丹麦籍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人的灭绝营，前往敞开怀抱的中立国瑞典。南斯拉夫的解体带来了10万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波斯尼亚人，向北进入了自己的新家。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秩序的崩溃导致人们逃离家园，寻求安全庇护，瑞典又一次站了出来，在2015年移民危机达到顶峰时，接受了16万名寻求庇护的难民。对于一个只有95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此举非同小可。
但压力很快就表现出来。来自绝望之处的人，到得太多也太快了。许多难民是年轻人。他们能多快学会瑞典语呢？当地有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他们呢？无家可归者增加，失业、犯罪和怨恨也都冒了头。瑞典政府对新移民施加了限制，还给已经入境者钱，让他们离开。保守党派（这里的“保守”，是相对瑞典而言）的平台上出现了反移民群体。瑞典记者想知道，加拿大是怎样年复一年吸收如此多（数十万计）的难民，还成功整合他们的。
加拿大人解释说，加拿大并不是这么做的。通常而言，每年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并走上获得公民权的轨道）的人里，有10%的人是难民；其余的，要么是因为能给加拿大经济增加贡献而获得接纳的移民，要么是那些优秀移民的家人。瑞典记者大为震惊。“瑞典一直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接受移民。”她说。这就是瑞典和加拿大之间的根本区别。加拿大出于完全自私的原因接收移民，这也是加拿大的移民情况运转得比瑞典更好的原因所在。
良好的公共政策总是建立在共同的自身利益之上。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直系亲属，以及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村庄、城镇或城市；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重要性依次降低）。我们当然有同理心，我们当然会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行事。但你只会暂时性地出于正义原因去做一件事，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个对我或我的家人有什么好处？”赤裸裸的自利行为，受少量因素的遏制：在紧急情况下，传统的职责规范，结合集体自我保护的力量，仍然会要求让妇女和儿童先行。但总的来说，有效的公共政策反映了集体的自身利益：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难民和移民问题尤其如此。
在难民危机期间，瑞典每10万人接收了1667名移民，这非常大度。德国接收的移民是每10万人587名。“我们能做到的。”当数百万寻求庇护者涌入德国境内时，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样告诉民众。在整个欧盟境内，每个国家平均每10万人口接收260名移民。但达到平均水平的国家寥寥无几。匈牙利最初接纳的难民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每10万人口近1800人，但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过境前往德国，当该国关闭与克罗地亚的边界时，这一数字迅速下降。其他东欧国家也不见得更加大度：波兰每10万人口接收32名难民；罗马尼亚接收6名。官员解释说，社会服务尚不足以满足本土出生人口的需求，更不必说寻求庇护者了。而且，必须要说的是，许多东欧人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有着同样的反移民情绪。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都冒出了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公开的种族主义政党。
西欧的部分国家也并未表现得更好。英国每10万人口只接收60名难民，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投票决定离开欧盟，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移民不受控制；法国每10万人口接收了114名难民，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我们还看到，2016年就出现了对2015年难民潮的强烈反弹，连最大度的国家也关上了大门。
在加拿大，难民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联邦正在举行选举。斯蒂芬·哈珀的保守党政府一直是支持移民的，还把每年接收移民的水平提高到了自由党前任政府之上。但保守党不怎么欢迎难民，2010年，一群来自泰米尔的寻求庇护者，搭乘一艘生锈的船抵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之后，保守党就收紧了入境规则。哈珀已经掌权10年，不管情况怎样，他都有很大概率输掉选举，但当人们得知，地中海淹死的3岁叙利亚男孩艾兰·库尔迪的家人被加拿大拒收之后，他输就成了定局。哈珀政府明显没有同情心，把选民们赶到了自由党和它富有魅力的年轻领导人贾斯汀·特鲁多的阵营，特鲁多承诺，如果当选，将在当年年底之前接纳25000名叙利亚难民。
2015年11月，特鲁多担任总理之后的第一批动作，就是信守这一承诺，或至少努力信守：严格的安全审查和官僚主义的拖沓，使得到2016年2月，该国接收的难民才达到2.5万人。但人们原谅了他；他们知道政府已经尽力了。官员延长了工作时间；公务员自愿取消了自己的圣诞节假期，全力以赴。圣诞节前不久，总理到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亲自欢迎首批抵达的难民。“你们到家了，”特鲁多对他们说，“欢迎回家。”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截至2016年年底，有5万名中东难民抵达加拿大，仅次于德国或瑞典的接收数量，但远远超过了其他许多国家。而且，加拿大更为慷慨的地方是，这些抵达的难民预计将永久定居。隔壁的美国，人口几乎是加拿大的10倍，接收难民不到13000人。
加拿大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美国，是因为加拿大人更加友善吗？并非如此。只不过，加拿大人懂得，倘若按正确的方式处理，接收难民符合该国的利益。这一课，他们是40多年前学到的。
从历史上看，在接收沦入困境的民众这方面，加拿大的记录甚为丢脸。1914年，“驹形丸”轮船满载着寻找新家的锡克教徒抵达温哥华，加拿大政府将他们拒之门外。更糟糕的是，1939年，一艘载有近千名犹太难民的轮船圣路易斯号抵达哈利法克斯港，加方勒令该船返航。有人问一名加拿大移民官员，加拿大应该放多少犹太人入境，他回答：“一个都嫌多。”最终，圣路易斯号返回欧洲，许多乘客最终死于纳粹之手。
1979年7月，移民部长罗恩·安基跟保守进步党内阁同事们碰头时，大概惦记着圣路易斯号的耻辱。当时，联合国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因为越南内战，数十万越南人乘船逃离了祖国。那些侥幸没有淹死、没被劫匪杀害的人，正蜷缩在难民营，处境困难。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不想接收他们。政府应该听取民意调查吗？内阁成员们陆续到达，每个人都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一个都嫌多》（noneistoomany），这是欧文·阿贝拉和哈罗德·特罗珀对圣路易斯号悲剧的里程碑式研究之作。“我们想要被人叫成是说不的政府吗？”安基问他的保守派同事，“还是成为力挽狂澜的政府？”内阁为力挽狂澜投了票。但它设定了一个条件：加拿大将接纳多达5万的越南难民，但它要求公民和社区组织从民间的角度负担他们的费用。全国上下纷纷响应，教会团体、公益俱乐部、家庭或家庭团体携手接纳了所有新来的人。最终，6万名越南船民抵达加拿大，心怀感激的联合国为此向加拿大颁发了“南森难民奖”。
加拿大人从经验中学到了一些宝贵的教训。首先，难民是了不起的移民。越南人迅速融入了社会；人们开玩笑说，每个街角商店似乎都是一对越南夫妇开办的；20年后，这个国家大学里每一个最顶尖的学生，好像都是那些杂货店老板的儿女。其次，民间援助是整合难民的绝佳方式，因为难民分散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地方社群的妥善支持，避免了贫民窟的产生。民间扶持成了加拿大难民计划的不变特点，尤其是在危机时期。2015~2016年前往加拿大的5万叙利亚难民，约有一半是民间出资负担的。较之经过严谨审查的候选人，准备好并且愿意负担难民的志愿者要多得多。
加拿大人拥抱难民和移民，不是因为他们善良，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欢迎难民和移民符合加拿大自己的利益。这一发现已进入了加拿大历史的dna，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的意外后果，即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加拿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失败的。未能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是加拿大实现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成功的奥妙所在。
1896年，克利福德·西弗顿面临着身为政客有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全新的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不到25年，濒临解体。人们不想住在那里。许多住在那里的人想离开。在南部，从内战中恢复了元气的巨人美国，加速向前发展，数百万人从欧洲涌向美国的海岸，接着前往其西部边境。但加拿大的边境空空荡荡——那儿太冷了，也太偏远了。在新自治领的可定居部分，沿着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北岸延伸，接着扩散到圣劳伦斯河和海洋省份，不少人都在想，加拿大人到美国去赌赌运气，会不会更容易，更赚钱。作家兼权威人士戈德温·史密斯主张，跟美国合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加拿大建国就是桩失败的事业。”在他看来，“从血缘和性格、语言、宗教、制度、法律和利益方面，北美洲大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这两个部分，分明就是一个民族。”加拿大寒冷、虚弱、贫穷——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都萎靡不振，南边的美国却不是这样。自治领新政府刚刚艰难地镇压了西部大草原上梅蒂斯人的叛乱，而大草原上人烟太过稀少，有可能直接遭美国的定居者吸收。加拿大未来的前景看起来不大妙。
但克利福德·西弗顿不愿放弃。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更努力地尝试，这曾是他自己成功的秘诀。西弗顿是加拿大出生的盎格鲁-爱尔兰后裔，19世纪70年代，他十来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安大略省南部搬到了马尼托巴，这让他对英属自治领的腹地和西部边疆都有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患了猩红热，他有些耳聋，但靠着钢铁一般的自律克服了这一不利条件。他是法学院班上顶尖的聪明学生；年纪轻轻就成为熟练的谈判家；对自己揽下的所有事情，都精力充沛、细致彻底地完成，最终获得成功；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年仅35岁，就成了加拿大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魁北克法裔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的内阁成员。想办法增加移民，在美国人到达之前填满加拿大的西部大草原，成了西弗顿的任务。在当时，他的解决方案非常激进：积极招募来自东欧的移民。
在许多加拿大人看来，这个设想简直该死。这个国家的法语区魁北克和其他地区已经分裂，自从加拿大1867年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这种分裂就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存在。批评人士警告说，稀释加拿大说英语的新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会进一步削弱国家凝聚力。新来的移民将是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们永远不会融合。但是西弗顿不在乎；他需要人，而且现在就需要。他取消了移民中介的固定工资，让他们只拿佣金；加拿大政府中涌入了纳维亚半岛人、德国人、巴尔干人、乌克兰人以及其间的各种人，手里拿着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宣传小册子，吹嘘加拿大是“最后也最美好的西部”“全新的黄金之城埃尔多拉多”“富饶的处女地”，受“政府保护”“什么也不用怕”（这指的是来自原住民群体的威胁）。
西弗顿确信，来自经济和政治受压迫地区的贫困农民将拥有意志的力量（真正的绝望），破开大草原的草皮，忍受大草原的严寒。“穿着羊皮袄、生于土地、祖上十代都是农民、有个壮硕妻子、半打孩子，这样的健壮农民，素质很好。”他坚持认为。1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地区还牢牢处在人口增长的第二阶段，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居高不下。在古老的国家，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开垦，年轻男女没什么良好的前景。他们接受了西弗顿的建议。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数百万移民跨过大西洋，来到哈利法克斯的21号码头（这是加拿大移民的入境处，地位相当于美国埃利斯岛），顺着新建好的横贯大陆的铁路，前往曼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与来自美国的新来者混合，他们许多人都是来自欧洲同一地区的移民。西弗顿的赌博得到了出色的回报。东欧人不仅填满了加拿大的西部草原，而且成为加拿大人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评论说，如果没有克利福德·西弗顿，我们就永远不会有韦恩·格雷茨基（waynegretzky）。
人们学到了经验。移民推动了加拿大经济，填补了空旷的土地。是的，他们是异乡人；没错，他们永远不会加入圣公会。由于法国后裔和英国后裔本就彼此疏远，想要融合这些新来的人也没有合适的坩埚，故此，他们保留了许多传统方式，哪怕他们要适应地生活在一块愈发脱离大英帝国独立的全新土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数百万人从欧洲抵达，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侵略带来的创伤，又让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来到了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取代英国成为移民的头号来源。但哪怕移民不停地来，政论家们也对缺乏强烈民族认同深感遗憾。加拿大过去属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现在属于法国人、英国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但有没有哪一种东西，让人们成为加拿大人呢？“唔，至少我们不是美国人。”人们会这样回答。加拿大没有太多可供戴上民族主义帽子的根基。